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清华
许烺光（FrancisL．K．Hsu1909～1999）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家，以研究民族心理、国民性见长。心理人类学理论和大型文化的比较是他的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他选择了亲属关系作为研究中国及其他复杂的现代国家的概念，并提出了“二人关系”或“轴”的理论，并把这种从亲属关系推论文化行为的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多国的民族性的比较中，深入地探讨了相关国家的民族性的表现，在民族性格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还提出了东西方对比的理论，在其学术巅峰时期提出PSH原理即：“心理——社会均衡”，这也是他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
一、许烺光介绍
许烺光先生
（一）生平简历
许烺光，美籍中国人类学家，1909年10月28日出生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的庄河，1933年自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毕业，1941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任教于国立云南大学（1941～194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4～1945）、康乃尔大学（1945～1947）、西北大学（1947～1979）。退休后转任旧金山大学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并参与旧金山州立大学及夏威夷大学研究工作。1999年12月15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0岁。
（二）治学和工作经历
许烺光（FrancisL．K．Hsu），少年在哈尔滨高中学习。193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大学二年级时“七七事变”起，从此与父母失去联系。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从事国际救援活动。1934～1936年在北京联合医院任“社会工作员”。1937年获“义和团事变英中赔款奖学金”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随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1940年通过博士论文《中国南部家庭的功能》。1941年取道南非——印度回国，在当时设在昆明的国立云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讲授社会学和人类学并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室（魁阁）工作，1943～1944年间曾担任该站代理站长。1944年受美国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林顿的邀请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讲师，并跟随林顿攻读心理人类学。1945～1947年任纽约州科奈尔大学副教授。1947年到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设在埃文斯顿）任教，1955年升任教授。1957～1976年任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7～1978年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78年退休，1978～1982年任旧金山大学“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以后从事精神心理学方面的顾问、演讲和著述。他也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和印度人类学调查部等地从事研究，担任美国劳工部和一些精神病医院的顾问，并在美国许多地方发表学术演讲。游历过亚洲、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和北美许多地方，曾在下述地方做过田野调查工作：中国中北部（1935～1936）、西南部（1941～1942，1942～1943）、夏威夷华裔居住区（1949～1950）、印度（1955～1957）、日本（1964～1965）。曾任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夏威夷州立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加尔各答大学、中国台湾和香港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
二、部分代表作的主要内容
（一）《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
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49年英国再版，1967年修订本将副标题改为“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性”。《祖荫下》（1948）描述云南大理西镇（即今喜洲）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仪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汉人）传统的家族和亲属制度，在许烺光的眼中，当地人生活在具有浓重中国家族传统特色的“祖荫下”。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交待了田野工作和方法论，第二章为“阴宅和阳宅：世间和另一世的住宅”，第三章为“在祖先的屋顶下生活”，第四章为“延续香火”，第五章为“祖祖辈辈的繁衍”，第六章为“先祖们怎样生活”，第七章为“与祖先的交流”，第八章为“走祖先的路”，第九章为“祖荫”，第十章“文化与人格”。
