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位朋友在北京各自开了一家川菜馆。起初两家餐馆的生意都不错，但两位老板的思路和想法却迥然不同。一位老板总认为川菜是多年流传下来的特色，绝不可以更改，一改便没了特色。因此，这家餐馆总是按部就班地经营着自己的老川菜。另一位老板心眼活，他发现北京的餐饮业竞争逐渐激烈起来，喜欢老川菜的人口味也在变化。于是，他便吸收粤菜和湘菜的一些特点推出了新派川菜。这种菜肴既不失川菜的特色，又满足了人们口味的变化，因此，生意是越做越火，在京城很快就有了三家连锁店。而那一位固守老川菜思路的老板虽仍能维持经营，但几年来仍然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发展。
从这两位餐馆老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位老板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能看清川菜的发展趋势，顺应了这一趋势，改变了自己的思路和经营方式；而另一位老板之所以没有发展，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大众口味的变化，没有去改变、顺应变化。
了解问题特征，就如同垂钓之人了解鱼的习性，川菜馆老板了解川菜的发展趋势一样。懂得这样做的人才能是高明之人，才是成功的人。
“刻舟求剑”的故事妇孺皆知。
古代楚国有一个人，乘船渡河时不小心将自己的剑掉进了河中，于是他在船上刻下记号。等到船靠岸之后，他便顺着记号跳进水中去寻找自己的剑。人们告诉他，虽然你刻的记号没变，但船的位置却在变化，你这样怎么能寻找到剑呢？
读完这个故事的人都觉得楚人可笑，也都觉得自己不会犯楚人那样荒唐的错误。但细细想来，生活中犯这种错误的人绝不在少数。
我住的小区里，一位东北人开了一个东北风味的餐厅。他的理由很充足，因为大街上的东北风味的餐厅生意都不错。于是，他挖来了有名的东北菜厨师，请来了纯正东北音的服务员。餐厅开张了，头三天生意十分火爆，但渐渐地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东北老板的头耷拉下来了，开业前的幻想和兴奋换成了沮丧和疲倦。一天，他将我拉到一旁说：“唉！你看有人要这个餐厅吗？我想转让出去！”看着那张焦虑的脸，我只好敷衍地答道：“好吗！我帮你问问！”一个月后，餐厅似乎开始停业整修；又过了一个月后，餐厅又重新开业了；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乘电梯上楼时，偶尔听人说了一句：“楼下那个餐厅真火，天天排长队！”
出于好奇，第二天我便去了那家餐厅。嗬，真的是座无虚席，还有人在等位。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老板仍是那位东北人，见到我后，他笑眯眯地说道：“这回我可弄明白了！在小区里开餐馆就得菜品多样。以前仅有东北菜，小区里哪有那么多东北人，生意能好吗？现在我这里有川菜、湘菜、烤鸭，而且价格都不贵！”东北老春风满面，与几个月前判若两人……
现在，东北人开的这家餐厅己快四年了，生意一直红火。其实，这个东北老板开始犯的错误就是楚人刻舟求剑的错误。他看见大街上东北风味的餐厅生意火爆，就误以为在小区也应火爆，这不正像那位刻舟求剑的楚人吗！然而，大街上的“时务”与小区里的“时务”是绝对不一样的。大街上开东北餐厅可以招引小区内的居民，小区内的居民又不全是东北人，他的经营思路显然不适应小区的特点，因此，他的生意就会失败。但是，这个东北人又是善于识时务的人，他很快便认清了小区餐饮的“时务”，改变了自己的思路和经营方式，使之更加符合小区的实际情况，于是，他终于获得了成功。
再比如送礼，为什么有的人会送礼，而另一些人则不会送礼，对方不收呢？其实，这送礼的学问就在于变通。只要善于变通，礼是一定能送上去的。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中描写的胡雪岩就是一个十分善于变通的人，他能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礼物，并决定礼物的轻重和送礼的方式。可以说胡雪岩就是通过送礼来打通所有做生意的关节而成为一代富商的。王有龄落魄时，胡雪岩看出了王有龄有发展前途，他要抓住王有龄，于是胡雪岩送给王有龄一份厚礼，这份厚礼就是五百两银子，它把王有龄的前程和胡雪岩的前程紧紧拴在一起。后来王有龄做了官，凭着这份厚礼的交情，胡雪岩便靠着王有龄发达了起来。为什么胡雪岩送给王有龄的礼物是银子呢？因为，王有龄当时急需的就是银子，有了银子，他就能去买官。后来，王有龄死了，左宗棠到了浙江，胡雪岩又琢磨给左宗棠送礼。左宗棠是何许人也！他是著名的“湖南骡子”，自视甚高，给他送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雪岩能像给王有龄送礼一样，也给左宗棠送银子吗？不能。对象发生了变化，礼品和送礼的方式自然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胡雪岩极善变通，他为左宗棠送去了两万石大米。当时左宗棠的楚军正在与太平军作战，粮食短缺，两万石大米无疑是雪中送炭。左宗棠脾气再坏，也不能不收下这份厚礼，也不能不领这份情，于是胡雪岩又借此攀上了左宗棠。
所以，天下没有不收礼的人，只有不会送礼的人。只要你能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而改变自己的礼品和送礼方式，那么，对方一定会收下。如果你不善于变通，不管什么人都送五粮液或红塔山，那么，你自然就会被人拒之门外。一次，我有一个项目需要一位领导审批。这位领导一不抽烟、二不抽烟、三不收钱，如果我硬要送给他烟、酒或钱，恐怕一定会引起他的反感。怎么办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他的司机说，领导酷爱鸟，于是，我茅塞顿开。托人从云南弄来一只极其珍贵的鸟儿。领导看见这一礼品，高兴得眉开眼笑，收下了这一礼物。
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说：“赠送礼物和接受礼物同样需要头脑。”
这个头脑不是别的，就是变通，就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政治上需要变通、军事上需要变通、商业上同样需要变通；钓鱼需要变通、说话需要变通，劝人更需要变通。我们可以说，做一切事情都需要变通。离开了变通，我们就寸步难行；拥有了变通，我们就会所向披靡。
