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王铭铭在《由张光直想起的》[11]一文中提到他多年前曾经看过张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名为“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在文章的开头，张先生列举了我们今天还在思考的问题：
（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有没有考古学的地位？
（二）如果考古学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话，有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三）考古学的建设是不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上面能够作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独特的贡献？
张先生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来证明“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类学’，考古学应有一席之地”。从考古学“发掘”出的具有一般社会理论色彩的文明论，既说明考古学研究的成就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必然有它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要得到创建，就需要打开学科的门户，使自己脱身于人类学家曾经为自己设下的框套之外。王铭铭借用一些人类学研究的新事例来进一步思考和反思张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认为僵化地坚持固有的“民族志传统”，而无法洞察“文明的进程”及其文化结果的“人类学”，不仅无助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且终将使这门学科失去洞察“社会事实”的能力而落入“坐井观天”的境地。因此，人类学家应“把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国史学研究作为严整与创造一般理论的一个基础”，从而对于社会科学的文明论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到底“人类学的文明论能得到多大的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富有风险地落在了新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身上。”
四、张光直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
2001年新年伊始，就在全国人民张灯结彩准备欢庆节日之时，大洋彼岸却传来噩耗，张光直先生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令人不胜唏嘘。学界学者们纷纷撰文怀念，都称他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桥梁”和“沟通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窗口”，的确实至名归，非常贴切。
张光直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如此重要的评价，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他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东亚、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广大地区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先生作为中国大陆以外世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学贯中西，通达古今，以人类学眼光、世界性视野、整合历史的角度，一生贯彻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的考古探索，为中西考古学交流搭桥铺路。张先生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上。
（一）治学精神
张光直先生在台湾接受高等教育，赴美国深造并长期在美国的名校耶鲁和哈佛执教，对于中西文化的教育和治学方法比任何人都有深刻的体会和发言权，所以他对国内年轻一代学者治学方法的谆谆教导，显然值得我们深刻的领会和身体力行。
张先生在他《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一文中，对于年轻一代学者的成才和治学途径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告诫。
首先，他说假如想发财，最好不要学考古学。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就我本人所见和体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考古学是辛苦而又贫寒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乐趣在于探索过去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其次，张先生拿自己作为例子，说他这一代的老年学者有一些不良习惯，背着沉重的包袱，在一个小圈子里工作，有种种恩恩怨怨，人和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他劝年轻人千万不要卷入，尽量躲得远远的。
再有，张先生最反对国内考古学界的传统师徒关系，建议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去许多老师那里汲取每个人的精华，然后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否则跟着一个老师，至多跟他一样，这样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张先生还要求多读考古学以外的书，考古不是简单的挖死人骨头，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这个建议我觉得点到了目前考古学训练的要害，没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没有其他技术手段的帮助，仅仅将自己的知识局限在史学和考古学中，研究水平是无法提高的。
最后，张先生要求弟子们了解世界考古学研究的现状，不要念念中国的材料就满足了。他强调了现代科学发展横向比较和借鉴的重要性。如果只会纵向比较，对别人的进步和成就一无所知，那就变成井底之蛙了。
在《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的访谈录中，张先生将西方的和国内的教育方法进一步作了比较，认为学生要把所有老师的学问都学到肚里，消化一番，形成自己的见解，应当比老师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承虽然有优点，同时也有很大的弊病。好处是可以把一个老师的长处学得比较彻底，但是像学武术一样，纵然把他老师的武艺学的很精，也很难超过先生。如果借鉴其他的学派，与师承的本事糅合到一起，才能进步。例如，他本人在美国和新考古学派进行辩论时，强调考古学的文化历史学目的，和新考古学倡导的一些激进论点有冲突，所以自然被认为属于传统学派的代表。然而，张先生自己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超越了新考古学研究局限于生态决定论的阐释方式，对考古材料中的艺术、宗教和象征意义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在《与张光直交谈》这篇访谈录中，张先生也重申了他的治学态度，认为应当鼓励学生至少深入研究一个在他们专攻领域之外的领域；应当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不断思考通则性的问题。
另外，张先生还有定期修改自己书的习惯。他的大作之一《古代中国考古学》自1963年出版以来风行欧美，几乎每隔6年就要修订一次，把期间出版的新考古材料收录到书中，增加了书本的前沿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成为了解中国考古学最为精彩的一本书，它帮助无数的西方读者了解东方的伟大文明，使许多西方年轻的学子将专攻中国考古学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可见先生自强不息，从不固步自封。
