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药方法
1.药物的选择、净洁与去杂关于药物选择，及其净洁、去除方法，历来为医家所重视，《金匮玉函经》对各种中草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或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去茎，又须花须实，依方拣采，极令净洁”。由此可知，汉代对药物的选择、净洁、去除及炮制方法，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尤其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更可以看出在药物制备及对选择药用部分、去除非药用部分的重要性。例如肉桂选择入药时，必须用刀刮去外皮，取其“黑润有味者”。柏皮，必取其附着木干之黄色嫩皮，其黄色嫩皮外的老皮，不可入药，必须去除。大黄和附子，要求“皆去黑皮，刀刮，取里白者”。桂枝的“去皮”是去其“皴皮”，并非去其真皮。杏仁、桃仁“去皮”、“去皮尖”，又必须浸泡，漂去杂质，如不去其“皮尖”，唯恐“耗人元气”。天冬、麦冬“去心”，后人依此引申丹皮、地骨皮皆“去心”。其心，大多属木质，其味偏于酸淡苦涩而差异于药用部分，故后来《本草经集注》认为其心有“令人烦”、“令人闷”的副作用。石韦一药，《金匮玉函经》认为“毛不尽，令人淋”，又说明了毛有副作用。到了唐朝，又增补了辛荑、枇杷叶“去毛”。《新修本草》认为：“毛能射人肺，令咳不已。”麻黄宜“去节”、“先煮去沫”。《金匮玉函经》提出麻黄“折节益佳”，《伤寒论》《金匮要略》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去节”、“先煮去沫”。《雷公炮炙论》认为：“去节并沫，若不尽，服之令人闷。”《本草经集注》指出：“麻黄皆折去节，令理通。”“令理通”三字肯定了纹理能达、易于煮透的重要性，其沫，服之有令人闷的副作用。历代医家对麻黄的认识不一，在临床应用时，发现不但“令心闷”，有时还有令人呕吐的副作用，故用之必须注意。人参去芦，“不去者令人吐”。有些药物还须去其足翅，如虻虫“去翅足”，虫“去足”。清代《修事指南》指出：“去心者免烦，去芦者免吐，去核者免滑，去皮者免损气，去筋膜者免毒害，去鳞甲者免毒存”。总之，从以上所举例子中可以看出，仲景在用药之前必进行选药，选取质量优良的药用部分，去除药物无效或质量低劣，或秽浊枯朽以及有毒副作用的部分。唯有通过这样一个精细的选择过程，才能更好地进行炮制加工，达到用药时既有效又安全的目的。
2.桂枝“去皮”历代方书，凡用“桂”，多指肉桂。肉桂应取桂树的大枝，其皮质较厚，且气味辛香郁浓。方书中又提到官桂，《本草纲目》在“桂”下面的“正误”款下，引王好古的话说：“寇氏衍义官桂，不知缘何立名，予考《图经》，今观宾宜诸州出者佳，世人以观字划多故写作官也。”对此，李时珍又经考证，指出：“此误图经，古观乃今视之意，岭南无观州，曰官桂者，乃上等供官之桂也。”由此可知，“上等供官之桂”，实际指的是食用之桂，即调味所用最佳之上等肉桂。古今削制皆削去粗皮，“取其紫润而有味者”。对于桂枝一药的选择，历代医家亦多论述，如《本草纲目》载：“仲景发汗用桂枝，乃枝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能发散，又有一种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条，尤宜入上焦药用。”李东垣指出：“桂，辛热有毒，阳中之阳也，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肉桂也。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肉桂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王好古指出：“桂枝入足太阳经，桂心入手少阴血分，桂肉入足少阴、太阴经血分。细薄者为枝为嫩，厚脂者为肉为老，去其皮与里，当其中者为桂心……”气味厚薄，则功能有别：肉桂亲下，温补下焦，尤补命门之火，治沉寒痼冷，腹痛泄泻；桂枝亲上，宣发上焦，开腠理，发汗解表，治伤风身痛、恶寒头痛等证。寇宗指出：“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实，皆须此药正合辛甘发散为阳之意。”仲景又指出：“桂枝者，取枝上皮也。”所谓枝上之皮，实指枝梢而言。由此得知，仲景用桂枝，并不去皮。对此，《医宗金鉴》断言：“桂枝汤方，桂枝下有‘去皮’二字，夫桂枝气味辛甘，全在于皮，若去之则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发汗之功？宜删此二字，后仿此。”张寿颐曰：“……其效在皮，而仲景书反去其皮，可悟传抄之谬，无皮为木……”再考《五十二病方》一书，云桂者，凡十一方，无一方言“去皮”。迨到金元《脾胃论》《丹溪心法》《儒门事亲》等书中言桂枝者，无一方云“去皮”。刘完素在《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桂枝汤方剂中桂枝一药下注“去皴”，麻黄汤方剂中，桂枝下注“削去皴皮”。葛根汤、五苓散、桃核承气汤等，其中桂枝均云“去皴”。所谓去皴皮者，指桂枝最外之栓皮毛角秽垢，亦非去其真皮。近年来我们分别对云南、广西、贵州有关桂枝去皮一事向药农、药工、中医师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据调查报告得知，当地从来不言桂枝去皮，并各带回标本样品，二者作了比较，其结果同，皆不去皮。又考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用桂之方，皆书“桂心”二字，由此可以看出，桂枝“去皮”误在于晋，晋之所以误，误在肉桂之去老皮，这是致误的第一点；古之梓版极难，用字极简，书“桂”字注“去皮”，由是又传抄桂枝去皮，此又谬误之第二点。以致千古疑案，不得其解，故作此论而申其说。
3.甘草的“炙”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医学经典著作中，在用甘草时，注明炙用者为数甚多，约有100多处，其中不注生用与炙用者，在《伤寒论》中有甘草汤、桔梗汤；在《金匮要略》中则为数更多，还有的注明要炒用。近阅《五十二病方》，甘草凡四见，既没注明生用，亦未注明炙用。由此看来远古时期甘草为生用，至汉代对于炮制已日趋完善，并提出了甘草的炙炒方法。
甘草性味本属甘平，有通行十二经络、缓急止痛之功，而又善于调和诸药，故热药用之以缓其热，寒药用之则又善缓其寒，寒热相杂，入甘草而得其平。例如附子理中汤，以甘草缓姜附之热；承气汤以甘草缓硝黄之寒；小柴胡汤以甘草既缓柴胡、黄芩之凉，又缓半夏、人参之温。是故甘草，以味为治也。至于甘草，是生用与炙用，应炙与否，必须从仲景组方法度方面加以分析探讨，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发汗解表的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桂枝加附子汤；发散风湿的方剂，如麻杏薏甘汤、防己黄芪汤等，甘草皆炙用。清热泻火的方剂，如白虎汤、芍药甘草汤、黄芩汤、调胃承气汤、栀子柏皮汤等，甘草亦炙用。温中散寒、降逆止痛之附子粳米汤，甘润补中、安神补心之甘麦大枣汤，温补冲任、暖宫散寒之温经汤等，甘草亦炙用。若据甘草生则泻火、熟则温中的道理去分析经方，那么生用熟用，其功效则大相径庭。解表用炙，清热亦用炙，温中用炙，散风湿亦用炙，统观经方，可见仲景用甘草对生与炙，是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的。自汉以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济生方》《普济方》《苏沈良方》《伤寒总病论》《本事方》《三因方》《局方》用治百病，几乎无不用炙，这样在炙法上更进一步复杂化了。《雷公炮炙论》在论述甘草制法时总结了三种方法，曰酒浸蒸，曰涂酥炙，曰炮令内外赤黄。《本草纲目》又多用长流水炙之，或用浆水炙之。后来竟发展到炒黄之后更以蜂蜜炙之。可想而知，甘草也不得不随着这些不同的、复杂的炮制方法而改变其本来的性质了，所谓古人用炙甘草以治百病的说法，已经不成定论，缘何后人仍沿袭这种说法呢？以我们之见，甘草的主要产区为内蒙古、山西、甘肃、宁夏以及东北各省，春秋二月、八月为最佳采集季节，整个华北北部地区，二月尚未开冻，八月已下霜雪，这两个季节挖掘出来的甘草，一般不容易在短期内晒干。况且甘草又多含粉质及糖分，如不及早使其干燥，则容易霉烂、虫蛀。古人为了尽快使其干燥，则分别铡成段，于火上烘烤或火炕上烘干，贮存于通风处。古人不言烘而言炙，不言烘甘草而言炙甘草，为的是将其烘干不致霉烂、虫蛀。由此可见，古人所谓炙甘草，实际上是将其烘干。而干燥的生甘草，其性味甘平冲和，因而古人有“热药用之以缓其热，寒药用之以缓其寒”之说。然而今天的炙甘草，是把甘草炒成老黄色，然后再加蜜炒，这样炮制，甘草便失去了它的甘平冲和之性，所以今人有“生则泻火，熟则温中”的论点，就不足为怪了。
