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体会到费孝通从民族识别研究到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的一些理论思考。第一，费孝通在多年的实地调查以及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中，深深地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中华民族所包括的几十个民族是自在的民族实体，都有其来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其民族认同，由国家承认其民族成分，正是还原历史的真实，那种认为中国的各民族只是由于政治需要而认定，或者说民族是政治体、族群是文化体等说法不符合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费孝通认为在民族识别研究中是运用了比较严格的标准的，斯大林的四个民族特征不应生搬硬套，但它启发了我们对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从而看到中国民族的特色，虽带有某种理论框架，又关注到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传统性和复杂性。第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以至今天的民族关系过程的概括。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民族包括了50多个民族，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关系。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中华民族关系的过程，又指出在现实的国家建设中必须注意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的关系。多元一体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第三，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与我们的文明体系很不相同。20世纪末以来，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己的使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于世界文化关系的构成有参考价值，因为世界上不论哪一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况在世界上是凤毛麟角的，后来费先生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费先生为我国的民族研究和现代化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他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研究的核心理论，是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研究的发展。随后，他又强调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于世界文化关系构成的参考价值。而费先生“从对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他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时机，极大地充实和践行了自己认识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学术理想。
（二）历史功能主义
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最近撰文称，费孝通先生是国际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是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他认为这样的大师共有12位，包括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米德、本尼迪克特、萨林斯等人，其中华人学者有两位，除了费孝通之外，还有一位是在美国的许烺光先生。他认为费孝通先生创建了民族学、社会学的新学派——历史功能学派。
费孝通不仅把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情境下进一步补充和推进了它，从而使得一种与“二战”之后在欧美国家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非常不同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保存、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功能分析法是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的主要方法。从其近70年的学术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费孝通始终用功能分析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不同的只是在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方面的差别。费孝通最初从他的老师吴文藻、帕克、史禄国那里接受了功能方法，通过实地调查，他更加坚信功能法是“一个研究文化、认识中国社会最好的方法”。在费孝通赴英留学师从于功能主义人类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后，他更是得到功能学派的要旨。功能分析方法主张研究者应注重把握人类生活整体，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反对孤立地看待问题。瑶山调查、江村调查、云南农村调查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调查，但无一不是在整体视野下，着眼于具体社区分析的。
（三）社区与村落研究方法
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进行社区研究，人类学主要以现代微型社区为研究对象，吴文藻先生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方法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社会学学科引进人类学方法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特色之一。费先生说他一生做了两篇文章，一是民族研究，二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变迁，从社区研究领域上是农村调查、小城镇研究并向区域经济发展扩展，他一生的目标是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认为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他把这一信念付诸实践，坚持不懈，一直到老年，还不辞辛劳，行行重行行，走遍祖国的东南西北，深入实际进行调研，他用一生的实践对社区研究、实地调查的理论方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费孝通是在国内、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部分著作的主题都是乡土中国的结构、制度、文化及相应的社会问题分析”。从其早期代表作《江村经济》到40年代的《内地农村》、《生育制度》等，可以说无一不与农村社会有关。从费孝通近70年的学术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社区研究一直是费孝通关注的重心。他在1984年曾说：“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费孝通的农村社区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特色，是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研究方法的超越，“因而被许多国外学者看成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经过对帕克人文区位学和布朗、马凌诺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史禄国体质人类学、吴文藻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对瑶山、江村两地的实地调查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孝通的农村社区研究方法已经基本形成。费孝通在1987年总结时曾说：“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
1．以村落为单位的实地研究法
