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生治学，收入无多。中国数十年的动荡经历又使他数度损失积蓄。抗战回国时丢失全部行李，相当于遭受洗劫。“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运动冲击，收入大减。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补发先生夫妇工资和数万积蓄又被他们当作为党费上缴。改革开放不久，先生夫妇待遇提高，但林老的夫人饶毓苏教授很快病逝，所以积蓄亦少。但先生生前对凉山彝族魂牵梦绕还是深深影响了子女。先生逝世后，他的子女仍拿出先生晚年积蓄的10万元人民币在凉山大学设立“林耀华奖学基金”。诚可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2002年10月，凉山大学召开先生学术研讨大会并为先生的铜像揭幕。此研讨会后，与会学会学者发愿把这次研讨成果结集出版，以庄孔韶为主编的众多学者分头完善成果，于2004年编成论文集《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不仅有林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学者回顾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而且还有学界对于林先生主要著作的评价和其他汉人研究成果的研讨以及运用先生的学术理念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些新成果等。
关于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胡鸿保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写过《林耀华先生社会学思想研究》，王晔与张海洋写过《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思想》；潘守永先生和雷亮中先生写有《林耀华先生人类学思想研究》等。
（二）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贡献
林先生不仅参加了民族识别的全过程，而且自始至终坚持在乡间田野第一线。1953年8月至10月，以林先生与傅乐焕先生为首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调查组，赴黑龙江省龙江县进行达呼尔民族识别调查。他们研究了有关达呼尔历史来源的各项资料，特别是达呼尔和蒙古族的关系，认为达呼尔虽然在历史上与蒙古族关系密切，从开始有可靠记载的450余年来，它与蒙古族已分别发展。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居住区域、多种经济生活和文化特点。林老精通于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的研究。他调查了该地的氏族组织，叙述了达呼尔社会残留的氏族制、“哈拉”和“莫昆”组织，说明“莫昆”是老氏族“哈拉”的分化。同时从达呼尔人现有的亲属制度探讨其固有的社会结构。根据本民族自愿的原则，以及当前发展利益等因素，达呼尔人应该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1953年4月，国家正式确定达呼尔族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并统一书写为“达斡尔”。
林先生总结第一阶段，特别是他亲身参加的达斡尔识别的经验后，又于1954年5月率领研究部十余人赴云南参加该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并成为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次民族识别历时半年，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前一阶段识别29个族体单位，后一阶段识别了39个族体单位。在识别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作为民族学家，对识别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给研究组成员做报告时，根据已有经验，从实际情况中提炼出民族识别研究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中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淑娉在《林耀华教授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贡献》一文中，提出：“在我看来，林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做出的总结是争取的。共同地域是族体形成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族体在形成时期是要有共同地域的。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并非在任何一个民族地区都和显著，事实上民族杂居区的共同经济生活把不同民族联系到一起却并没有消除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不同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为标志，民族特点主要表现在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方面，主要是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体现了族体的特点，不同族体的区分实际上主要以此为标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族体认同意识。我们调查的具体事项都是民族学的文化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林先生介绍的这些民族学基本理论，我们在工作中都加以运用。”
（三）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解放前，燕京大学的教师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解放后，学校也力求聘请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校任职或者兼课。林先生作为社会学系的主任，也做了很大努力，聘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有丰富经验的行政官员在系里开课，改善课程结构。这对于提高同学的思想和政策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林先生继承吴文藻先生的传统，以学科发展的战略眼光关注学科梯队建设。解放初，他在燕大社会学系里逐渐建立其民族组，侧重对国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尽管当时在教师中只有他和翦伯赞及陈永龄是民族组的，但还是培养了不少学生，形成了学术梯队。这一梯队在日后学科发展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燕大民族学系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学年，所以人们常常忽略它而之记得燕大社会学系。其实，人们现在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里有很多燕大社会学系的人也是对的。这是因为，除了燕大民族学系的师生都曾是社会学系的之外，社会学系早期的系主任吴文藻，早期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后来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执教的费孝通和李有义以及从西藏工作队过来的宋蜀华和王晓义，都可算是社会学系的人。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里，除了与燕大社会学系有关的人以外，还有燕大历史系早期毕业生翁独健、冯家昇和王鈡翰等以及在30年代就曾在燕大教课的王静如。研究部有15个人是林先生在燕大时的学生，属于一个学术梯队。这个学术梯队又在林先生带领下在中央民族学院继续培育了更多的人才。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人类学首先在南方复兴。随着1981年梁钊韬在中山大学重建人类学系。此后不久的1983年，林先生也在同事、单位和上级的协助下在北京建立了“民族学系”并出任系主任。林先生还培养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庄孔韶在内的一大批民族学博士和硕士。就此而言，是时势和命运使他在新中国的声望超过他的师辈吴文藻、潘光旦等人。我们同时注意到，至少在80年代早期，林先生因为身在中央民族学院，所以他建立的才是“民族学系”而不是“人类学系”。这又与费孝通、梁钊韬、陈国强等的思路略有不同。
（四）治学方面
林先生不仅自己在研究中遵循“诚实厚道”、“从容严谨”的学术原则和治学之道，以《义序宗族的研究》、《金翼》、《凉山彝家》、《从猿到人的研究》、《原始社会史》等享誉中外的学术名著为后学树立了风范。在其学生庄孔韶先生的专著《教育人类学》、《银翅》，滕星先生的专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以及张海洋、潘蛟等人的著述中，也都可以看到诸多与林先生的研究理论与范式一脉相承的烙印。回头再看林先生关于“民族”概念的结合实践的理论研究。他在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几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薪火相传的性质，并且继续占有国内领先地位。这些成果包括张海洋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1996）和潘蛟的博士论文《“民族”一词的舶来以及相关的争论》（2000）以及纳日碧力戈的专著《现代北京下的族群建构》（2000）这些学生的成绩，说明林先生作为教育家的成就。