4．药物的“咀”《伤寒论》首方桂枝汤，方后对桂枝、芍药、甘草，注有“咀三味”一词，对此，历代注家持论不一。今考咀一词，，嚼也。咀，含味也。李杲曰：“咀，古制也，古无刀，以口咬细，令如麻豆煎之。”寇宗曰：“咀，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咀，古方言咀，此意也。”如果按李氏所言，那么为什么在同样一个桂枝汤中，生姜要注一“切”字，既说“切”就必须用刀，那生姜质地比桂、芍、甘草松软得多，为什么质地坚硬的反而倒用口嚼，世事岂有如此悖误？考桂枝加附子汤、真武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附子不论生者熟者，方中均注“破八片”，不注咀。既不咀，又不用刀，附子何以破成八片。因此说，若谓古无刀，非也。再追溯桂枝汤，其方非秦汉之作，还可能更早，仲景为汉朝末期之人，那么为什么仍用咀这一词句？想必咀一词在当时已经是品尝药物性味，以鉴别药物真伪之常规方法了，或者说只是沿用古时的一个术语而已。再进一步考查，我国上古时期，溯之夏朝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为九鼎”，可见当时已有铁器制品。医药事业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药物加工也必用刀、铲，而不以口咬碎，这乃是常识。在阅读仲景所列诸方时会发现，凡是属于大苦、大辛、大酸药等性非平和的药物，仲景皆不注以“咀”二字。例如：大黄不咀，吴茱萸不咀，半夏不咀，蜀椒不咀，附子破八片不咀，或生或熟，皆去黑皮，刀削取其里白部分。桂，削去皮，或者削去虚软甲错，取其里有味的部分，由此看来，咀一词，在当时并非以口咬细，而是品尝药物的气味，以鉴别其药物的真伪罢了。
5．药物的制备首先应当探讨的是切法，经方中凡是注有“切”字的，首为生姜，数十方中，无不注一“切”字。如不切为薄片，则不易煮出药味。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中的生梓白皮，也注“切”。如不切为段层薄片，则不易煮透，药味何以释出。人参、黄芪的药用部分主要在根茎，故应去其芦；麻黄如不去节，则不易煮透，故须去节。附子生熟，经方皆注明“破八片”，如不用刀切又怎么能以口咬成八片呢？附子的块茎大约一寸余，切作八片，每一片为一分多些恰到好处。如切之太厚，则药物不易煮透，气味不易煮出；如切之太薄，煎煮又容易溶化为糊状。所以切为八片，虽是约略之数，但是这种制药方法是正确的。
擘法，大凡30余方中，用大枣入于煮剂之中皆注一“擘”字，这是因为大枣质地柔软，只须用手擘破即可，如果不擘破，囫囵入于煮剂，枣皮与肉同时膨起，不易煮透，影响药效的正常发挥。栀子入药也须“擘”，因栀子外皮酥脆，只需以手擘破捏碎便可，如不擘破，煎煮之时，内瓤之气味则难以完全释出。
法，就是当今的轧磨法，如治风湿在表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及防己黄芪汤方，皆注有“右麻豆大”，这样便于煮透。因为轻煮之药，其气轻扬力悍，善于发散肌表之湿。另如桃仁、杏仁须去皮尖，现今用木板来回虽说是，但已不是古人法了。
捣法，即锤杵之法，如瓜蒌薤白白酒汤，在捣瓜蒌时，连皮瓤及子重捣如泥，然后加以白酒同煮，方法别致，与众不同，这样宣阳通痹之力甚宏。然而仲景所示如此良法，今人多不遵从，所以取效甚艰。还有人竟载文说，瓜蒌薤白白酒汤经水煮即可，不用酒煮。这岂不是废绳墨而误后人吗！文蛤散、滑石白鱼散，皆注杵；走马汤中的杏仁、巴豆又注捶，其实杵、捶是同一种方法。凡是取果仁主药，都须捣破果实坚硬的外壳。薏苡仁捣去外壳后名薏米仁，至于火麻仁、郁李仁、冬瓜仁等，捣去其皮后又不易净分，故只需捣破即可。另外还有一些药品，古人以石砸破，今则以刀锤捣碎，如石膏、滑石、赤石脂、禹余粮、代赭石以及龙骨、牡蛎等，道理是一致的。
研法，即磨法，是将药物研为粉末，以利于冲服。如《伤寒论》中的三物白散、文蛤散等，《金匮要略》中的栝蒌牡蛎散、百合滑石散、头风摩散、獭肝散、桔梗白散、硝石矾石散、诃梨勒散等，皆以研法见长。更有杏仁、巴豆，熬黑，研如脂以入丸散，如三物白散、大陷胸丸等。今人所用的杏仁泥、桃仁泥即属此法，这些方法，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6．药物的洗浸泡药物凡注有“洗”字的，经方中有半夏、吴萸、大黄、蜀漆、海藻等。凡半夏入于煎剂，仲景皆注一“洗”字，如大小青龙汤、大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等十六首方剂中，无一不洗。其原因是半夏有毒，有“戟人咽，令人吐”的副作用，所以《金匮玉函经》中有“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的记述。所谓“汤洗”即今之水漂洗法。汉代以后，对于半夏的洗汤之法更加严格，如《千金方》谓“热汤洗去上滑”。《太平圣惠方》谓“汤洗七遍，去滑”。《普济方》中谓“以水浸七日，每日早晨换水足，取出令自干”。《雷公炮炙论》中阐述更加详细，谓“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于中，洗三遍用之”。其他还有“姜汁略浸”，“热酒汤一度”，“酸浆浸一宿”，“白矾水浸七日”，“皂角水浸透”，“米泔浸”等。《本草求真》详述其“同皂荚可治风痰，白矾水淘浸，可治脾胃痰浊，生姜水淘浸，可治寒痰，甘草水淘浸……可解其毒及调制药之性”的不同疗效。张锡纯先生对于矾浸半夏亦有不同看法，他说：“唯药房因其有毒，皆用白矾水煮之，相制太过，毫无辛味，转多矾味，令人呕吐，即药房所鬻之清半夏中亦有矾，以之利湿痰犹可，若以止呕吐及吐血、衄血，殊为非宜，愚治此等证，必用微温之水淘洗数次，然后用之，然屡次淘之则力减，故须将分量加重也。”吴茱萸所以言“洗”者，乃洗去苦味。《雷公炮炙论》云：“凡使先去叶核，并杂物，用大盆一口，使盐水洗一百转，自然无涎，日干，任入丸散中用。”大黄，仲景言“去皮”，清酒洗，指前人以磁片削去黑色外皮，忌用铁刀，以防变黑，清酒洗过，防其虫蛀，从而更好地保持了药物的质量。汉代以后，历有记述，如“酒醋水蒸，从未至亥，如此蒸七度，晒干……”（《雷公炮炙论》）“米泔水浸后令干”（《类证活人书》）、“小便浸，煨热焙干”（《经效产宝》）、“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余经不用酒”（《汤液本草》）、“入手足阳明经，以酒引之，上至高巅，以舟揖载之可浮胸中，本苦泻之性，峻至于下，以酒将之可至高之分”（《本草发挥》）、“酒炒上达巅顶，酒洗中至胃脘，生用下行”（《万病回春》）。又把大黄洗法、浸法，以及蒸法的应用价值推之广泛。蜀漆以“暖水，洗去腥”，因蜀漆有腥味，可产生强烈的致吐作用，所以临床应用时，必须洗去腥味，才能防止呕吐的发生。海藻为海水中之植物，其味带咸，故注“洗去咸”三字，如牡蛎泽泻散。渍、浸、泡三法，大同而小异，不过用水量、用酒量与其他汤液多少不同而已。