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黑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没有机会受到系统的教育，故他们的科学知识极其贫乏，文化修养极其低下，社会道德观极其堕落；同样，对人生的认识也极其愚昧。因此，他们的社会行为更多的是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其中的贩毒、聚赌和控制卖淫最为典型。它们也是上海黑社会的日趋壮大的经济基础，烟赌娼的盛行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也扩充了黑社会的社会基础。
黑社会作为一个亚文化群，其行为规范和生活习尚也构成一个亚风俗圈，此风俗圈辐射出的民俗因子较之上层或官方的文化有更为强烈的渗透力，在民间有着十分广泛的市场和土壤。由于黑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有着令人敬畏的地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倾慕和仿效。这样，亚风俗的范围便不止是局限于黑社会阶层，而是扩大延到社会的底层，使得民国时期上海都市的民俗文化染上了浓厚的“黑色”。
２．烟毒泛滥
民国时在全国各地流行的毒品种类甚多，最主要的当然是鸦片烟。鸦片烟系由罂粟果实中白色乳汁焙制而成。按其产地区分，有印度土、波斯土、土耳其土、中国土等几大类。在中国毒品市场上唱主角的，主要是印度土。印度土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质地较软，质量上乘，每两价格要达到三、四地名，是供贵族、官僚吸用的上品。小土质地较大土为硬，质量稍次，价格高最时为每两二元。
民国时期，中国有一支数量十分可观的瘾君子队伍，他们的人数之多，成份之复杂，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上海作为全国鸦片贸易的中心，吸毒人数同样相当多。尽管当局一而再、再而三表示禁烟，但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到１９４８年，上海全市平均每８０户就有１户吸毒，吸毒总人数在１０万人以上。
民国时人数众多的吸食者中，占多数的当然是富人，然穷人也不在少数。与富人把吸毒当作消遣解闷的手段，当作导欢作乐的方式，当作显示身份的途径等完全不同，穷人往往是为生活所迫而吸食鸦片的。吸烟者都有着固定的场所。烟馆即是当时专供瘾君子吸食鸦片的地方。在四川，上自省城，下至乡镇，乃至于穷乡僻壤之地，都有烟馆。异乡客地的人到四川，要找饭馆、旅馆有一定的难度，然而找烟馆却相当容易。因而曾在川军２１军中主持过禁烟事务的王锡圭曾以“十室之邑，必有烟馆”的文字来描写四川烟馆林立、烟灾泛滥的情况。
烟馆而外，当时有些地方还流行着一种名为燕子窠的吸烟场所。燕子窠，实际应称售吸烟所，它是一种低级烟馆，开始盛行于辛亥革命时，当烟馆迫于社会上的禁烟舆论被迫关闭之时，燕子窠这种私设的烟铺更加猖狂起来。燕子窠初兴之时，烟铺只提供烟具和场所，烟土需由吸食者自备。到后来凡私设烟馆均称燕子窠之时，烟铺里，不仅有卧榻灯枪，且准备了各类烟土供人随意吸食了。
民国时最低级的吸烟场所，大概要算笼头水店了。所谓笼头水，实是以熬过烟膏而剩余下来的渣屑泡制而成的低劣毒品。这种毒品，售价低廉，花五六块铜元，就可以吃到一碗，因而光顾这种店铺的，都是黄包车夫、小商贩等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
民国时期，政府亦要屡屡禁止鸦片，但收效甚微。有好事者编了首《鸦片烟歌》，历数吸食鸦片的害人之外，以警示人。现将歌词录下：
鸦片本是外国生，一到中原绝了我命根。如何好把洋烟吸？一耗精神二费钱，三餐茶饭常欠缺，四季衣衫不周全，更寒冷少被盖，六亲断绝真可怜！开门七件无来路，单怪八字没遇好时辰。仔细思量无好处，悬梁高挂一条绳。《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３日。
３．赌博盛行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荡涤包括赌博在内的毒化社会风尚的恶俗陋习。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法令宣布在全国禁止赌博。短短一月之内，连发数道法令禁止赌博，充分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严厉赌禁，全面整饬社会风气的决心和魄力。民国初期的禁赌举措，使清末以来弥漫全国的赌风得到暂时遏制，连素有“赌国”之称的广东也出现大小赌博一度敛迹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袁世凯当权以及以后的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使本来就难以禁绝的赌博不久又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至城乡每一个角落。在上海，民初以后传统赌博如麻将、牌九、花会继续发展，其中花会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３０年达到鼎盛。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５年间又时兴一股“诗迷赌博”，卷入者甚众。２０年代末，外帮、本帮流氓相继开设名目繁多的赌场，富商巨贾、洋行买办兴办各类“总会”，官僚显贵的公馆赌博也风行一时，输赢动辄上方，远胜于正规财场。而赛马、跑狗、四力球、轮盘赌、吃角子老虎机等西方赌博方式也大量输入上海，引发国人新一轮嗜赌狂潮。
日军占领上海时期是上海赌博的全盛时代。整个沪西赌窟林立，着名的有来顺林、王茂亭的“秋园”、王宝善的“好莱坞”，邵莲赓、钱宗范的“荣生公司”、“北丰俱乐部”，二等流氓荣炳根之徒沈祥麟在愚园路所设的愚园饭店大赌窟等。朱声昌：《“中山公馆”和“特色机关”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９１辑。１９３８年，李鸿章之孙李瑞九在海格路（今华山路）６２６号设大赌场，张啸林也曾在１９３９年假一俱乐部于大新公司五楼，与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投资赌业。沈银水依仗其老头子卢英的势力，也在南阳桥开“祥生公司”，招徕赌徒。此外还有同庆饭店、华南、沪南、绿宝等赌台，不下百余处，跑马跑狗依然人进人出，兴旺无比。
抗战胜利后，一些大赌窟如由四力球场改称的“中华运动场”被接收，但是黑社会操纵的牌九、麻将、沙蟹、骰子等，依旧遍地开花，直至解放，才将此风基本杜绝。
４．淫业兴盛
民国时期，淫业获得了畸形发展。从边远小镇到繁华都市，从内陆省份到东南沿海，无处没有妓女、妓院。娼妓业在官府禁驰无序的情势下，经过清未以来百余年间的发展，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或集镇的商业繁华地段逐渐形成了一个或数个妓院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段和地区。
此期间公私娼妓的总数，缺乏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统计。但即使是一些较为零碎的材料，也能够让人领略到当时畸形发展的娼妓业的概况。
上海是着名的“东方花都”。其淫业之盛，娼妓之多，甚为惊人。据甘布尔将１９１９年北京、上海公娼与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各大名城所作的比较可知，上海每１３７名居民中有一名公娼的比数，是远远超过北京（１：２５８）、东京（１：２７７）、名古屋（１：３１４）、芝加哥（１：４３７）、巴黎（１：４８１）、柏林（１：５８２）、伦敦（１：９０６）的。然而，公娼仅是当时所有娼妓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上海的娼妓远不止此数。据工部局在在１９２０年的统计，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妓女为６１１４１人。其中野鸡最多，为３７１６１人，花烟间钉棚也有２１３１５人。１９２８年后，由于皖苏浙三省和南京废娼，失“业”妓女大多流入上海，加上咖啡馆、游乐场的女招待、按摩女、舞女、女相士等变相的妓女种类逐渐增多，因而此时的娼妓总数估计在１２万人以上。到民国末年，上海的妓女数量更是惊人，光从福州路径西藏路到爱多亚路这几百米长的路段上，竟有７６４名娼妓在拉客。
