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甘肃文学创作研讨会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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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甘肃作家的散文品质(2)

山西作家聂耳有一篇读习习的文章,他说:习习是温婉的,她的温婉体现在她的任何一行美丽的文字中。哪怕她对时间和人间暴行表示抗议,她也从不让愤怒弄坏自己的表情。习习的文字是时间之中的温婉,是种适度的存在。习习散文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如此。习习行文的另一特点是意趣优先。意趣优先于思想,因为思想的僵硬不适合习习灵动的文本。习习的意趣中颇含有几分童趣,这使得她的散文成为一种轻盈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欢乐的文本。轻盈而又欢乐的时间片断像新鲜的树叶一样在习习的笔下生长,像晶莹的珠玉由她灵巧的手撤落一地。过去时代的贫穷和苦难,家庭内部的不公和压抑,对亲爱母亲的怀念,爱情的失落和友情的欺骗,所有这些在事后的回忆中都还带有了迷人的色彩和令人欢愉的文本节奏。习习绝不从多彩的记忆和现实中引出刻板的教训,因为那会损害习习视线里世界的趣味性。世界必须是有趣的,使人欢愉的,就连死亡也得如此。兰兰的爸爸也死了,还死在兰兰之前:“兰兰的爸爸性格开朗,会拉二胡会唱戏,一天到晚乐呵呵。那一年防地震,有一天大院的人待在院里一夜没睡,兰兰爸拉胡胡唱戏讲笑话逗得人们开心了一夜。我和兰兰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春节,耍社火的耍到我们院,兰兰爸腰里绑了人家的太平鼓跳着敲,兰兰的爸爸太高兴了,敲着敲着就昏倒了,兰兰的爸爸再没有醒过来,到最后还带着一脸的笑。”兰兰的爸爸是因为太高兴而死的,他死后还在高兴,因为他“到最后还带着一脸的笑”。这是很奇怪的死亡事件,没有任何悲伤和暗色调,死亡显得明快而欢乐。习习就是这样表达了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果人有能力使自己快乐和友善,世界就不会显得悲伤。她驻留于逝去年代里的俏丽身影,她对时光片断的敏捷把握,她对细节的新鲜记忆和独特运用,她真实细腻的情思和生动、性感、准确的文学语言,都是非常鲜见的。但其“温婉的叙述”、其“适度的存在”、在使其散文成为人见人爱的“灵动的文本”、“轻盈的文本”、“欢乐的文本”、漂亮的文本的同时,却失去了那种对于我们灵魂的深度震撼力。

“草原经验”的抒情歌者——阿拉旦

评论家李建军称阿拉旦为大自然的歌手,恰当地勾勒出阿拉旦散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她对西部故乡的草原和雪山,充满神圣而纯洁的爱。在她的笔下,草原上像母亲一样爱抚、养育着所有的生命,而蓝天和土地、水和森林,也都是有灵性的:“躺在草地上享受着无边大草原的呵护,我的心灵在从远古走来的大自然中升华,一次次地开阔博大起来,安静的不带任何污染的空气里,我被草原的真实,土地的厚爱感动的灵魂在战栗中听到了生命在哭泣的声音。”(《青草地》)是的,阅读她的作品,就仿佛在春天的早晨,打开一扇窗户,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远处的犬吠、近处的鸟鸣,齐集到一起,欢快地向你扑来,一下子就将你围裹在温暖而生动的盎然春意中。当然阿拉旦并非总这样早晨,总这样阳光,总这样温暖而生动。有时候也把自己的笔触深入到自己心灵的渊然深处,真实而细致地叙写自己情感发展和心灵成长的艰难过程。在引起广泛好评的《萨日朗》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拉旦散文写作的这些丰富情感内容。对很早就失去母亲的“我”的情感生活来讲,姐姐萨日朗占据着像母亲一样重要的地位。而姐姐不仅像母亲一样呵护着“我”,而且还“教我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存在着。这种美好的东西好像一株向日葵,在阳光下灿烂地成长着”。在阿拉旦笔下,姐姐是美和善的化身。她真实地写出了“我”对姐姐的非同寻常的依赖心理和复杂感情。“我”因为“恍惚知晓了男女间的秘密”,陷入了害怕失去她的“慌乱”。“我”对向姐姐求婚的巴特充满了敌意。并以一种过激的方式,将这种孩子才有的简单而可爱的情感表现了出来。竟然抓起宰羊刀扑向了他。李建军言之凿凿地将阿拉旦散文的特质归结为弥漫其作品的抒情性。他说当散文写作普遍患上了抒情厌倦症的时候,当抒情被有的人当作浪漫主义的写作策略的时候,阿拉旦却决绝地强化了抒情的力度和强度,从而使自己的写作回到了最本真的状态。何谓写作的本真状态?李建军说那种以情感为本体的写作状态是也。我觉得他的前半句话是对的,后半句未必尽然。阿拉旦之所以被评家看好是因为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近乎本能近乎透明的“原始情感”或者叫原点情感。比如《萨日朗》,很天然,很淳朴,没有周晓枫同类型的题材中的那种极端的、尖锐,甚至下流的坏。当然这也使得阿拉旦的作品在获得天然与淳朴的同时又失去了只有女作家特有的那种敏感与咄咄逼人。

