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通缉，说成实有其事，但有“传说”两字，似又说得灵活些许寿裳还写到：当张作霖进京时，怕他据“大衍之数”通缉令的名单捕人，许寿裳和鲁迅曾先后到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但终于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数”通缉名单中的一员。四月十五日以后，他仍住在八道湾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没有避居他处，也无事。然而，鲁迅一直借此发挥他的名望。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日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徨彷(《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如此的一致。却令人感到诧异。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
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
之后，鲁迅还怀着深厚的感情，在《记念刘和珍》、《死地》、《无花的蔷薇》等文章，表示了深切的悼念。
由综上可见作为地下党人陈乔年，在当时是把自己埋得很深很深的共产党地下。陈延年与鲁迅的交往有资料说，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愤然离开北洋政府控制的北京”。他南下厦门。但很快就离开了。南卜厦门试图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经香港，于19日冒着霏霏小雨，搬入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到中山人学后，许多进步学生拜访他。1月31日下午，学生会主席毕磊和徐文雅、陈辅国拜访了鲁迅，并将共青团广东区委山版的《少年先锋》12本送给他，帮助鲁迅了解广东和共产党的情况。鲁迅在厦门市的坟地留照中共广尔区委书记陈延年了解到鲁迅到中山人学后，对毕磊等同学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各处看一看。”这次毕磊、徐文雅、陈辅国和鲁迅愉快交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也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以及自己的观察，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这期间，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于2月7日创办了《做什么？》周刊陈延年为该刊定名，并为《做什么？》第一期撰写发刊词《我们应该做什么？》。陈延年写道：“那些成千成万的，最受侮辱咒骂的奴隶们们已经纷纷的站起来了……要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要求，译成我们的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隔日卜午，广州城义卜起了小雨，鲁迅正住房间接待傅斯年，徐文雅带了新出版的《做什么？》来看鲁迅。晚上，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即《做什么》)看了陈延年的文章《我们应该做什么？》，鲁迅想起了十年前在北京见过的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他忍不住问毕磊：“你们的负责人是陈延年吗？延年，我在北京时曾见过他，认识他，他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表露了想与延年会见的愿望。
毕磊把鲁迅的想法向延年作了汇报，陈延年请毕磊带话给鲁迅，说近日就去看他。
3月25日，这天的广州气候不好，早上就下起了雨。午后，陈延年只身到中山大学大钟楼拜望鲁迅。冈为下午鲁迅要出席教务会议，陈延年坐了一会，谈了许多话题，包括《少年先锋》和《做什么？》等杂志，但更多的内容，是谈全国的形势利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陈延年走后，鲁迅住日记里写了“午后陈安仁来”六个字。这是鲁迅和陈延年的第一次见面。鲁迅《祝福》中的禅林嫂形象在离开广州去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五大”前，陈延年于1927年3月16日主持广东区委工作会议，针对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在帝国土义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扼杀革命的险恶形势，区委会议通过了广东区委与各群众团体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土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阴谋扼杀革命的行为。宣言指出：“对于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妥协，无论以任何口实，丝毫都不容许的。”
4月1日，这是一个晴天。陈延年握别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离开广州，率领出席中共中央“五大”的广尔区委代表团剑武汉。
临走之前，陈延年于头一天下午到中山大学和鲁迅话别。这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陈延年和刚山席学校组织委员会会议的鲁迅匆匆话别。陈延年走后，鲁迅在日记里写了“陈安仁来”四个字。这是陈延年在广州很短的时间里第一次见鲁迅，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住鲁迅的日记里，“陈安仁”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次和鲁迅短暂的见面，给陈延年留下很深的印象，使陈延年进一步知道鲁迅先生站在革命一边的立场。在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人”前夕，即和鲁迅见面后的当晚，陈延年还对毕磊和徐文雅说，“鲁迅是我们党真正的朋友”，要他们继续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
陈延年离开广州不久，蒋介石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羊城反动军阀相互配合，制造了“四一五“惨案，毕磊等二百多名进步学生被捕。倾心于教育青年、寄希望于未来的鲁迅，当天出席了中山人学主任紧急会议，并在第二天下午慰问被捕学生，参与社会各界的多方营救。但最后，肖楚女、熊雄以及毕磊等同学还是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悼烈十的同时，亦无情地门我解剖，悟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后米，鲁迅被迫避到上海时，随身还携带了刊登有陈延年文章的《少年先锋》和《做什么？》杂志。
据《陈延年》一书记载：“三月下旬，在陈延年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前夕，鲁迅由毕磊陪同来到广东区委二楼会客室，和延年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放话。他们谈得非常融洽，直至深夜，鲁迅才告辞，偕毕磊返回大钟楼。”此段话，是依据1973年6月该书作者访问赖玉润(当时作为广东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谈话。
有一位研究鲁迅的学者这么说明问题：鲁迅何以言“陈安仁”的鲁迅记日记，有一个特点，重要的人物往米，他总要捉上一笔，因此，陈延年平和他见面，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查鲁迅1927年到广东的日记，没有出现陈延年的名字，也没有山现和陈延年见面的时间内到外访问别人的记载。这就与赖玉润同忆陈延年和鲁迅在广州确实见过面发生了矛盾。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发现“陈安仁”极有可能就是陈延年！