民国妓业之所以出现畸形繁荣的景象，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自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和１９００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在“租借地”、“租界”、“通商口岸”、“租借港口”，西方资本主义对娼妓业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因而社会控制减弱，疏于管理。“夷夏糅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外，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上海通讯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５４页。另外，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促使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大批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灾民进入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其中的妇女，则是娼妓的最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又刺激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为其服务的一系列服务业，如钱庄、当铺、珠宝店、茶馆、酒楼、书场、戏园等业的兴盛，娼妓业的兴盛当然也在其中。还有，民国特定政治环境也为娼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政界风气起了深刻变化。前清时期，官吏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花街柳巷，官吏不敢问津。官吏宿娼被认为有玷官箴，可以被参奏革职。辛亥后，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因此……娼妓的人数和营业也大大发展了”。菊隐：《长沙响应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
５．匪患丛生
自民国以来，无处不匪，无年不盗。在中国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的两次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充斥着有关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尽管国家多次立法通过“剿匪”的议案，但是土匪的数字有增无减。到１９３０年，据保守的估计，全国土匪总人数达两千万。匪患活动的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成为民国社会同风俗变迁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要精确统计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状况和分布情况是相当困难的。土匪不像驻扎在固定地点上的军人，他们总是行踪不定。东北三省合起来以“满州”着称。当地官府管土匪叫“马贼”（或叫红毛子）。马贼实际上是一种“边境线上的土匪活动，尤其是在黑龙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土匪活动是求生活命的重要手段，据说，在那个地方，每个村庄都留有土匪活动的踪迹”。陕西是作为一个老牌的“土匪生产区”，早在１９１１年该省北部地区就已经是强盗窝遍及四野了。在军阀势力的统治下，陕西成了各色暴力行动的汇集地，从名符其实的农民起义到军阀支持的土匪武装，乃至地主豪门自行组成的民团，无所不有。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一直被誉为中国的“模范省”。可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该省的山川田野中也遍布土匪的踪迹。直隶省的北部地区直到１９２８年，始终是首都北京的所在地。此后国民党北伐军蜂涌而至。当时正碰上空前的饥馑灾荒，省内的土匪人数突飞猛增到５００万，几乎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从那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３０年国民党遭到北方军阀联盟的挑战时，直隶省各地没有一块土地不受土匪的洗劫。华北地区土匪活动的焦点是黄河下游地区，包括豫南、鲁南、皖北和江苏北部，特别是四省交界地区。山东土匪臭名昭着，一言以蔽之，可谓“鲁国多盗”。对那些竭力赶上辛亥革命浪潮的人们来说，土匪历来是山东省的主要问题。据２０年代中期的统计，山东的土匪人数在２万到３万之间。安徽的土匪现象最初只局限在皖北地区，到２０年代后期，随着地方军阀战事频繁和北伐军的推进。土匪活动蔓延至整个省内，过去零零星星的小股土匪这时已被人多势众，以士兵为基干的新式土匪所代替。其它的江苏、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云南及广东等诸省，土匪活动都很猖獗。可以说，总是和残暴的制度形影不离的土匪活动成为民国社会风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心问题之一。
匪患历代皆有，但都算不上是风俗文化现象，惟独民国匪患渗入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迎合了当时特有的普遍的尚武心态，成为破坏正常行为规范的越轨的时尚。之所以会出现此咱畸形的社会风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大革命失败或政治动荡而造成社会无序，治安失去保障，进而遗留下后患；二是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前半期国际政治动荡、变化对中国的波及和影响；三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大大刺激土匪队伍的壮大；四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后至３０年代前期，军阀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过。这些军阀战争，迫使部分丧失生计的人铤而走险，加入到土匪的行列之中。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巨大变迁，虽然在总体方向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远不是充分的、健全的。在这种不充分、不健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民国时期严重的匪患这种社会风俗现象，应当说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