枳实在四逆散中注“破，水渍，炙干”，栀子豉汤中注“水浸、炙令黄”，缘枳实质地坚硬，必须打破，以水渍或水浸，使其质地变软，方易削制，再易“炙干”或“炙令黄”，使其气味变香，宜以行气，破坚利膈，开胃宽肠，行其滞郁。杏仁“汤浸”，汤浸以后，皮肉松弛，易于去皮尖。赤小豆当归散之赤小豆，浸令出芽“是以通过浸渍，使其生芽以利于解毒化瘀。百合知母汤、滑石代赭汤，以及百合地黄汤，对于百合皆注“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实乃浸泡之法。干百合，质地坚硬，渍泡后，质地变软，出白沫，去其水，实乃淘法去其淀粉，更好地发挥百合甘凉清润之效。乌梅丸之乌梅，又须经苦酒渍之一宿，使其皮肉膨胀，易于发挥效力，以苦酒渍之者，裨其敛肺，涩肠、生津、益肝，以及安胃制蛔之效。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是以取其味薄气扬以清热，亦属浸泡之良法。蒸法，即用锅蒸熟为度，此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优于渍泡法，如大黄虫丸之“大黄”，须“蒸”用，即蒸熟之大黄；如乌梅丸之“乌梅”，须苦酒渍后，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以俾作丸，如不用蒸法，泥不易成。后世熟地、首乌，九蒸、九晒，亦属相沿之良法。
7．药物绵裹入煮法大凡药物本性黏腻者，或矿物药粉碎后煮之易成糊状而影响它药煮沸者，皆用绵包入煮；另外，凡药物有毛刺者，亦宜以绵包入煮。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之石膏，皆分别注以“碎”或“碎，绵裹”；栀子豉汤辈之香豉，煮之易成糊状，诸方皆注以“绵裹”。后世医家宗诸此法，引申其用，如车前子，其性黏腻，必须绵裹后入煮；旋覆花有毛刺，煮后滤之不净，“戟人咽有令咳者”，故医生亦嘱绵包入煮。枇杷叶亦有使其绵裹者，甚至龙骨、牡蛎、龟板、鳖甲，打碎后，亦有使其绵裹入煮者，此皆属良法。
二、炮制方法
1.熬药方法《汤液本草》指出：“方言熬者，即今之炒也。”经方所谓熬药的方法，主要有四点：一是“熬”，即指一般的炒法；二是“熬黄”，即将药物炒熟炒透；三是“熬焦”，即将药物炒得焦脆；四是“熬黑”，即指今之炒炭存性。后两种炒药的方法，即重炒之法。熬药的目的，一方面是降低及缓和药物的毒性，另一方面是矫臭矫味，改变或提高药物的性能。另外，通过这种炒制方法，还能宜于其他如膏、丹、丸、散的制剂应用。列举一般熬法，如经方中的麻子仁丸，其中杏仁“去皮尖，熬别作脂”，即把杏仁炒之微黄色，使其气味变香，杵烂如泥，亦即方书之“杏仁泥”。唯有通过这样的制作过程，才会更好地增强其润肺平喘、止咳化痰的效果；而大陷胸丸中的杏仁，则使其“熬黑”，熬黑气味反而变苦，味苦则降，这样便增强了肃肺降气的功能。大陷胸丸中的葶苈子以“文火炒之粒鼓，有爆裂声，出香气”，唯有通过这样的炒制方法，该药清降肺气、开结泻热的效能才能得以增强；而《金匮要略》葶苈大枣泻肺汤中的葶苈，则“熬令黄色”，该药炒之使黄，其性益猛，则又增强了开肺祛邪、泄肺逐痰的效果，仲景恐其攻泄太过而伤胃气，故佐以大枣，既缓其药性之猛，又固护于胃气不致有伤。这与皂荚丸饮以枣膏意义是一致的。牡蛎性味咸寒，性主收摄，熬后则易于粉碎，唯有粉碎后则易于发挥效能；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以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应用此药时皆取其潜阳镇逆，收敛心气。后世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重熬制，即今之煅牡蛎粉，这样使该药更加强了固精、敛汗、止带作用。另如芫花“熬”，因其芫花有毒，熬的目的乃去其毒性而已。
熬黄，即炒黄，被炒之药物，使其呈现出黄色或黄褐色为度，有的甚至炒之发泡、胀大，或种皮破裂有声，使药物散发出药物的香气。如瓜蒂散中的“瓜蒂”，“熬黄”“炒之令香”，因其瓜蒂极苦，“有小毒”，炒黄其性味稍变香，也便于研为细末，从而更好地发挥“吐风热痰涎、宿食”，以及吹入鼻内取黄水流出，以治“诸黄”的效力；更重要的是炒之令黄，减其毒性以避免损伤胃气。枳实“炙令黄”，实则炒之内心发黄，并“出香气”为宜，这样可以增强该药的效力。经方之承气汤、麻仁丸、栀子厚朴汤，以及大柴胡汤等，皆宗如此炒法，以增强其破坚利膈、开胃宽肠、以行气滞的效果。
熬焦，即被炒之药物呈焦黄或焦褐色，并以具有焦脆、焦香气味者为度，炒焦之目的，主要在于减弱或缓和药物的毒性。例如蜘蛛散的“蜘蛛”，必令炒之焦脆为宜，其他如水蛭、虻虫等，皆遵此法炮制。
熬黑，即被炒之药物表面呈焦黑色，内部则为焦黄或焦褐色，亦即今之所谓“炒炭存性”之法。三物小白散的巴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大陷胸丸的杏仁“去皮尖，熬黑”等，皆属于此类制药方法。《本草蒙荃》指出：“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修事指南》亦指出，“炙者，取中和之性，炒者，取芳香之性”，言虽简而其意犹尽。中药材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大多数的药用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炮制后，才能应用于临床治疗。炮制的目的有五：一是洁净药材，保证药材品质和用量准确及矫臭、矫味，以便服用；二是改变药物的某些性状，以便于贮存和制剂；三是改变药物的性能或功效，使之更能适合病情的需要；四是增强药物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五是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
2.药物的炙、炮、煨、烧法《金匮玉函经》指出：“凡草木有根茎枝叶，皮毛花实，诸石有软硬消走，诸虫有毛羽甲角，头尾骨足之属，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顺方是福，逆之则殃。又须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去茎，又须花须实，依方炼采，削制，极令洁净。”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炮炙方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制半夏”，虽指炮制的半夏，但没有记载具体的制作方法。《神农本草经》始明确指出：“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伤寒论》云其削制，有去芦、去节、去翅足，擘（或劈）、去皮、去心等；水制有洗法、泡法、浸法等；火制有炮法、炙法、煨法、熬法、炒法、烧法等，以及水火共制之煮蒸等法。
炙法：多指烘烤之法，甘草言炙，即属此法，前已述之厚朴“炙去皮”，乃古人以大片厚朴炙香去老皮，今人则先去老皮，然后切成饮片加以炒香。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小承气汤、麻子仁丸等，皆用此药，炒香以取其芳香醒脾，助运化以利气滞。枳实“炙令黄”，大柴胡汤用之以取其破坚利膈，枳实栀子豉汤用之以取其宽中下气，枳实厚朴汤用之以取其破坚除满，大小承气汤、麻子仁丸等，无不取其炒香以行气滞。升麻鳖甲汤的鳖甲“炙”，獭肝散之獭肝“炙干末”，此炙字乃焙干之意。皂荚丸之皂荚“刮去皮，用酥炙”，酥，指牛羊乳所熬之油，亦称为“酥炙油”，《别录》为上品，以炸皂荚酥透出香气为度，勿令炸之焦黑。这一方法对于后世之酒炙、醋炙、盐炙、蜜炙、油炙、姜汁炙等起到了广泛的示范作用。
