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廉
世纪初陇原文学以及小说发展的上升态势
在2005年，继《飞天》六月号推出雪漠等八位中青年作家的“陇军实力派短篇小说特辑”后，《上海文学》九月号又在“创造”栏推出“甘肃小说八骏创作专号”，以该刊这一期三分之二的巨大篇幅，集中刊发了这八位中青年作家的另一组短篇作品：同时于九月上旬还有“甘肃小说八骏”上海之行大型研讨会在黄浦江畔举行。这种超乎常规的展示和关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曾说过该刊的宗旨是要“为当代文学划出一道高标准”，从这个角度去看，《上海文学》的这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陇原小说在他们心目中留下的特殊印象。其实，多年来，陇原小说作家多有作品在全国广有影响的刊物上面世，多有作品人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只是这一次以群体亮相的方式形成了合力，更加引人注目，也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应该指出，陇原文学近年间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之中。前两年，陇原大地孕育的一批青年诗人在《诗刊》的两个引人注目的栏目上联袂亮相，老乡、娜夜的诗集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雪漠的长篇《大漠祭》多次获奖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散文创作也在不事张扬中得到外界的好评并获奖，诸如此类。都是这种上升势头的表征。单以小说而论，这些年里，陇原小说作者多，作品也多，可以称之为是陇原文学历史上的一个“丰产期”，当然，若论思想艺术质量，实事求是地说还是“良莠不齐”。从整体趋势看，中短篇小说显然优于长篇小说，尽管有这种发展不平衡现象，其基本发展态势却显着地向上。在陇原文坛上，正与诗歌创作方面已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队伍、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一样，小说创作方面同样实力可观，成果丰硕，所谓“八骏”就是显示这种实力与实绩的代表。
这种上升势头的形成是与一批新生力量的涌现密切相关的。而新生力量的成长，在我看来，既有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现实环境提供的条件，还有作者自身的努力。
陇原固然处在相对落后、闭塞的西部，但陇原大地不仅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历史上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是中西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形成了这个地域多民族文化碰撞、并存、融合的特质），在中原地区出现巨大社会动荡的那些历史时期里，这里却相对集中了一批文化人而成为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这些因素促成的历史悠久的多元而丰厚的地域文化积淀，造就了陇原底层文学生态的深层历史文化基础。我们只要看看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人数之众，看看他们在全省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省区的这个比重数在全国是排在比较前面的。正因为我们在社会底层拥有如此广大的热爱文学的基础力量，才可能从他们中问不断涌现出大有希望的新生力量——“八骏”中的多数作者的创作道路大约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陇原地域的深层历史文化积淀所起的作用是隐性的，并常常为我们所忽略。
进人新时期以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界激励出新的和创造的氛围的逐步形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宽松、和谐的环境。省一级以及多层次、多渠道各种文学奖项的设立，显示了从领导到社会各方面对文学人才与文学事业的重视与关注；各级报刊与出版机构在文学园地建设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作，为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了丰厚的沃土；老一代作家及众多文学编辑更是默默无闻地为新人的成长付出大量心血；文学批评界的各种不同声音也为作家的探索提供了某种参照，对于他们理解和思考历史的或现实的、民族的或外来的、思想的或艺术的诸种信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或许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正向或逆向地激活作家的创造性思维（应该指出，过去有一个时期把文学批评工作者视为裁判员或法官，现在又有人把文学批评工作者视作吹鼓手或推销员，在我看来都是一种误解或曲解）。这些因素的合力就是我所说的现实环境提供的条件。尽管每一个方面至今仍然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离开这些因素创造的某种条件，文学新人的顺利成长同样是难于想象的。
最重要的，是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自身的坚韧努力。我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不少人介绍身处基层的青年作家在可以说恶劣的生存处境中执着追求文学理想的可叹可赞的经历，的确如陈思和所说，在西部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文学依然占着重要的位置”，“文学在西部地区仍然是堂堂正正的汉子们追求的理想之境”，“在那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可以被严肃讨论、被执着追求的神圣理想和崇高情操，而不仅仅是商品时尚、名利捷径或者变相的欲望宣泄。”在陇原，我们的确看到一群有理想、有毅力、有为文学献身的精神的作家，无论是老一代的还是新一代的，他们对文学的执着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有点“傻气”，但正因为有这种“傻气”他们才攀到今天的高度，才促成了陇原小说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商业文化大潮涌动、时尚文化产品风行的今天，在陇原大地上，在社会生活的底层，竟然还有一批又一批热爱文学、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后继者不断涌现出来，这正是陇原文学繁荣的希望。对上升过程中的陇原小说基本特质的初步认识。
我以为陇原小说自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特质，尤其在近年间，这些特质日益成型并显着，有一种深化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作家们沉潜于生活深处，特别是当下人们精神生活深处，立足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表现出一种“直面”和“正视”现实与人生的积极精神。如雪漠，从《大漠祭》到《猎原》，到最近发表的《沙娃》尤其是《美丽》，可以看出他对现实与人生的把握是在逐渐深化。他在《大漠祭》里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西部农民的生存苦难，而是必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精神苦难，而《沙娃》揭示了面对死亡威胁时，猛子这样的在平庸生活中苦苦挣扎的懵懂青年一闪而现的精神反省——当然是以猛子们自己可能采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反省，《美丽》更在世俗人生的情感磨难中，写出从灵官、月儿直到他们的父辈在一个具体生活事件中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升华，敏锐地触及到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普通人从旧到新的蜕变，而且其中还可以看出有一种源自民间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再造与重生。