《祖荫下》中作者紧紧抓住了中国文化的命脉，祖先像一棵大树荫庇着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的子孙悉心供奉他们的祖先，作者用详实而细致的田野民族志资料充实了这样一个命题——正如中国的那句古话：“大树底下好乘凉”。书中关于西镇的生计生活、婚丧习俗、育儿方式和祭祖等等的描述，提供了当地人在祖荫下生活的图景。
许烺光认为西镇的“同一个屋檐下的分家”（dividedunderthesameroof）是一个家户，它实现了一种大家庭的理想（bigfamilyideal）。《祖荫下》中，许烺光以42个个案中的“Yi”、“Ch”、“Na”三家为例，阐述他的上述结论。许烺光向我们提供了西镇“民家人”家庭形式的一幅图景，它既带有中国汉人社会所要求的追求大家庭理想的印记，又充分具备背离与主流对话的地域和族群文化的整合性。
（二）《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ExorcisingtheTroubleMakers：Magic，ScienceandCulture）
许烺光将1942年在西镇目睹的一场霍乱中村民拯救自己的方法与1975年在香港沙田区观察到的一系列宗教活动进行比较，是从宗教和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西镇的又一成功研究，堪称是研究人类“危机”（crisis）的经典之作。在《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中，作者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科学就是理性，魔法与宗教就是非理性，人们同时采用宗教魔法与科学知识的现象亦并非是他们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社会组织与文化模式的影响，这样的观点有助于西方主流了解他们以外的世界，亦有助于非西方人了解西方以及他们自己。”
（三）《家元——日本的真髓》
许烺光认为，日本的家元和中国的宗族、印度的种姓、美国的俱乐部一样，是日本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其组织原则更影响到了整个日本社会。许烺光比较了中国的学派师徒传承与家元的差异。许烺光还进一步分析了日本的宗教组织和经济组织，认为在表面上现代化的背后，其内部核心的组织原则和人际关系模式还是没有变。亲属制度对家元最重要的两点影响：独子继承和嗣子与其他诸子之间的等级关系仍旧顽强地存在着，家元中强调绝对服从和全心参与角色的原则在现代制度（甚至包括政治制度）中依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许认为正是家元这一介于家和国家之间的制度使得日本实现了今日的经济奇迹。而中国的次级团体宗族则囿于实际的亲属关系，始终不能让中国人形成超出亲戚圈子的大规模团结。
许烺光认为亲属关系是一个社会的个体个性形成的关键，日本社会的两个制度帮助了他们实现现代化：1．日本人的独子继承制（unigeniture）。也就是说，家产不均分，全部传给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有两种选择，一是给嗣子打工，二是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前一种选择导致了“本家”、“分家”（名词）的层级关系，不继承家产的儿子从小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养成了绝对服从权威的个性。第二种选择则为手工业乃至城市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家产保持完整就易于积累起农业资本，而中国式分家往往导致“富不过三代”的局面。2．日本的继承不一定要局限于亲子关系才能是第一位的考虑。女婿、奴仆乃至幼弟（这在中国不可想象）都可以成为收寄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的家是以家产、家号而非血缘为延续纽带的。这其实也是家元制度的基本准则：1．契约性，只要和师傅订立契约，谁都可以加入；2．一旦加入，终身服从。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在“家元”制度下实现大范围的整合，而且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相当稳固。许在书中例举了宗教组织、民间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例子，指出它们都有家元的强大影响力在，这样的组织甚至可以扩大到百万人之众。而在强调血缘关系的中国，这样超出家户的凝聚力是很难实现的。
（四）《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在这部著作中，许烺光系统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在艺术、两性、婚姻、儿童养育、英雄崇拜、宗教、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生活方式，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两种文化中的人们的异同，各自面临的文化两难以及存在的弱点。他认为个人中心与情境中心、排斥性人际关系到和包容性人际关系是解释美国和中国所有文化差异的根本。
作者通过大量的例证来说明中国特殊的情境中心的生活态度，造就了适合大多数中国人的特殊艺术模式。这些模式偏重的是观实主义，而不是发掘内心；偏重的是个人在环境中的地位，而不是对环境的抗争。反之，在西方（包括美国人），个人中心的特殊生活态度中，却是包容感情、寻求本原和未见的或不可见的东西，个人通过反权威的斗争而争取权利发现自身以及正在增强的新动向。这一个人主义的焦点不仅出现在艺术与小说中，还出现在商业、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之中。
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产生于家庭生活。并剖析了长期形成的父母和孩子的这种关系的根源。指出美国在学校教育中，除了重视自我表现和进步原则以外，还有第三个方面：鼓励一种好战的种族优越感。
许烺光在文中总结道：“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大约可以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的系列：首先是，美国方式强调个人，即一种我们称之为个人中心的特征，这与中国强调个人在其同伴中的恰当地位及行为的情境中心适成对照。第二种基本对比是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情绪重心与中国深思熟虑的趋向形成对照。