首先，陈延年姓陈，是安庆(或安徽)人。在当时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鲁迅深知陈延年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一个国民党右派痛恨的“危险”人物，所以，他不宜直接写在日记里，给自己留下不必要的麻烦，而给陈延年起了个化名。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叫“陈安仁”，陈延年手迹便于日后翻看日记，帮助自己回忆；其次，所谓”仁”，还有在鲁迅眼里，陈延年是老朋友陈独秀的儿子，自己视为“老仁侄”的意思：其二，翻看鲁迅的日记和信件，除了1927年3月25日和31日出现过“陈安仁”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安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鲁迅和陈延年没有单独的会面过，在此之后，陈延年利他也没有再见面过，冈为3个月后，陈延年即壮烈牺牲了。本年度儿子反老子本年度(1927年)1月1日，国共两党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因此伐军于去年10月攻克武昌而由于广州迁都武汉，并且发布国民政府令：以武汉为首都，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然而，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府会议，反对迁都武汉，坚持中央部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
于是，一场“迁都之争”引发国共两党渐次破裂。
而此时，直系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与奉系张作霖拥兵三十余万共存共荣地分享着北京政权。
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22日占领全上海。24日，北伐第孙传芳部仓皇溃逃。
在陈延年会见鲁迅的那当天，蒋介石也分别会见麇集于上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青红帮头子和新军阀代表，密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的计划，由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李大钊在1018年6月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正式成立。该会的主要活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都曾先后加入这个学会。这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部分会员1919年摄于北京。右起第二人为邓中夏，第三人为李大钊。张啸林等重组“中华共进会”及“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准备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还与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吴稚晖等多次会谈“反共清党”问题。在陈延年启程的4月1日，蒋介石、吴稚晖正好往访刚从国外回到上海的汪精卫；2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呈文，为蒋介石反共作舆论准备；5日，蒋、汪继续商讨“反共”办法。同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声称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共产党员与蒋“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从而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麻痹了革命群众。6日，已操起屠刀的蒋介石又假惺惺地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题赠“共同奋斗”锦旗，以表“敬意”。同日，统治北京的张作霖也派也军警、特务百人包围和搜查东交民苍办联驻华大使馆以及苏联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三十五人其他俄、华人员二十余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被坏。9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以白崇禧为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同日，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
通电，抨击武汉国民政府。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宁，将上海的反革命政变交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监督执行。陈独秀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在已光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形势骤然紧张。当日深夜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千余人被捕，解至龙华蒋军司令部。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分子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工人纠察队寻衅；反动军警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二千七百余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并打死打伤工人三百余人，占领上海总工会。13日。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一百余人，伤者无算。14日。军警继续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实行“清党运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开始的三天反革命大屠杀中，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三百余人被杀害，一千余人被拘捕，五千余人流亡失踪。15日，广州发生反革人命政变，军队包围市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捕杀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二千多人，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惨遭杀害。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也没有对当时的形势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唐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出相应的有效措施。大会仍选陈独秀《汉口民国日报》栽《董用威(即董必武)紧要启事》为总书记，选出二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十一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洽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
就在大会开幕的第二天——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的北京被送上绞刑台，报载：“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在这次大会上，陈氏兄弟对父亲向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表示坚决反对。陈延年认为自己虽然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其弟陈乔年也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中共“五人”代表，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五人”以后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圳部长，并代组织部长李维汉主持工作。他在会上也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早年，陈延年就说过：“我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人地立心，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么两样！”后来，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陈独秀果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陈延年同他的距离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