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园认为，可观察的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本质，仅仅是文化的材料而已。人类学家所追求的是不可观察的文化，是文化的文法，是文化的逻辑。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文化。可观察的文化就像字母和词一样，不可观察的文化就像语法一样。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模式都像一种语言，尽管表面看来扑朔迷离，千变万化，但都是依据一定的语法规则运行。语法在语言中是把词构成句子的规则，研究文化正是研究、揭示这种规则。
李亦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文化的基本法则是对和谐与均衡的追求，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与均衡，也就是“大传统”的经典文本《中庸》所说的“致中和”的境界。李亦园曾把这个理论要旨作了概括，他说，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追求一个均衡的原则，但是比较具体地来说，追求均衡和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维持跟自然的和谐与均衡。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是跟自然竞争、控制自然，我们是调和自然。在这个原则下，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追求时间与追求空间的和谐。追求时间的和谐就是所谓的算命、占卜等行为，所谓空间的和谐就是讲风水。对于有机体的均衡分成内在的、外在的。内在的包括中医的所有原则，即追求内在的、体内的均衡。外在的均衡有关于取名字的故事，以及现在台湾流行的取名字算笔划等。
五、李亦园在中国人类学中的地位
（一）人类学研究范式在台湾转轨的引领者
纵观台湾人类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轨：即从日据时期开始发展，继承日本和大陆南派学者的研究传统而形成的民族志与文化史研究范式，六七十年代受到西方尤其是英国功能学派和美国汉学人类学的影响形成的功能研究范式，以及八十年代开始的人类学学科中国化探索研究范式。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充满着变革的理念，台湾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理顺了社会关系，社会由高度集权走向初步开放，经济由极端困顿走向初步起飞，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世界的两大敌对阵营各方面较量也逐步升级，为了抢占东亚阵地，美国加强了对台援助和推进对东亚区域研究，这种冷战与开放并存的场景，使台湾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验室”的地位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这些因素决定了台湾人类学追随美国人类学研究范式，而放弃其文化史构建。这一时期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是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和解释理论蓬勃兴起的年代，这些理论从新角度分析传统人类学资料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65年前后，一种以英美功能学派理论为主，兼顾西方汉学人类学兴趣的研究范式在台湾人类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研究范式强调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但在选题范围上更注重主流社会，在理论解释上更注重现实关联。台湾人类学尝试突破单一学科局限，积极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进行以行为科学为中心的科际整合研究。构成转轨标志的两种趋向表现为：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工作重点从台湾原住民转向当地汉人社会研究，二是民族学研究所越来越强调人类学与心理学和社会的科际整合，即转向行为科学研究。台湾人类学研究范式转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者生命周期造成的队伍代际变化，一些老人类学家多已年过古稀，他们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已经毕业10年，其中出国深造者开始学成归来并寻找新的机会和学术空间。这些学者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文化与个人行为关系的解析。他们纷纷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探讨和解释直接关于现实社会的题目。例如李亦园对台湾的冥婚提出解释，认为这种仪式性的婚姻有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对“吃伙头”现象解释为是适应社会变迁的养老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有条件的主干家庭，即父母轮到哪家，哪家就临时变成主干家家庭。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台湾学者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西方理论方法并不能准确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问题，因而自觉融入到全球人类学知识体系变革的大潮，开始对学科本身不断反思，探讨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台湾的解严和大陆的开放，研究者得以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展开调查，使前段时期的研究能够有机会扩展成为区域性比较研究。而全球化的背景使台湾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人文科学实验室。台湾人类学者开始在新的环境中，探讨人类学的发展，使台湾有机会脱离权威范式，开展自觉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包括重新考量原住民研究、社会实践研究、本土化研究、文化内在意义研究、台湾以外地区研究、基本文化分类以及学科史反思等等。这一时期李亦园先生跳出高山族研究的藩篱，转向海外华的社会的研究，开展对中国人性格、汉人社会、民间宗教等多个领域的人类学研究，使台湾人类学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观。
（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先行者
李亦园从1989年起先后三十多次返回大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宁夏大学等院校多次交流，并受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山西大学、广西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华侨大学荣誉教授，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中国人类学发展情况来说，因为“文革”的影响，大陆的人类学发展受到限制，大陆比台湾落后。大陆在停顿了二十年后恢复发展人类学，李亦园先生在中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李亦园就非常关注大陆人类学的发展，由于他在台湾人类学界的地位，了解台湾学术资源分配，经常推荐学界同仁与大陆进行交流。比如促成章英庄先生跟厦门大学的交流，后来发展到华东、上海等地。这是海峡两岸学术相互合作的开始。李亦园认为两岸学术交流不能仅仅开个学术研讨会，而是要向学术深度的发展才是重要的。在他的推动下，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不断得以加强。如厦门大学学者去台湾作学术交流，王秋桂教授去大陆作傩戏的田野，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以及魏捷兹做西南的课题，这些交流活动带动了大陆的一部分学者，为两岸交流作出了贡献。李亦园先生除了鼓励台湾学者去大陆交流，他自己也对大陆人类学发展态势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并对大陆的人类学发展报有很高的期待。对于大陆人类学田野工作现状，他指出“西南三省云南、贵州、广西要连成一个阵线是很好的，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蛮重要。东北好像较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真正去做田野。”“说到东北，我的老师凌纯声先生是以研究赫哲族为主的。那地区对民族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是另外一个文化的形态，在周围的比较上也是蛮有意义的，尤其跟高丽、韩国联系形成通古斯族群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区域。”