他越来越关注当代精神生活的内在变迁。王新军、和军校、阎强国笔下的“当代生活故事”，聚焦点似乎都在当代人们的精神生活走向和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心灵特征的揭示上。张存学的《拿枪的桑林》不必说，让读者看到一个开始感受到温暖的创痕累累的心灵，如何遭遇最后一击，没有走出他面对的精神困境。即使他的《黑脸人》，尽管叙述的是逝去年代的传奇故事，其揭示的人物精神困境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是相通的，它写出了人们难于把握自身人生选择的悲凉。马步升的《那一架打的》则以谐谑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生活喜剧，剖析了一种极具典型性的精神病态，而这种精神病态不单是附着于“啃街猴”这类人物身上的痈疽，它也投影在“容忍”啃街猴的芸芸众生心灵上。因此小说在深层上触及的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相，或者说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精神病象。我想强调的是，直面与正视现实与人生，绝不是“揭黑”，或热衷于描写种种“怪现状”，也不是简单地展示“苦难”，而是真正突入当代精神生活的深处，敏感地关注并回答我们民族精神走向的时代课题。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现实；文学关注现实，就是关注现实的精神走向。所以，我认为近年间的陇原小说出现了一种深化的趋势。
与此相联系，文学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承当，就要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介入”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转型过程中作出自己的选择。陇原优秀的小说家有“定力”，有积极人世的精神，他们多来自底层，与故土的父老乡亲有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而现代意识的获得，使他们有可能完成一种超越，这不单是指他们对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的“超越”，因为对父老乡亲的超越本身就是对自身的超越，这形成了陇原小说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它是传统的，但主要源自民间世俗生活的小传统，而且不同程度地经过了现代的重构；它又是现代的，只是明显地滤除了庸俗实利的色彩，灌注进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我在陇原大量代表性小说中读出的，是一种刚烈、坚韧、宽厚、淳朴，它是一种民风，也是陇原小说体现的独特人文精神内涵，会对我们民族精神传统的重建、对我们在当下面对价值多元作出的选择，提供积极的启示。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创作个性的凸显。我这里所说的个性，既指地域文化个性，又指作家个体的艺术个性。当我们笼统地把自己归入内涵庞杂的西部时，我们曾经忽略了很多东西，到我们专注于自己立足的土地时，我们才真正找到并回归自身，获得陇原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在文坛上显示出我们独特的风貌。所以陇原小说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关注。而地域文化个性与作家艺术个性是在不同层面上去把握对象特征的产物，所以，同时，地域文化个性的凸显，并不妨碍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它反而会为独特艺术个性的形成提供某种积极的因素。比“八骏”年长的王家达、柏原的小说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又有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八骏”的多数也逐渐形成了自己作品独特的艺术风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张存学、马步升、雪漠、王新军，叶舟也是很有个性的，他的小说有鲜明的风格印记，只是看不到地域文化色彩，当然，这并不影响叶舟小说的价值。“八骏”之外还有一大批有希望的新人，尽管我的阅读面有限，就我知道的说，在西边，有一个补丁，在东边，有北斗、薛林荣，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那里的苟天晓，都有相当的潜力，而且有自己的某种特色。或许可以说，陇原小说已形成相当坚实而有气势的整齐方阵。当下文学生态格局中陇原文学的选择与坚守。
我们给处在上升态势中的陇原小说怎样“定位”？
首先需要说明，我在这里所说的“定位”，是指陇原小说在当下思想文化发展背景影响下文学创作总体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种位置与一二三四的排名无关，主要关注它在当下文学生态系统结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应该说，多年来，文学的边缘位置与处境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实际。作为地域或民族文学板块之一的陇原文学或小说，当然也处在一种边缘位置上。但它在整个文学生态系统结构中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被动因素，它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边缘冲击”处在上升态势中的陇原小说正给当下文坛带来一种“来自边缘的冲击”。
那么，这种冲击是如何形成的？
我以为根本的在于我们为当下文坛提供了它所缺少的某些因素，也就是只有陇原小说才具备的某些独特的因素，这些因素显然与我们的地域文化个性有关，尽管这不是惟一的，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强调地域文学是画地为牢，是一种退守的姿态；事实上，地域文化个性形成的鲜明色彩，是我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文学平等对话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提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才可能获得与别人对话的资格，才可能给现存的文学生态系统结构构成有力的冲击。有人认为强调地域文学是想借地域色彩尤其是闭塞、落后的西部荒寒、粗犷的地域色彩猎奇炫异，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其实，如果意识到自然地貌是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及从中孕育出的地域文化精神的一种有机元素，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学展示必然获得丰厚的内蕴。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关注这些元素，而在于在艺术创造中如何去关注与处理这些元素。
我还想提到的是，我们应有一种怎样的心态的话题。尽管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学的边缘位置，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应对这种处境的自觉。譬如说，我们总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心态与“走出”、“走向”的情结。事实上，当我们满怀雄心要“挤”进某种主潮或热潮中去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往往正是一种趋“同”的姿态，而趋“同”恰恰是与文学追求的理想的价值取向相悖的。我们最好不要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以为我们应该选择与坚守的，是一种“边缘冲击”的姿态。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恰当的、有意义的定位。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