“当下经验”的执着叙述者——杨永康

杨永康是一位典型的“当下经验”的叙述者。其散文作品《第七页回家》(刊《中华散文》)、《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可以给一个少年带来多少恐惧与寂寞》(刊《中华散文》)、《满世界找你》(刊《中华散文》)、《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刊《美文》)、《火车梦样穿过身体》(刊《美文》)、《多么好的一个下午》(刊《散文》)、《谁偷了村里的玉米》(刊《散文》)、《今夜谁与我一样忧伤》(刊《散文家》)、《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刊《特区文学》)、《在秋天看见卡车》、《杜仲被雪覆盖》,《再往前走》(刊《作品》)等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深受读者喜爱。南京作家陶然说:“在新散文,我看到一个叫杨永康的家伙无休无止的疯话,他总是一如既往的在他的文章里反复地哕唆、孤独、裸露,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满世界找你,一会儿又像警察破案似的分析谁偷了村里的玉米与自鸣钟。他整个一个疯子,非要整得我们这些还算喜欢他的人神经衰弱,泪流不止,强迫自己围着他的狗屁文章转圈,而且越转越有味道,越转越无话可说”(陶然《从里到外地裸露》)。黑龙江作家窦宪君说:“他常让你一口气读完了他,他陷入魔境,别人也稀里糊涂地陷了进去。”(窦宪君《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河北作家采薇说:“读他的散文一不小心就把读者的锐气消磨掉了,就像雪花,容易粘在读者的衣襟上,倏的化掉,弄湿了你,却不着痕迹。这是他文字的迷人之处。”“他散文的美不可捉摸,你向往而又惧怕……”(采薇《怀旧和忧伤守候与追问》)。甘肃评论家剑云说“杨永康的散文,可引起我对自己过去经历的怀疑,我越读,越有一种晕眩感,有一种孱弱感,一股虚无的东西揪住了我,让我觉得人生很虚幻,似乎一切都似有似无,都要重新打量。读者不由自主地上了贼船。事实是晃动的,真实是虚拟的。站在这艘小舢板上,手中无桨,只能任人生在大海里晃荡。杨永康的散文以真实为起点,真实是他散文的撑杆儿,不真实才是他散文的目标,散文飞翔的翅膀。这正是杨永康的可怕之处,这是可怕的!”(剑云《一个神秘主义者的散文》)。东篱、李致博、剑云、星空、张生全、采薇、杨献平、习习、沙戈先后撰文评介其文其人。评家认为,其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一是其散文作品为我们展示了“记忆”的多种可能性、“记忆”被记忆的惟一可能性(散文就是记忆),二是其作品展示了事物神秘飘忽、断断续续、似是而非、形而上的一面,三是其作品展示了人类心灵高贵、纯净、敏感、义无反顾的一面。

史诗的构建者——铁穆尔

铁穆尔的散文作品我读得不多,用一位作家的的话说:他的作品大都来自于自己民族历史的发现和被淹没了的往事,在不断的寻找、证实和阅读中,用冷静的思考和张弛有度的语言,用自己的良知构筑民族信念和民族精神。他的《北方女王》、《花斑乳牛》、《迁徙的帐篷》、《苍狼大地》等文本,基本构成了他对整个裕固民族千年历史的追寻和证实,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再度发现与张扬。不过我觉得散文大可不必“史诗”。史诗也不是散文之肩应担当的道义。

我之所以列举了他们几个,一是几位都形成了自己的散文品质,二是说明任何人的阅读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三是说明更多的甘肃散文作家需要我们去发现,四是说明甘肃的散文力量还需要进一步凝聚,五是说明对甘肃散文作一个整体判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结语

王兆胜说:新时期散文要走出现时下的“平庸”格局,出现更多的大家、大师,真正形成繁荣景象,将有赖于如下条件成熟:一,散文文体的确立;二,散文作家独立性的形成;三,散文作家境界、品位的提升;四,散文作家功力的深厚;五,散文研究的发展和成熟。我觉得对甘肃散文状况来说“五”特别意味深长。印象中甘肃散文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也较为迟钝,常常是一位作家在域外被认可了,才慢慢反应过来。视野也比较窄,老盯着那一两个人。还有一点缺乏创作实践,惯用他掌握的、属于老生常谈的理论来套。总的来说就是对散文比较隔膜。对甘肃作家来说“二”特别意味深长。即独立性的形成。而独立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作家散文品质的确立。

(作者:庆阳市《陇东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