炮法：指把整块的药物，置之于火灰、热砂、热土或食盐中焙炒，待其发出炮炸声为度。如附子汤、真武汤、桂枝加附子汤等，用附子皆注“炮，破八片”，以其附子力雄，炮之使其力缓，否则其麻醉力较强，性效不逊。干姜炮后，气味转淡，效力更趋于和缓，李东垣说：“至于川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
煨法：似于炮焙之法，将药物用湿面，或湿泥、湿纸包裹，埋置于火灰中，待其发出爆声即可。经方的煨法，例如诃子煨后，其气馨香，这样就增强了固涩敛气的功效，故多用之于久泄、久利、脱肛、肺虚喘咳或久咳失音等症。后世之煨葛根、煨木香、煨肉豆寇，皆效仿于此法。
烧法：即今之煅法，使其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以减少副作用，如鳖甲煎丸中的乌扇言“烧”，乃取其行血并化瘀；滑石白鱼散之乱发言“烧”，即今之血余炭，乃取其止血兼化瘀；蒲黄散之“蒲灰”，即今之蒲黄炭，亦取其止血兼化瘀。另如矾石散之矾石言“烧”。王不留行散之王不留行、蒴、桑东南根白皮言“烧灰存性”，皆取其清热化瘀、宁血止血之效。至于雄黄“烧向肛熏之”以杀虫祛毒，烧散之治阴阳易又当别论。
3.丸药配制法仲景有关丸药配制方法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直捣为丸、炼蜜为丸、枣肉为丸、药汁为丸及米糊白蜜为丸5种。
直捣为丸：即用原方的药物，不掺入任何粘合剂，直接把药捣烂，搓成药丸。这一方法为后世医家配制水丸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抵当丸，以水蛭、虻虫、桃仁、大黄4味，“捣分四丸，以水一升煮 一丸，取七合服之，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大陷胸丸由大黄、葶苈子、芒硝、杏仁四味组成，“捣筛二味，纳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前者抵当丸药物组成与抵当汤相同，以汤剂变为药丸，即变其猛烈荡涤之性而为缓而持久之计。吕搽村所说：“同一抵当而变汤为丸，另有精义……俾有形质相著，得一逗血所，并而逐之，”亦为此意；后者大陷胸丸，而又蜜水合煮，使药力缓缓而行，驱邪而不伤正，亦即峻药缓攻之法，正如柯琴所说：“丸以缓之，是以攻剂为和剂也。”
炼蜜为丸：此法仲景用之最为广泛，《伤寒论》中有3方，即麻子仁丸、理中丸、乌梅丸。《金匮要略》中有13方，即八味丸、薯蓣丸、大黄虫丸、皂荚丸、赤石脂丸、九痛丸、赤丸、己椒苈黄丸、瓜蒌瞿麦丸、半夏麻黄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贝母苦参丸、矾石丸。仲景之所以用蜂蜜配制丸药是因蜂蜜为百花之英，有解毒、活血、润燥之功，例如具有降低和消除药物毒性作用的有大黄虫丸、赤石脂丸、九痛丸与赤丸；具有缓和药性、润肺止咳作的有皂荚丸；具有养血润燥作用的有麻子仁丸、理中丸、八味丸、己椒苈黄丸、瓜蒌瞿麦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贝母苦参丸、半夏麻黄丸等。
枣肉为丸：有竹皮大丸，主治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方用生竹茹、石膏、桂枝、甘草、白薇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以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该方功能退热除烦，安中止呕。以枣肉和丸，方法尤妙，妙在以大枣之肉调补脾胃，以助药力之不逮，即仲景所谓有“安中益气”之功。
药汁为丸：如鳖甲煎丸，“右二十三味，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由于鳖甲之胶为最黏腻的药物，故能领诸药入下焦，发挥效力，攻逐症瘕，和营下气，以治疟母之久结于左胁之下。又如干姜人参半夏丸，方以干姜、人参、半夏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主治妊娠呕吐不止。以生姜汁的黏性，调和诸药，配制成丸，白饮送服，使药留连于胃中，以达调和胃气、降逆止呕之效。
米糊白蜜为丸：如乌梅丸，由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当归、附子、川椒、桂枝、人参组成，“右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等食”。主治寒热错杂，厥，以及久痢。妙以五升米下蒸之，又与白蜜杵之两千下而成丸。正如吕搽村所说：“其妙处全在米饮合蜜，先诱喜，即得之，而乌梅及醋之酸，椒姜桂附及细辛之辛，黄连黄柏之苦，则不堪而伏矣。”后世医家在此方制作方法的启发下，遂以米泛为丸，使其制作与应用更加广泛。
4.捣药为散法经方所言捣药方法，即今之磨轧方法，将药品直接粉碎为散剂。这种散剂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服用，二是用于急救以取速效。在配制散剂的过程中，炮制方法更趋繁多，仲景不厌其烦，皆一一注明，提示后人。如百合“炙”，牡蛎“熬”，矾石“烧”，诃子“煨”，蜘蛛“熬焦”，枳实“烧令黑，勿太过”，王不留行、蒴、桑根白皮“烧灰存性，勿令灰过”，赤小豆“浸令芽出、曝干”，云母“烧二日夜”，獭肝“炙干末之”等等，通过这些必要的炙炼而配制成种种散剂，使其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共有40方，其中3个为重复方。发汗、利小便、表里双解以疗畜水证者有五苓散；发汗、利小便、清热除烦以疗身热皮粟不解者有文蛤散；宣肺软坚，攻利小便以疗大病瘥后，自腰以下有水气者有牡蛎泽泻散；甘寒清热，以利小便治疗百合病变发热者有百合滑石散；引热下行以利小便者有瓜蒌牡蛎散；去湿热，利小便者有蒲灰散；消瘀理血脉而利小便者有滑石白鱼散；清热除黄、利小便以疗黄疸者有茵陈五苓散；通利大小便，以涤蓄结治疗女劳黄疸者有硝石矾石散；益气、利小便以疗妊娠水肿、头眩、小便不利者有葵子茯苓散；健脾、利小便以疗水饮者有猪苓散。以上诸方，无论发汗、祛湿、清热、益气、理血、退黄，均通过利小便而达到治疗目的。其服药方法临床运用灵活，如五苓散以“白饮和服方寸，日三服”，并“多饮暖水”，裨营卫和而汗出，脾气运而小便利；文蛤散“以沸汤和服一方寸匕”；牡蛎泽泻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四逆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三物白散以“白饮和服”。又如活血祛风，主治大风四肢沉重，心中恶寒不足者有侯氏黑散；活血散风，主治偏头风有头风摩散。侯氏黑散以“温酒调服”，主要是借温酒活血行气，通行经络，以助行其药力。摩散属古法，陈修园说：“此言偏头风之治也，附子辛热以劫之，盐之咸寒以清之，内服恐助其火，火动而风愈乘其势矣，药用摩之法，法捷而无它弊。且躯壳之病《内经》多用此法，如马膏，桑钩及熨法皆是，今人不讲久已。又如天雄散“酒服半钱匕”以治阳虚，精气不固；当归芍药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疏肝健脾以疗妊娠腹中痛；枳实芍经散以疗产后腹痛；当归散“酒饮服方寸匕”，从血分调和肝脾以安胎；白术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燥湿去寒以安胎；土瓜根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破瘀通经以疗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浆水甘酸，调中降逆，如赤小豆当归散以“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以解脏毒、肠痈及下部恶血诸疾；蜀漆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以治吐疟之顽痰；半夏干姜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顿服之”，以止呕逆；瓜蒂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少加，以快吐为度而止”，以治宿食在上脘；薏苡附子散“服方寸匕，日三服”，以治胸痹缓急者。其他如桔梗白散治肺痈，薏苡附子败酱散以治肠痈，排脓散以疗脓成，诃梨勒散以固肠，獭肝散以治冷劳，鸡矢白散以治转筋，蜘蛛散以治狐疝，王不留行散以疗金疮，黄连粉以疗浸淫疮，烧散以疗阴阳易，蛇床子散以疗妇人阴寒，由此可以看出，药物通过捣为散剂，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也就更加广泛。