（二）人格魅力
凡是与张光直教授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究竟张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哪里呢？
1．爱国精神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毫无疑问的是台湾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部分真人真事为依据，创作了几篇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发表时却以“吴襄”为笔名。经张先生家人证实，“吴襄”即“无乡”的谐音，作者以此寓意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虽说“没有家乡”，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张先生的言语举动中看出他一直心系着祖国。他就曾在1995年7月10日台湾《联合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直白地坦言过：“我是中国人，爱国是天经地义的”。
2．教书育人
张先生培养过许多青年学者，他对他们的殷切教诲和热心帮助，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学术生涯。像傅宪国、陈星灿和焦天龙等人，在哈佛大学进修或读书期间，张先生均为他们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并亲自指导学习和积极帮助争取奖学金以完成学业，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同时与内地学者保持通信，时刻关注国内考古研究新动向。除此之外，他还常常给年轻人安排专题讲座。以上表明张先生对于青年考古工作者的热情爱护和积极关怀，因而受惠者甚众，决不限于这里所举的区区少数。
当然，张先生的人格魅力决不仅限于此，他的正直、诚信的优秀品格也时刻熏陶着周围的人。学者朱青生评价道：“念（张光直）先生温于和世，文以问学，敦为诚信，厚用待人，而如此种种一旦被我们后学觉识到了，就是后学之于后学的春雨，也是后学之于后学的渊源。”我认为再恰当不过了。
张光直先生走了，走了整七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坐船去了。并且是带着“几许惆怅”和“几许遗憾”去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想，大概张先生一生漂泊，虽在异国他乡成就卓著，但是毕竟还是像没有根的浮萍。坐船是很孤独的，常常充满思乡的离愁，环顾左右，自己好像是一个“文化难民”。坐船还充满风浪，你想奋力划向一个目标，但是风浪会无情地将船头打往另一个方向，有时，满心憧憬的前方却又是一片令人空欢喜的海市蜃楼。坐船，使人感到大自然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体会到个人力量的微薄和力不从心的无奈。张先生到了晚年，对他来说自己个人的名利已无所求，所以这种惆怅和遗憾的心情的表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己没有对中国考古学竭尽绵薄之力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感伤。
张光直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科学家，他满腔热情地推动国内考古工作的发展，却每每换来“墙外行人”般的冷遇和奚落。他呕心沥血选送培养后学，又遭遇到“有心栽花花不发”的尴尬，其晚年的惆怅和失望令人同情，也令人扼腕。但是张先生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他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他不懈促成中国考古学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努力，和他毕生的成就已经成为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着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2]张光直著，曹兵武译，陈星灿校．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3]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C]．文物出版社，1986．
[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张光直著，张良仁、岳红彬译．商文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7]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8]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0]陈淳．张光直先生的遗产——中国考古学的第二次西学东渐．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P676～693．
[11]王铭铭．由张光直想起的．漂泊的洞察[C]．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P250～262．
附录1：
张光直学术年谱
1950年，考入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师从著名的发掘安阳殷墟的学者李济先生。
1954年，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其学士论文主要是对龙山文化进行探讨。
1955年，负笈留美，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跟随莫维斯（H？MoviusJr．）、克罗孔（C？Kluckhohn）、魏利（G？R？Wiley）和瓦德（L？Ward）等人学习研究生的课程。
1960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1年～1977年，曾历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
1970年，推动“浊大计划”，其意图是以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多学科（包括自然、行为和历史科学）整合方式，研究浊水溪、大肚溪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意在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局限，探讨乡镇甚至更大空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构拟区域文化史。
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员院士。
1977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
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1981年～1984年，担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
1986年～1989年，担任东亚研究安理会主席。
198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并担任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帮助建立了“台湾史研究所”。
1994年，田野课题是“大邑商的考古学探索”，张开始在河南商丘一带与美方合作发掘，并两次亲临工地操作，试图寻找先商都城和宗庙遗迹。
附录2：
主要著作一览表
1．理论著作类：
《古代中国考古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2．中国文明专著类：
《商文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中国青铜时代》（一、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3．随笔及自传类：
《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番薯人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作者简介]冼奕（1983～），女，汉族，广西南宁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