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位顾客，其中三位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第八位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代：“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侍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疚：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那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是如此的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侍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侍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带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的。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又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