5.膏剂配制法猪膏发煎方：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3枚。“右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该方《金匮要略》主治“诸黄”。程林说：“今猪膏发煎能治诸黄，当是黄之轻者，可从小便而去，至若阴黄急黄女劳之属，岂猪膏发煎所能治乎？医者审之。”本方之主药猪膏，功能润燥以“利血脉”。乱发煎之而成灰末，即今之血余炭。血余炭功能“补阴消瘀，通关格，利二便，治诸血疾”。《医宗金鉴》指出：“诸黄谓一切黄也，皆立猪发膏煎，恐未必尽然，医者审之，此必有脱简也。”凡黄病，以腹满、小便黄、大便秘滞为主症。猪发膏煎，以润而消导，至于病从小便出，理有欠妥。《千金方》说：“大医校尉，史脱家婢黄病，服此燥粪下便差。”《肘后方》说：“疗黄疸者……猪脂一斤，右一味煎成，温令热，尽服之，日三，燥屎当下，则稍愈。”根据诸家的说法，“病从小便出”一语，似有语病。若从此方重在养阴消瘀这个角度上看，瘀欲化而大便必通，而阴气复小便亦自利，但说病从小便出，不说病从大便出，经文必有脱简。猪肤汤也属膏方，主治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方以“猪肤一斤，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猪肤一药，历代医家众说不一，有主张用杀猪时刮下之黑肤者，有主张用皮上之白膏者，有主张用猪项皮者，有主张用肥肉者，还有主张用干煎猪肤者。以余之见，众说皆非，黑肤为污垢之物，岂能入药；肤上白膏几何，亦非净洁之物；肥肉煎之为油，似是而非；干煎猪肤，其味焦臭，难闻已极。以上诸说，非仲景法度，唯喻嘉言心领神会，主张用外皮与水久煮，久煮则猪之外皮熔化为胶汁，即成胶汁，已出清香之味；蜂蜜酿百花之英，已具香味同白米粉，共煎而成，气味馨香适口，若如此法配制，则符合仲景所谓“熬香”之意旨。本方为滋阴润燥、清咽止利之方。猪肤咸寒补肾，白蜜甘寒润肺，****乃稼穑之精，益气补脾，肾得滋而热清，肺得润而咽利，脾得健而利止，热清、咽利、利止，津气来复，诸症得愈。方药配伍之精当，煎煮方法之灵巧，堪为后世楷模。
三、煎煮方法
1.饮品药物煎煮法酒乃熟谷之液，性味多醇正、逊良，芳香适口，尤为疏经通络、活血益气之佳品，现分别论述如下：
白酒：《灵枢·经筋篇》说：“……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且饮美酒……不饮酒者，自强也。”由此看来白酒与美酒不是一种酒，李时珍在《食物本草》中说：“白酒处处有之，以蓼与面为曲，酿糯米为酒母，以水随下饮，初下时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普济良方》说：“糯米一斗，隔夜用冷水浸，次日蒸熟，用井华水，淋下白曲五稠，匀拍在缺边中间留空，得有浆，是为白酒。”丹波氏引《扬州府志》说，“白酒各州县皆有，用草曲，三日可成，味及甘美，少入水曰水白酒，冬月煮过窨之，曰腊白酒。”又引虞天隆《天香楼偶得》，“古人酒以红为恶，白为美，盖酒红为浊，白则清，梁武帝诗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据近代医家考证，白酒即初熟的米酒，因色白，曰白酒。瓜蒌薤白白酒汤，药以“瓜蒌实一枚（捣），薤白半升，白酒七升。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以宣痹通阳，涤痰散结；瓜蒌薤白半夏汤，药以“瓜蒌一枚（捣），薤白三两，半夏半升，白酒一斗，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以通阳豁痰，温中行气。
清酒：仲景亦称美酒、无灰清酒，考之即今之米酒。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煮药，以裨通阳复脉，滋阴补血；胶艾汤“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以活血止血，暖宫调经；当归散以“酒饮服方寸匕，日再服”，以补肝健脾、养血安胎；当归芍药散“取方寸匕，酒合，日三服”，以调肝养血，健脾止浊；下瘀血汤以“酒一升，煎一丸”，引药入于血分，以行气和血，通经逐瘀；土瓜根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以祛瘀调经，和营止痛；红兰花酒，“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以益气行血，祛风止痛；麻黄醇酒汤，“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以宣郁透表，发散黄疸；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以温通血脉，散其久寒；侯氏黑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一服”，以宣通经络，祛风通痹。由此可以看出，古人以酒煮药的历史已很久远，除具有通经络、益气血的作用外，本品尚能升能散，具宣行药势、矫正臭味等功能。后人引而申之，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大凡养血活络、益气通经之方，每多效仿于此，《妇人良方》以酒为药之方甚多，例如：乌药散以“热酒调下”，蠲痛散以“盐酒送下”，没药散以“童便酒调下”，紫石英丸以“温酒下”，神功散以“酒水煎”，地黄通经丸以“空心温酒下”等。
苦酒：即今之米醋、食醋，其味酸略兼甘，其气纯正，入肝经血分，具有收敛、解毒、散瘀止痛、消肿散结的作用。《伤寒论》苦酒汤方后注有“上二味，内半夏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用之以散结祛痰，消肿止痛；又如乌梅丸中的乌梅，“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用以安胃止呕，杀虫止利；黄芪桂枝芍药苦酒汤，“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用以和营扶表，祛逐水湿。
白饮：即白米汤，或糯米汤，味甘平，有助胃气之功。丹波元简说：“白饮，诸家无注，《医垒元戌》作米饮，始为明晰，《活人书》作白汤，恐非是。”五苓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用以助阳发汗。陈修园《伤寒论浅注》说：“白饮和服，亦即桂枝汤啜粥之义也。”四逆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用以宣郁外达，通经散结；牡蛎泽泻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以助利水消肿之功，使水去而津液不伤。
