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解密的档案终于给出了答案。沃尔夫之所以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有“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杜勒斯在瑞士任战略勤务办公室特工时与沃尔夫建立起来的；其次是沃尔夫在二战结束前夕安排入侵意大利的德军投降，多少算是“有功之人”，所以也被免了上审判台的命运。
新解密的档案和文件说明，美英等二战盟国在战后曾有计划、有步骤地网罗成百上千名头号纳粹科学家，甚至帮助一些双手沾满犹太平民鲜血的纳粹冲锋队官员逃离欧洲、前往南美以换取他们的合作，这与后来于20世纪80年代在南美抓捕隐藏的纳粹分子有因果关系。
针对这样一个关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总统评价的问题，更多的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有关“盟国国家领导人对种族大屠杀一事一无所知”的历史应该重写；另一些激进的史学家甚至建议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对在大屠杀中遇难的欧洲犹太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大塔里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指定的专门评价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的两名专家之一。他坦率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意大利犹太人的生命，或者最起码引起意大利犹太人的警觉，使他们有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损害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此外，解密的资料还显示，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确是有想发表声明的念头的。当时他曾和外交大臣艾登商量说，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谴责纳粹种族大屠杀暴行的声明。艾登却坚决反对丘吉尔发表类似的声明，认为这样做不但无助于盟国阻止纳粹的种族屠杀，也不利于盟国赢得这场战争。
于是丘吉尔再度选择了沉默
美英两国政府迟迟不公布这些绝密档案资料的做法遭到部分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众所周知，美英两国政府向来都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二战期间美英两国国防部。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安全机构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守口如瓶。而实际上，这些学者怀疑美英政府这么做的动机一半是出于维护两国战争领导人的形象的考虑，另一半则是两国政府不想由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英美两国领导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却不惜以牺牲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为代价，实在令人齿冷。其实两国领导人的狭隘民族观岂止是断送了几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他们还用贫弱国家的领土主权做交易，以保护自己国家的私利，这不是同样令人气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