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情学
一、李济生平简介
汇集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论著《人类学的中国大师》对李济、吴泽霖、潘光旦、林惠祥、杨成志、吴文藻、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岑家梧、梁钊韬、李亦园、乔健，以及美藉华人许烺光、张光直和俄国人史禄国等16位人类学大师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述。
李济（1896～1979），号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一代宗师。1896年6月2日，李济先生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入家塾读书，接受了严格的旧学训练。1907年，其父通过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北京得到一个官职，全家遂迁入北京。李济先后在湖北省立江汉学堂及琉璃厂厂甸的五城中学就读。1911年，他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13年，与同学组织了清华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后改名“仁友会”。1917年，美国华尔考博士在清华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年轻的李济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1918年，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美国留学，在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19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于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指1923年至1925年）即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5年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1926年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第一次参加发掘山西西阴村遗址——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并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28年，他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1929年，在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下，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1930年，他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1934年7月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筹划馆址建设工作，并先后兼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委、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常委、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执行委员等职。1936年赴英国、瑞典讲学，考察欧美博物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中央博物院迁往内地，在困难条件下开展博物馆与考古工作。1938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即回到南京，筹措中央博物院的恢复工作。1946年还曾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使很多战时被日本侵略军劫掠的古代文物归回祖国。1947年辞去该院筹备处主任，专心从事殷墟发掘的研究。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推选为第一届院士，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中央研究院院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强行迁往台湾省，他也就随史语所迁台并长期滞留台岛。1949～1950年曾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主持系务10余年，培养了多名享誉世界的学者。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多年，曾多次赴欧、美、日、澳、香港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
二、李济代表作及其主要内容
（一）《中国民族的形成》（2005年，中文版）
这是李济先生就读于哈佛大学期间，从1921年开始撰写，于1922写成的一篇博士论文，初稿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TheFormationoftheChinesePeople）。在该论文中，他充分利用了人体测量和古代文献资料，并采用了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学、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他认为中国民族主要成分有五：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次要成分有三：匈奴、蒙古、矮人。
李济在详尽考稽古代典籍中有关“筑城史”、“家族史”及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形成、演进、整合的变迁轨迹作了科学的考察、研究和推导，是一部开中国人种学科学研究之先河的著述。该文开篇提出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接着充分利用人体测量、古代典籍等资料作有力的论证。文中对中国人种作了“我群”和“你群”这一民族志的分类。从测量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筑城的变化归纳出“我群”规模、成分的演变和迁徙，并论述了“你群”的演变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结论认为中国民族主要成分有五：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这是第一部科学研究中国人种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此外，本书还就此一主题选入了相关附件和李济老年再论中国民族问题的演讲，既为读者加深对先生探讨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辅助读本，也展现了李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
（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中文版）
该著作是李济先生的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最初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的丛书第三种，发表于1927年。这部书具有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除正文外，尚附录有地层、地形以及遗物图。《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李济先生于1927年12月在完成对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后，在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的基础上撰成的一部考古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李济先生详尽地记述了这次田野考古的缘起。
（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
这是李济在对安阳出土的247000余片陶片及1500余件可复原陶器进行大量研究、并在对陶器科学分类和成功绘制出《殷墟陶器图录》（形制）的基础上，于1956年撰成的一部古代陶器研究权威之作。该著作与“殷墟铜器研究（5种）”合在一起即是李济先生撰写的极负盛名的六部古器物研究专著，后者是在史语所迁去台北后，李济先生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容器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于1964年、1966年、1968年、1970年、1972年写成的《觚形器研究》、《爵形器研究》、《斝形器研究》、《鼎形器研究》和《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五部古代铜器研究扛鼎之作。由于这六部古器物研究专著都依据这些器物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与所在地层及其他地层的相对位置，与同时同地层或墓葬出土的他种器物的关系，以及这些器物的质料、作法、形制、文饰等田野考古记录结合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理论及化学分析、金相测定等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因此，不仅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物学研究与传统古物学研究的界限，还为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地下证据。
（四）《中国文明的开始》（2005年，中文版）
该书英文初版包括“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三部分，是李济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地所作的三次演讲。该书最早于1957年在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保将其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整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是回答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和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认为讨论早期的中国历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一文认为，安阳殷墟代表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并认为殷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殷代文化之基础深植于甚早的史前时期；稻米文明的发展及附着于此一文明之文化整体，说明了殷商帝国之经济基础是东亚典型的，并且是就地发展起来。“中国的青铜时代”一文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实际上青铜时代当然不止持续了1000年，可是要确定它究竟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是颇为困难的。中国的青铜工业有自己的演化过程，逐渐地生长起来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
在这部书中，李济先生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需指出的是：要是从现代学术发展之状况及学科分野上来讲的话，第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而第二个问题则主要是考古学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人类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考古学是被归入文化人类学范围之内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李济的时代，学科之间的分野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和壁垒森严。李济先生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说，这是人类学的，这是考古学的，这是历史学的。他只是认为研究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则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含在了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文章内。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李济对上古史问题的性质、材料的范围、选择、古史料的整理与古史的写作等详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三条意见可以供史学家们参考：“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关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类学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欧洲，解答起来也是一样困难的。”“参加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五个大的是：黄帝的后裔，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历史上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拼音字文明只是文明的一种，而不是整个文明。同样，拼音文字只是文字的一种，而不是一切文字。在这个基础上来区分世界现有各种族的文化，就会发现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1962年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中，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中国民族之始》提出对“所有在中国境内存在的各色人等及他们在中国民族史的地位”，尤其是早期的，都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而《从人类学看文化》则从十三个方面论述了生物进化、人类、文化、语言、体质、文化人类学等诸问题。
（五）《安阳》（1977年，英文版）
《安阳》（英文名《Anyang》）一书最早是用英文写的，英文版于1977年出版，其中译本最早是在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