****：即今之米粉，为五谷之精，其气甘温性平，为安和胃气之佳品。猪肤汤“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以助滋阴润燥，和中止利之功。另外，蛇床子散、甘草粉蜜汤中关于****一物，历代医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即铅粉，有的说****即米粉，以孙氏之见，佐以内服药，不宜用铅粉而宜用米粉。但作为外用药的辅助品，铅粉在某种程度上讲亦未尝不可采用，总之以稳妥为是。此外，大青龙汤中有“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之说，对于温粉，当以《千金方》的说法比较可靠，其方为“煅龙骨末，煅牡蛎末各三钱，粳米粉一两。功用，扑汗。和匀，稀绢包，缓缓扑之”。铅，《本草逢源》一名黑锡，铅粉又名胡粉，色黑，亦有色浅而灰者，古人不说是黑粉、灰粉，而说“****”，可知****并非铅粉。《千金》云粳米粉，亦即****。与煅龙骨、煅牡蛎相合，性能温和以扑汗，因此又名之为温粉。
白蜜：亦为稼穑之精气，性味甘平纯正，具有甘缓益脾、安和胃气以及滋阴润肺之功。猪肤汤加“白蜜一升”，滋阴润肺前已述及；大半夏汤，白蜜一升，“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用之以补虚润燥，和胃降逆；蜜煎导方，以食蜜七合，“于铜器内微火煎，当须凝如胶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此亦润燥通便之良法。诸丸配制方法，大多以炼蜜为丸，一是易于贮存，不易腐烂；二是能调和诸药固护胃气。更有以白蜜煎药方法亦属巧妙，如乌头汤、乌头桂枝汤、大乌头煎、甘遂半夏汤都以白蜜煎之，以缓解其药物的毒烈之性。《类聚方广义》甘遂半夏汤注释中说：“此方之妙，在于用蜜，故若不用蜜，则不特不效，且瞑眩而生变，宜遵守古法。”
烊胶与纳饴法：阿胶一药，性味甘平，功效补血止血，滋阴润燥，其质地坚硬如同角质，用时必以烊化入药。炙甘草汤，“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以阿胶滋阴养血以助复脉。猪苓汤“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以阿胶滋阴养血而清心火。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以阿胶补血，治疗产后血虚，“此仲景举例以见其概，非谓产后利疾仅此一方，又非为虚寒洞泻而下利亦用是方也”。大小建中汤，均“内胶饴”，以调补脾胃。饴即今之饴糖，即糯米糖加麦芽酿成，气味甘平，功能补虚建中，缓急止痛，为润肺、止咳之佳品。
2.不同煮药水的作用古人对于煮药所取之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灵枢·邪客篇》中的半夏汤，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扬之万遍”，以疗脾虚停饮，卫气独行于外之“目不瞑”症。仲景则又有甘澜水、潦水、井花水、泉水、浆水、地浆水以及麻沸水等只说，并有详细地记载和应用，现作如下分析。
甘澜水：仲景有“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勺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考甘澜水，又称千里水、东流水或劳水。《本草纲目》说：其“气味甘平无毒，主治病后虚弱。扬之万遍，煮药……最验，主五劳七伤，肾虚脾弱，阳盛阴虚，目不能瞑，及霍乱吐利，伤寒欲作奔豚。”仲景治“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取其活化之水，益其脾肾，调治汗后阳虚，肾水上逆，脐下动悸，欲发奔豚之证。张从正治一尿闭患者，取长川急流水煎煮药材，一饮而溲，亦取法于此。
潦水：即大雨所积之水。李时珍说：“降注雨水谓之潦，又淫雨为潦，气味甘平无毒”，功能“调脾胃去湿热”。成无已说：“仲景治伤寒，瘀热在里，身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煎用潦水者，取其味薄，而不助湿气，而利热也。”虞博说：“潦水者，又名无根水，山谷中无人迹去处，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动摇而有土气内存，故可以煎熬，调脾进食，亦补益中气之剂也。”历代先贤，虽然说法不同，但对该水“内清湿热”的看法是一致的。
井花水、泉水：古人用时颇多讲究，在历代医籍中屡见不鲜。《本草纲目》在井泉水条下说，“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极广，又与诸水不同，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咸，用须煎滚，停一时，候咸澄，乃用之，否则气味具恶，不堪入药……性味甘平无毒，调中下热气，主治酒后热痢，消渴反胃，洗目中肤翳，及痈肿漆疮等。”虞抟说：“新汲井华水，取天一真气浮于水面，用以煎补阴之剂，及炼丹煮茗，性味同于雪水也。”华佗治一妇人病经年，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灌之，良久汗出，以粉扑之而愈。另有百合四方（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黄汤、百合地黄汤、滑石代赭汤）均“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以疗百合之病。这是因为，百合病本是一种心肺阴虚内热的疾病，由于心主血脉，肺主治节而朝百脉，心肺阴虚成病，则百脉俱受其累，症状百出，故云“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其治疗原则应着眼于清理心肺阴虚内热为主，既不可以用发汗法，又不可以用吐越法，仲景以泉水煮药，是因泉水具有养阴清热利尿的功效。
清浆水：又名浆水，前贤之述，见仁见智。《本草纲目》曰：“释名酸浆，引嘉谟云浆，酢也，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酸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之败者害人。”气味甘酸微温无毒，功能调中，开胃止渴，消宿食，解烦；《伤寒类方》说：“浆水，即淘米泔水，久贮味酸为佳”；《本草蒙诠》说：“炊粟米，热投冷水中，浸五六日，生白花，色类浆者”；《医方祖剂》说：“浆水，乃米和曲酿成如酢而淡。”字汇说：“浆，米汁也。”吴仪络说：“清浆水，一名酸浆水，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之败者，害人。”
《伤寒论》枳实栀子豉汤方，“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温再服，复令微似汗”。此治大病瘥后，余热未尽，气血未复，因过劳而复发热，名为劳复之症，用本方疏散郁热，和胃化滞，以浆水煎药，乃是取其酸苦走泄之性；《金匮要略》赤小豆当归散，功能渗湿清热，化瘀排脓，以浆水服方寸匕，以加强清热解毒之功；蜀漆散，功能涌吐疟痰，借浆水酸甘微寒，以固护胃气；半夏干姜散以浆水煮之服，除温胃止呕之外，还以浆水调中而止哕；更有矾石汤，治脚气冲心，以浆水一斗一升，煎三五沸，以浸脚取其酸苦走泄，以清其湿热。
地浆：《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篇》说，“治食生肉中毒方：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澄清汁，饮一升即愈”。《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篇》说，“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治之方：人粪汁饮一升，土浆饮一二升，大豆浓煮汁饮之，服诸吐利药并解”，“食枫柱菌而哭不止，治之以前方”，“误食野芋烦毒欲死，治之方以前方。其野芋根，山东人名魁芋，人种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并杀人”，“蜀椒开口者有毒，误食之戟之咽喉，气病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痹冷，急治之方。肉桂煎汁饮之，多饮冷水一二升，或食蒜，或饮地浆，或浓煮豉汁饮之并解”。