（第八节）、变通与世理
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只有利，或者只有弊。有一利则一弊，有一弊则必有一利，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其利去其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变通。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就看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对待，就看人们善不善于去变通。善于变通的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不善于变通的人则会把好事变成坏事。巴豆吃了会让人腹泻，对人来说是一件有弊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关于变通，变化巴豆的剂量，那么，它又会成为止泻的良药。毒蛇对人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东西，但我们变通一下，它又会成为治病的珍贵药品，而且毒性越大越珍贵。所以，利与弊、好与坏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善不善于变通地运用。
一个人明察秋毫好不好？当然好，但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清清楚楚，一点隐私都不留，那么，人们就会讨厌这个明察秋毫的人，就会躲着他，不愿与他交往，这就是“水至清则无鱼”。
发奖金好吗？当然好，发奖金能刺激人的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奖金发得太多太勤，就容易诱发人们不满足的心理。一旦心理不满足，就会滋生怨恨，结果就会给企业造成损失。
一个人做了好事要报酬好不好？当然不好，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无疑又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有一个故事颇值得人们深思。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为了答谢他就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事后向孔子讲述了这件事。孔子说：“子路啊！你做得对。这件事如果宣传出去，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险之中了。”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贡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子贡的家奴想要赎身，根据鲁国的法律，家奴赎身是要交纳赎金的，子贡却不要赎金的，子贡却不要赎金放了家奴。孔子听说后批评子贡：“像你这样做，以后鲁国人再也不愿赎人了，”孔子认为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谢金，这就告诉人们做好事是会有好报的，如此一来就会鼓励大家都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相反，子贡不收别人的赎金，虽表现得慷慨谦让，但却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愿释放奴隶了，因为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做好事要报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的善心，弘扬社会的正气。
由此，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件事。一位时髦漂亮的女士骑着一辆单车，一不小心刮蹭了一辆出租车，还好刮蹭得不算太厉害。女士连忙向出租车司机道歉，出租车司机却得理不饶人。女士又心平气和地说：“师傅，你看，我真的有急事，要不然这样，我赔你一些钱！你看多少？”出租车司机还是不依不饶，非要女士赔一辆新车不可！而且口里还骂着娘。女士看着这个不可理喻的人，也回敬了一句，于是，出租车司机恼羞成怒地打了女士一巴掌。应该说，理亏的是这位出租车司机，而当时在场围观的数十人中竟无一人站出来仗义执言。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人性都是自私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仗义执言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弄不好还会惹祸上身。但这位女士却是一位深通人性的人，她掏出了1000元人民币，向围观的人群大声说道：“谁帮我揍他一顿，这1000块钱就是他的了！”话音刚落，一个彪形大汉冲开人群挤了进来，一阵拳脚，出租车司机老实了。大汉从女士手中拿了钱后，回头对围观的群众说：“其实，我并不是为这一千元，我讨厌这个家伙不可理喻。”也许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讨厌那个不讲道理的出租车司机，但讨厌是一回事，仗义执言是另一回事。我佩服那位女士的变通能力，如果她不了解人性，不善变通，那么，她也许就只能哀叹自己没能遇上像子贡那样的大善人，她就只默默地忍受这次屈辱。我也要赞扬那位为了钱而仗义执言的大汉，毕竟他挣钱的同时做了一件抑恶扬善的好事，他的行为是应该得到回报的。也许，正因如此，今天才会有“见义勇为为基金”的出现。
这个故事从侧面论证了孔子观点的正确，因为人性就是如此：有了回报，人们就愿意去做好事；没有回报，甚至是恶报，那么，人们就不愿做好事。所以，子路的行为是善举，而子贡的行为却有些不善了。
所以，好与坏、利与弊并不是由人的愿望而决定的，决定这一切的是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