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夫妇不关心政治，但喜欢结交朋友，而不问其政治倾向，不问其当权还是失势，在朝还是在野，也比较同情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1902年，上海南洋大学堂（上海交大的前身）发生学潮，数十名学生愤然退学；又有上百名留日学生因反对帝俄侵略东北而被日本驱逐回沪。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以安置这批大学生。他们经黄宗仰牵线，请哈同夫妇捐助了500两银子，使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得以顺利成立。这两个机构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后爱国学社利用《苏报》宣传反清反帝革命，1903年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报社和学社被查封，章太炎和邹容入狱。哈同夫妇仍不避嫌疑，出钱维持爱国女学。
清末和民国时期，“五卅”前，外滩公园和其他一些高档消遣场所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哈同对此是颇为反感和反对的。哈同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外表上介于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也遭到欧洲白人的排斥。哈同婚前已是高级职员和百万富郎，也还只能娶个黄种人姑娘，尽管罗迦陵也很漂亮、白晰和丰满。哈同夫妇愿意和中国各式人物交往，也与他们的民族感情有关。哈同夫人还喜欢与上层人物结交。1909年，她专程去了一趟天津，拜当朝隆裕皇太后的母亲为干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的李燮和等在上海首先发难成立了军政分府，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后来起义，也成立了都督府。双方因两雄不并立，差点火并。主要靠识大体的光复会领袖蔡元培的劝导，黄宗仰在哈同夫妇同意下约请两会在沪核心成员在爱俪园茶叙，双方才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协定。
1911年12月25日，中山先生从欧洲回到上海，同盟会和1上海各界假座爱俪园欢迎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都参加了在爱俪园的欢迎集会。
1911年11月，章太炎住进了爱俪园。他向哈同借了60万两银子（合90万银元），交给李燮和扩充队伍，添置武器弹药。李部扩充后与其他各路民军一起会攻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这笔巨款后来不管是否偿还，它都是哈同对中国旧民主革命的一次大力支援。后来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再次入狱。袁死后章出狱回到上海，又住进哈同花园，并在花园内完婚。
1912年的南北议和名义上在英租界议事堂举行，但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南方首席代表伍廷芳主要在爱俪园谈判。
民国初年，先后当过上海护军使、又先后或任浙江督军的杨善德和卢永祥都与哈同关系密切。杨还把一个儿子过继给哈同夫妇，长期寄养在爱俪园。后来这个儿子还与哈同夫妇的一个义女联姻。哈同夫妇也借这层关系，在西湖边买了几亩地，于1918年建了一个行宫“罗苑”。甚至远在广东的陈炯明也和哈同家的总管姬觉弥兄弟相称，鸿雁常通。
清末的总督、尚书，民初的护国护法元老岑春煊与哈同夫妇的关系也很深。武昌起义一起，岑就被袁世凯排挤，成了上海滩的寓公。护国战争爆发后，岑赴粤参与。行前哈同赠予他4万银元，还把岑的家属接进爱俪园保护。岑去后当上了护国运动中枢机构“军务院”的抚军副长。这是哈同对旧民主革命的又一次支援。在紧接着的护法战争中，岑又当上了护法军政府的最高职主席总裁。1918年底到1919年9月的南北议和再度在上海租界举行，爱俪园再度成为南北双方秘密谈判的重要地点。南方代表中有哈同的老朋友章士钊等，故南方代表也常在爱俪园聚会，下榻。
北洋军阀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当总统时，均授给哈同各等勋章。其中黎和曹授的是一等；这是北洋政府授给文官和外国使节的最高勋章。
1921年，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乌目山僧因受姬觉弥排挤离开了爱俪园，以后不知所终。哈同夫妇与革命党的勾通少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1923年，哈同夫妇进京拜见了逊帝宣统，皇太妃赐封罗迦陵为一品夫人。北洋总统曹锟顺便召见了哈同夫妇，给哈同授勋，以感谢他在直皖战争时支援过直系50万元，并想再敲哈同一笔竹杠，但这次哈同拖了过去。
哈同此次北行后，因车马劳顿、饮食可能不洁，再加已是74岁的老人，便大病了一场。病好后身体不能复原，交往也就少了。1931年哈同在82岁的高龄上病逝。
在与哈同交往较多的中国要人中，进步的革命的，顽固的反动的都有。在与后一类人的交往中，哈同只与他们合伙作生意赚钱，从未参予反革命活动，也未资助过反动派打革命党。在与前一类人的交往中，哈同则多次资助革命派，他幕下的黄宗仰则多次参与革命活动。所以哈同对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是有一点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