考土浆亦名地浆，《本草纲目》载“气味甘寒无毒，主治：解中毒烦闷，解一切鱼肉果菜药物诸菌毒，疗霍乱及中卒死者饮一升妙”。其他如《卫生宝鉴》《圣惠方》《千金方》《肘后方》《集简方》《集玄方》都附有治疗方法，综而言之，其主要用于治疗霍乱、中暑、烦渴、腹痛、黄鱼中毒、砒石中毒等疾病。
张子和《儒门事亲》有水解篇，今附于下，以供参考：“余昔访灵台间太史，见铜壶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环周，水滑则漏迅，漏迅则刻差，当易新水。余豁然而悟曰，天下之水，用之灭火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罔焉，故蜀江濯锦则鲜，济源烹楮则，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痘，戎之麓伏硫磺，汤可浴疠，杨子宜，淮菜宜醪，沧卤能盐，阿井能胶，澡垢以污，茂田以苦，瘿消于藻带之波，痰破于半夏之洳，冰水咽而霍乱息，流水饮而癃闭通，雪水洗目而赤退，咸水濯肌而疮干，菜之以为，铁之以为浆，曲之以为酒，蘖之以为醋，千派万种，言不容尽，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数名焉，况其他者乎；及酌而倾曰倒流，出未放日无根，无时初出曰新汲，将旦首汲曰井华，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岂烹煮之间，将行药势，独不择水哉，昔有患小溲闭者，众工不能瘥，予易之长川之急流，取前药而沸之，一饮立溲，元畴闻之曰，精乎哉论也，近读《灵枢经》，有半夏汤治不瞑，以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炊以苇薪火，正与此论合，乃知子和之于医，触一事一物，皆成治法，如张长史草书妙天下，得之公孙创器用必亦劳矣，后之用水者，当以子和之言为制，余于是乎作水解。”
3.微火煮药与久煮法《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之方，对于火候煮药的方法述之尤详，不仅总结了汉代以前各个时期的煮药方法，而且发展性地运用于临床实践。综观两书，大部分方剂，其火候煮法各有其重要意义，如首方桂枝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亦“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仲景举其端倪，略之于后。这一煮药的方法，因其风邪在于表卫，药必择其质轻气扬之品，通过发汗解表以散其风邪。关于微火煮药的具体方法包识生氏说，“煮药之法，先以猛火使之沸，水沸之后，则当用微火煮之，一味猛火，流弊多多，故伤寒第一张药方桂枝汤，即云微火煮也。按猛火煮药，一恐药汁升溢罐外，二恐水已干而药味未出，三恐煮燥药焦，四恐气药飞散，太过无力，五恐药汁浓厚难服，猛火煎药可谓有弊无利也。若以微火煮之，利益多多，味多气少飞散，药汁清澄，不易发生水干药焦之患，善于煮药者，药力必全，否则无益”。再上溯历代医家，对于煮药方法均十分重视。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小心老成之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徐洄溪说：“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未者，种种各殊……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二三分，或止煎二三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又如李东垣、沈存中等也都阐述甚详。然其煎法之中肯者，除徐洄溪而尤以包识生氏之论为最佳。至于久煮之法，如陶隐居之“补汤欲熟，多水而少取汁”；吴茭山之“若煎补药，以十分之水，煎取四分之药”；吴仁斋之“若补中温中之药，宜漫火煎服之”；李念莪之“补药须封固，文火细煎”；张路玉之“凡煎补药，文火缓煎”。诸贤之论，不论漫火、文火，更重要的是细煎、缓煎。凡属补益之药，多属根茎与果实之类，仓促之间药味何能煎出，不可与发散之花叶草穗相比拟。如通阳复脉之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纳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温补中气之人参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温暖下元之当归生姜羊肉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降逆安中之大半夏汤，“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举例数则足以说明，对于补益药，只有长时间的煎煮，药味才能全部释放出来，而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另有小建中汤的饴糖，微火消解，柴胡加芒硝汤的芒硝，更煮微沸；桃仁承气汤的芒硝，更上火微沸等，又当别论。读仲景书，如果只注重煮药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去分析病在表与在里、在脏与在腑、在上与在下、在血脉与在经络、病轻与病重、病时长与短、药物的质轻与质重、是花叶草穗还是根茎果实，这些都得灵活掌握，才能不失仲景心法。如桂枝加桂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其用水量与煎煮方法与桂枝汤同，桂枝汤的趋向是调和营卫以解表，而桂枝加桂汤的趋向是降冲逆而温里，既不需啜粥，亦不需温复，只是气味的浓郁与轻薄有别罢了。
另外，关于煎煮药物所采用的燃料，古人有种种说法。例如，火用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桑柴火，取其能助药力。炭，取其力慢。栎炭，取其力强。温养用糠、马屎牛屎，取其缓能使药力匀之意。张路玉说：“凡煎补药，文火缓煎，泻药武火急煎，煎膏用桑柴火最良”；抱朴子说：“一切神仙药，不得桑柴不服”，又说：“马矢煨风痹药，取其性缓，通行经络也，苇薪火炊泻阳药，取其轻扬，不损药力，二者皆内经法也。灯火灸治小儿诸惊，以及头风脑痛、风痹缓急，以油能解风毒，火能通经络也”。今之城乡煎煮中药者多用煤火、煤气，难以寻觅陈芦枯竹及苇薪桑栎，总之，以不失法度为宜。