实地研究方法是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的基本方法。1937年在写给廖太初的信中，费孝通就明确提出社区研究的观点，即社区研究应当是“一个综合的、实地的、对于中国的文化现象的认识”。所谓实地的是“和凭空捏造的、抄袭的、不足考实的、雇佣‘劳工’间接收集资料相反”。费孝通主张研究者应采取实地式的社区研究，直接到较小的社会群体进行长期、深入调查。研究者只有通过亲自与现实社会接触，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收集资料方面，费孝通特别强调观察和访问法，尤其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问”。“费孝通的实地研究方法以瑶山调查为起点，形成于江村调查，成熟于云南三村调查”。《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内地农村》等都是费孝通在实地研究基础上写就的。
其实，费孝通的实地研究方法的形成与他的学术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而他的学术价值观又主要体现在他对各种错误的学术倾向的批判上。费孝通曾经批判早期国内的社会学界有注重历史材料和外国理论的倾向。他强调，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之所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不是基于在图书馆的苦思冥想或国外书籍的综合，而是来源于多年田野工作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费孝通认为，那些为了避免陷入图书馆或“安乐椅”上的学究式研究，为调查而调查，也是不可取的。“调查只能获得孤立的材料，大致的统计数字，了解不到复杂的社会关系”。费孝通认为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可能说明人民的真实生活”，解决不了问题。“由不感兴趣和不可靠的助手进行的问卷调查取得的间接资料往往有错误。”
此外，著名社会学家帕克和吴文藻教授对费孝通的实地研究法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帕克在燕大讲学时，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即田野工作法。费孝通在后来回忆时说，“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才能发现真理”，这是帕克教给他的。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并派出学生积极进行社区研究。这对费孝通的触动很大。费孝通后来曾说：“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
2．类型比较法
“费孝通先生非常善于运用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费孝通认为，通过足够的社区分析，从中选出典型，并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可以逐步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这一整体的认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可溯源到史禄国教授的体质人类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类型比较法“在瑶山、江村调查中已开始尝试，到了魁阁时期对‘云南三村’的调查得以初步形成并完善”。那么，何为类型比较？“类型比较是一种横向比较”，“类型比较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步骤或两个层次，首先是建立或识别类型，然后是对不同类型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认识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
3．社区研究的意义
首先，费孝通以其具体的经验研究提出了农村社区研究的必要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区在中国社区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费孝通认为“农村研究实在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工作”，“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应当从农村研究入手”。费孝通关注的农村社区改革、发展、变迁的问题是学者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农村社区研究更是不容忽视。
其次，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的方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被马林诺斯基评价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费孝通开创了研究者深入自己生长的文明社会进行研究的先河。
再次，费孝通的农村社区研究开拓了广泛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的研究课题。他通过农村社区研究“所获得的材料比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农民、农村的著作更准确、内容更丰富和有价值”。费孝通在云南农村调查时，多次组织研究队伍，培养了张之毅、袁方、李有义等一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他在云南农村调查时培养的学生所进行的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工作，被马？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运用”，“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类知识分子的水平看是如此”。总之，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方法对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国际、国内的农村社区研究的未来影响必将是极其深远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老充满传统士人的忧患情怀，但又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牵引着费孝通的心思。可贵的是，费孝通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行动者”。
费老在长达七十年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发扬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尽管由于社会学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了学术工作达三十年。踏遍青山，常将民生萦怀；白发皓首，不移少壮之志。费先生将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深深地嵌入乡土中国，阅读中国这本无字之书，将文章写入大地，将思考带入世界，将自己的著述化为泥土，沁人心脾，历久弥新。费孝通已经成为一本厚重的大书，每一页都与世道人心息息相关，每一页都记载着中国社会学史的风雨沧桑。阅读这本大书，需要一点力量，人格的力量、学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实践的力量；需要一点热忱，了解本土的热忱、了解异己文化的热忱；需要一点胸怀，推己及人的胸怀、推人及己的胸怀。
费老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伴随着旧中国到新中国不同阶段的演变，波澜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费老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非常值得我们晚辈认真学习：一个是无论社会发展怎么变、也无论个人的命运怎么变，而早年通过“江村调查”树立的“志在富民”的理想，他终生坚持，孜孜以求，始终没有改变；另一个是费老的学术研究没有钻到象牙塔里，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始终紧密地联系着中国不同阶段国情的实际。前者是靠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去支撑，后者是以务实的方法和实践来运用，以此形成了费老在实践中思考、思考为了实践的思想和学术风格。费老一生勤于走路和调研、勤于读书和思考、勤于写作和讲学。在学术耕耘之外，费老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在文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费孝通对中国人类学乃至世界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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