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陈公博还主张一打，他认为，“这次上海战争，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其间，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募捐了1万枚手榴弹。但“一·二八”淞沪战役以《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陈公博奉命北上犒军。陈公博刚到北平，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大为恐慌，他判断，“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这是陈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恐惧和对抗战的失望，而“外交途径”，则成为之后陈公博抱定的解决宗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也上诉国联，请求调解中日争端。最终日本接受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蒋介石表示了抗战的意向，但也企图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冲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月下旬，德国开始调停。
当年11月5日，日本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正式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介石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参加者有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白崇禧说：“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随着日军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与军方气焰更嚣张，胃口更大，国际调停毫无结果。
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一批文武高级人士。
国民政府的求和姿态对这批高官影响巨大，和谈的破裂和日本军事上的持续进逼却又使他们更加对前途绝望。周佛海回忆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则干脆提出承认满洲国。
而9月底，随着上海战事渐趋不利，亡国之忧笼罩在南京的“急和派”们头顶。9月，国民政府宣布西迁，周佛海日记中写道，“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此心情想必并非周佛海独有，而“急和派”们心有戚戚焉。
“急和派”们悲观的心理，可能成为其中某些人日后转为汉奸的前兆。
陈公博虽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但他的思想转变已和低调俱乐部渐行渐近。
更为重要的是，低调俱乐部已逐渐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有意推汪与日谈和，在领袖和主和这一点上，陈公博与低调俱乐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后来脱离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书中，对低调俱乐部成员和“急和派”评价：“这批人士只是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
在日渐浓厚的失败阴影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逐渐丧失了政治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