六、结语
李亦园先生穷其一生从事人类学研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包括中国人性格、青年次文化、现代化以及神话等领域的研究。本文仅以其从异文化到己文化的学术研究范式转轨轨迹为线索，进而探究其从关注历史、研究当代、关心未来的学术视点，勾划出李亦园先生人类学研究的大致脉络。诚如徐杰舜教授所言：“李先生在人类学研究上的成就，为中国人类学争取了国际声誉；李先生的一生，是中国人类学的骄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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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
[3]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5]李亦园．宗教与神话[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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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杰舜问，李亦园答．人类学要关心人类的未来——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五[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10]赵树冈．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3）．
[11]曾玲．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3）．
[12]李亦园．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3]徐杰舜．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附录：
李亦园人类学研究学术年谱
一、李亦园人类学研究经历年表
1．1948年～1953年1948年从福建泉州来台湾报考台湾大学历史系。1949年，台大成立考古人类学系，转系降级读考古人类学系。1953年毕业。1952年寒假，随凌纯声、卫惠林两位教授去花莲做南势阿美族的研究。与唐美君随卫惠林教授调查阿美族的部落组织、年龄阶级等，有关社会组织的问题。完成《南势阿美族的部落组织》一文，发表于《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四期（1957年）。第一篇正式论文是整理1951年台大新生体质资料，发表在台大校刊第155期。
2．1953年～1958年1953年从台大考研人类学系毕业，留在系里当助教。参加陈奇禄教授主持的日月潭邵族调查。负担邵族人经济生活的研究，范围包括传统的打渔农耕生活，以及现代的观光表演收入等等，其结果整理写成《邵族的经济生活》一文，发表于《台大考研人类学刊》第9、10期（1957年）。此外，并致力于台湾平埔族（汉化土著）之研究，先后发表论文4篇于《考古人类学刊》及《大陆杂志》，轫始平埔族之研究。1955年至中研院服务。
3．1958年～1961年195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攻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硕士。1960年获得硕士学位，回中研院升聘为副研究员。
4．1961年～1962年1961年2、3月和1962年2、3月两次进入金洋山区进行泰雅族调查，南澳调查的资料后来编成《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田野调查与研究》上下册（1963—1964）。
5．1962年～1963年1962年春天开始规划东南亚华侨社会以及台湾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1962年7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支助，去砂劳越的首府古晋市做华侨社会的田野调查。1963年再度去东南亚，在马来亚的麻坡镇住了一个多月做初步调查。形成的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李济老师七十岁论文集里（1965）。
6．1964年～1965年1964年9月，在陈中民陪同下前往台湾中部彰化县泉州厝村，从9月至次年4月，后来又补充调查2个月，共历时10个月，所得的资料与经验一直是后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的主要基础。
7．1966年～1968年1966年申请到东亚学会的支持，再次去了马来亚的麻坡镇，从事半年的田野研究。在1963年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调查研究》。
8．1968年～1989年1968年4月担任民族学研究所首任副所长；1970年11月，担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起受母校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合聘为副教授，1968年升为教授，共在台大执教22年，主要讲授《原始宗教》、《应用人类学》、《东南亚民族与文化》等功课，影响青年学生至深，目前台湾中壮年人类学者，大部分教于李氏，其中包括吴燕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中民（前美国俄亥俄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庄英章、徐正光、黄应贵、黄树民（民族所前后四任所长），其他为胡台丽、许木柱、陈祥水、张珣、余光弘以及李先生的幼子李子宁（台湾博物馆人类组长）等。1984年担任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并在清华创办人类学研究所；同年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82年受台湾省民政厅的委托，进行“山地行政政策的评估”应用人类学研究。与民研所石磊、瞿海源、萧新煌和余光弘等人共同对高山族居住的30多个山地乡进行研究，历时半年，调查了雅美、赛夏、布农、邹、鲁凯、卑南等族。《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与评估报告》一书后来对台湾行政当局的高山族治理政策以及高山族人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
9．1989年～1998年1989年出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1990年在瑞典，由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陪同，考察了维京人遗址。1996年12月，应邀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全部过程。1989年5月赴大陆福建泉州探望母亲和姐弟，随后去北京访问。后来10多年来，有近30次返回大陆作学术交流与研究。
10．1998年～现在1998年从台湾中央民族研究所退休。从1955年开始，共在该院任职43年，先后担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民族所副所长、所长、谘询委员会召集人，退休后又被聘为通讯研究员。1984年被选为终身荣誉职的院士，并担任中研院评议员，代理总干事等职位。
11．李先生之学术成就深受国内外学界好评，先后获荣誉甚多，包括下列各项：中研院最优服务奖（1968）、美国匹茨堡大学访问教授（1980）、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两届：1984，1987）、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德国海德堡大学大学奖章（1994）、捷克查尔斯大学贡献奖章（1995）、行政院文化奖（1998）、法国巴黎第四（Sorbonne）大学荣誉博士（2001）、澳洲Griffith大学荣誉博士（2001）、国立清华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4）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2005）。
二、李亦园著述年表
（一）专著
1．1966年《文化与行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1970年《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号，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3．1979年《信仰与文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4．1982年《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5．1983年《师徒？神话及其他》，台北：正中书局。
6．1984年《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台北：牧童出版社，1975年初版。台北：水牛出版社，1985年增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