另外，林先生自早年研究严复的教育思想开始，一直对祖国的教育事业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的著述中不仅有大量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还有不少专门的教育著述，如《边教的我见》、《训练服务和研究》、《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中国历代教育家传》（主编）等。对于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林先生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所撰写和主编的《凉山彝家》、《金翼》、《民族学》、《民族学通论》、《原始社会史》、《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等，也大都是当今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和重要的专业参考书。
六十年的奋斗与探索是林先生高足满堂、著述丰厚，而他对现代教育的改革以及教育研究的探索，更证明和显示了他的博学与良知。在《林耀华学述》一书中，林先生专门回顾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六十年”，国内外学者也都盛赞林先生埋头学问、心无旁骛的科学研究与教育风范。他留给后人的，出了学问和研究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品和襟怀，是其对社会的努力奉献。总之，林先生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教育的关注及其对教育所做的贡献是重要的和多方面的，他将影响后来人继续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注和研究。
四、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
1949年前，林先生就以《金翼》、《凉山彝家》、《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而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国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的弟子们认为，林耀华和费孝通。田汝康开启了一条“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这条路线对于“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的弗里德曼有不可低估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调查。林先生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56年，他与费孝通合写的论文《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在5月彼得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林先生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此文。1957年3月，民族出版社以《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为题出版该文的单行本。该文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的一些见解至今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仍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民族学（或者“民族问题研究”）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作为中国民族学史的分期界标。林先生在1957～1966年的十年期间被历史地留在中国民族研究学科大舞台的中央。他在客观上对学科尽管是曲折的却并非停滞不前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影响。从生命史的角度看，较之其他熬过“文化大革命”的老学者，他们多半失去了为发展中国民族学做贡献的大好时光。林先生的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超出许多，学术生命也长出许多。有关“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和关于“民族”译名和定义的探讨等建树，使林先生的学术地位分外醒目。
林先生在他的晚期研究生涯中，对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回顾、前瞻和经验总结致力颇多。虽然在1956年的“12年科学研究规划”中，林先生和费先生等认为民族研究就不应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研究，只不过事后的局势让他们失去了对汉民族展开人类学参与式研究的机会。80年代以后，尽管林先生未能亲身从事这方面的田野作业，但是他指导自己的学生继承了先前开创的事业。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学科的大师，对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影响都是综合和持久的。
参考文献
[1]《从书斋到田野》，林耀华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伍精华著，2002．
[3]《燕大文史资料》第九辑．
[4]《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庄孔韶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2．
[6]《社会人类学讲义》，林耀华著，张海洋、王晔整理，鹭江出版社，2003．10．
[7]庄孔韶：《银翅》，三联书店，1999．
[8]《林耀华著<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日译稿之解说》，西泽治彦撰文，泷田濠译，《武藏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12号（2003年）．
[9]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集，1955．9．
[10]“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著），原载《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日译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第2（1965）、3（1966）和第4集（1967）。中文版初见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集（1984），第10～53页。
[11]《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
[12]《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
[13]《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马启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08月第1版．
附录：学术年谱
1932年，林先生完成论文《严复研究》，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兼修硕士学位。
1935年，林先生用结构——功能范式完成论文《义序宗族研究》，获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9年，林先生完成论文《贵州苗民》，获博士学位。
1941年，以英文著《金翼》（ThegoldenWing），为学界所瞩目。
1943年，林先生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兼系主任。期间连年暑期深入凉山彝区和川甘藏区进行田野调查，在搜集、掌握和分析、研究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凉山彝家》、《四土嘉戎》等著述，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1951年，林先生随政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骑马入藏，完成了《波密简述》，并主持《西藏社会概况》之撰写。
1951年，林先生发表《从猿到人的研究》，首次尝试将历史唯物论与体质人类学有机结合。
1956年，林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之制定，为民族学规划组召集人之一，与费孝通教授合著《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为学科定向；并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共撰《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为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提供了范式。
1965年，出任《辞海》编委和民族学科主编。
1978年，先生开始招收原始社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还当选中国民族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和民族文化宫顾问。
1980年，先生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当选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大百科全民？民族卷》民族学分科主编。
1984年，林先生主编之《原始社会史》出版。
1990年，先生主编之《民族学通论》出版，为学科建设多有贡献。
[作者简介]曹勤华（1984～），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