（五）《宗族？种姓？俱乐部》
《宗族？种姓？俱乐部》是研究世界几种文化模式为数不多的几部著作之一，作者在书中对宏大、复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把文化人类学的学术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论述基本上建立在两个假说之上。第一个假说是，中国、印度和美国三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背景，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心理文化取向和行为模式，即中国人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的取向，印度教徒的超自然中心主义和片面依赖的取向，以及美国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依赖的取向；第二个假说是，个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他与世界其他人或其他因素的关系，或者是以这种关系为模式形成的，或受其支配。
围绕这两个假说，许氏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分析，认为这三个社会中的家庭在结构和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区别的原因是由家庭中占优势的亲族关系的不同决定的。中国家庭中呈优势地位的是父子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属性是连续性和包容性。所谓连续性，是指每一组父子关系都构成由许多父子关系组成的大链条的一环；所谓包容性，是指从纵的方面讲包括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子孙，从横的方面讲包括所有旁系亲属。由此发展起来的基本的社会组织是扩大了的父系大家庭――宗族。由于个人的不可让渡的身份，家族具有十分稳定的性质。由此培养了人们事物不可转换和对宗族向心的世界现。由于个人的社会性需要在亲族体系中能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对整体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不太关心，缺乏对变化的内在冲动。故中国的历史趋于静止状态。
印度家庭中居优势地位的关系是母子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属性有非连续性、包容性、依赖性和扩散性。与中国人不同，印度教徒的亲族集团不能为个人提供一个完全满足社会性需要的庇护所，他们必须到二次集团去寻求这种满足。但与“阿特曼”合一的文化理想把印度教徒的这种追求同对超自然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培养了印度教徒离心的、“万物皆可转换”的世界现。印度教社会是一个具有无限分离性和扩散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为了获得暂时的归依和安全，便结成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壁围——种姓。历来的学者认为种姓具有强大凝聚力者居多，但许却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种姓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教徒离心和扩散的世界观。各个种姓集团都为在种姓序列中获得更高的地位而争斗不息，但由于缺乏衡量人们努力的具体标准（对超自然的追求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这种争斗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印度教徒虽不乏对变化的内在冲动，却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这是印度教社会长期分裂而又无本质变化的心理学原因。
美国家庭中占优势地位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基本属性是非连续性、排他性。亲族集团没有为个人准备下可以依赖的永久安居地，他必须在亲族集团之外寻求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因此社会不断组成各种自愿结成的社团（俱乐部）。按照许氏的看法，美国人到亲族集团之外寻求社会性需要满足以及离心性世观，同印度教徒相似，不过，美国人的文化心理取向不是将他们引向超自然，而是在向外部世界扩大自我的同时，企图征服外部世界。在这种模式中，个人受到压力，有一种对变化的强烈的内在冲动，社会有较大的不断形成新集团的能力，故社会的变化较显著。
三、研究成果中的主要理论简述
（一）“轴”（dyad）及其属性的理论
许烺光独自开发了“轴”（dyad）及其属性的理论。“轴”是特定的二人关系，是人类相关联的最小结构单位，父子、夫妇关系等。不同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如夫妻关系的主要属性是不连续性、独占性、平等性和性欲取向，父子关系的主要属性是连续性、包容性、权威性和非性爱取向。母子关系的主要属性是非连续性、包容性、依赖性、扩散性和潜在的性爱取向。兄弟关系的主要属性是非连续性、包容性、平等性和竞争性。他提出了一个亲属体系内优势关系及其属性对个人行为以及整个文化关系的假设：“在一个既定的亲属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关系（轴）的优势属性，倾向于决定该体系中的个人对体系内其他关系（轴）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并进而决定对该体系外其他关系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根据这个假设，有的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传统中国），有的是夫妻关系为主轴（美国），有的则是以母子关系为主轴（印度的印度教徒）。亲属体系中的优势关系及其属性决定了个人早期社会化的不同环境，从而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