4.去滓再煎法徐灵胎于小柴胡汤方后注，“去渣再煎煮，此方乃和解之剂，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古圣不但用药之妙，其煎法俱有意义”；《古方选注》说：“去滓再煎，恐刚柔不相济，有碍于和也”；戴北山说：“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剂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左季云说：“少阳经用药，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汤以和之，然一药之中，柴胡欲出表，黄芩欲入里，半夏欲祛痰，纷纷而动，不和甚也，故去滓再煎，使药性合而为一，漫无异同，俾其不致债事耳。”综以上各家所说，重点突出一个“和”字。考小柴胡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二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大柴胡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柴胡桂枝干姜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分析以上三方均以和解少阳为特点。若从方药功能方面分析，小柴胡汤和解少阳而出表，从太阳而散；大柴胡汤和解少阳则从阳明而解；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少阳又兼治水饮。还有半夏泻 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也都有“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之说。再以方药功能分析，半夏泻心汤主和胃开结泄痞，治少阳误下，胃虚呕逆；生姜泻心汤主和胃散痞，治胃虚伤食；甘草泻心汤主调和胃气而除痞，治胃气重虚，客气上逆。三方均去滓再煎，浓缩药汁以调和胃气，使药力和缓而持久。此既《伤寒分经》所说“全藉胃中天真之气为斡旋，盖取和之为义耳”。近人张吉良氏研究报道显示：“去滓，再煎，这样可以得到浓缩高度，体积小的制剂，便于病家服用，其所以要这样做的决定因素，在于小柴胡汤证本身有‘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之症，大约有呕吐、恶心症者，总不宜再进大量汤液，故必须去滓再煎以浓缩其量，……但是如果病情需要浓煎，而方药本身又可以久煎的话，那么就不必去渣，而可以直接加以浓煎。”去滓再煎的方剂，经方中还有旋覆代赭石汤、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医者在临床应用时，都应该遵循这一“去滓再煎”方法，方可显示出方药疗效的优越性。
5.先煮后下法煮药方法的先煮与后下，《伤寒论》与《金匮在略》两书中记载尤详。如麻黄汤，“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二升半”，所以先煮麻黄，是因其麻黄煮出之沫有“令人烦”的副作用。仲景用麻黄诸方，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桂二麻一汤、越婢汤、麻黄加术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都注明“先煮麻黄，去上沫”；葛根黄芩黄连汤“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葛根先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葛根纤维密集而坚硬，久煮才能把药力煮出；茵陈蒿汤的茵陈，“以水一斗一升，先煮茵陈减六升”，是因茵陈久煮，可使其清泄湿热、祛除黄疸的作用耐久不尽；栀子豉汤类方“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纳豉”，先煮栀子，是因豆豉易煮，而栀子较为耐煮的缘故；紫参汤“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纳甘草”。亦是因甘草易煮，而紫参耐煮的缘故；甘草粉蜜汤“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纳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一是因甘草比其他药物耐煎，二是因甘草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小陷胸汤“以水六升，先煮瓜蒌取三升”，先煮瓜蒌的原因是取其力专而任重之性，以开中焦之结气；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以水一斗一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先煮蜀漆，是为了加强蜀漆“疗胸中邪气”以及“能驱逐痰水”的作用。此外，在一方之中，药量独重或属主药者，必须先煮。如酸枣仁汤“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酸枣仁用至二升，为使其药重而力专，故必先煮；苓桂甘枣汤“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茯苓用至半斤，亦因药重力专，故亦先煮。
药之后下者，如大承气汤“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柯韵伯说：“大承气汤之先后作三次煎煮，何哉？盖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钝而和缓，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满也。”大陷胸汤“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此与大承气汤法同。又如柴胡加芒硝汤、桃核承气汤、大黄硝石汤等，皆后下芒硝。茯苓戎盐汤“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桃花汤“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用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加入猪胆汁，分两次温服”；白通加猪胆汁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这些方剂中的戎盐、赤石脂，所以要后下，其原因是该药容易溶化；猪胆汁、人尿所以要后下，其原因是取其新鲜而力速。另有一些质轻气扬之药以宜后下，是为了避免使其药性耗散。如桂枝人参汤“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参术姜草先煮以取其味，用以温中止利，桂枝后下以取其气，用以行阳解表。更有大小建中汤的纳饴，以甘温补中；炙甘草汤、猪苓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以阿胶养阴润燥，均属后下之方。饴糖、阿胶之所以后下，一方面因其性粘腻，如同它药一起煎煮，它药均被其粘，不易煮透，另一方面因其易于溶化，故必须后下。由此可以看出，仲景运用“先煮”与“后下”这一煮药方法的重要性和灵活性。
6.分煮合服法分煮和服的方法，是把一方中的多种药物分别煮成汤液，然后再把分煮的汤液混合在一起温服。《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篇之百合知母汤，“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另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然后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滑石代赭汤“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另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服”。这种煮药方法，是针对疾病在某一时期中患者有几种不同的证候表现，在一个方剂中同时又具有两种或几种作用，又不使其药效相互抵消，而采用了这种微妙的煎服方法。此法是借用了泉水“性味甘平无毒，调中下热气”之性以煎百合，具有养阴清热之功。又别以泉水，煎煮其他配伍之药。再合和重煎，妙在使用其诸药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各发挥其个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如百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