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香港，两个年轻人身上带的四十英镑已经花光。他们住进了九龙一个英国人开的小酒店，是船上一位热心的英国旅客介绍给他们的。酒店虽小，但服务周到，英伦气息十足。两个人分别给家里写了信、发了电报，等候家里援助旅费，以便完成他们的最后一段旅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寄出的信，发出去的电报却都石沉大海。他们每天穿戴齐整，装模作样地出门观光游览，但都按时回到酒店用餐及下午茶。这样他们便可以把账单签到房间，不产生任何花费。两个人操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又穿着体面——都是英国品牌的西装、裙装，一副英国绅士淑女派头，所以酒店的管理人员丝毫没有怀疑两个年轻人囊中羞涩，还以为他们每天必在酒店用餐完全是出于对酒店的英伦氛围和优质服务的欣赏，所以对两个年轻人更加殷勤友好。
两个人每天出门逛街，只能“观光”——店铺遍布大街小巷，商品琳琅满目，却只能看不能买；面对劳伦斯·奥利维尔《蝴蝶梦》海报中深邃的目光，和《摩登时代》里查理·卓别林骑着齿轮的滑稽形象，他们只能在海报前驻足，却不能走进影院。如此等待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不得已，他们将卖掉行李，凑齐酒店的费用和去昆明的路费。他们毕竟有很多行李，是精挑细选后留下的全部家当。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格莱迪斯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在一封信中说过在香港有一位好朋友，情急之时可以寻求帮助。于是格莱迪斯开始翻箱倒柜，翻检一本又一本小记事本或地址簿，搜寻父亲曾经为她写下的一些朋友的地址、电话。由于格莱迪斯生性独立好强，所以当时并没有对父亲给出的朋友信息太在意。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香港的地址和电话，冠名陈翰笙博士。二人喜出望外，立即与陈博士取得了联系。
陈翰笙和格莱迪斯的父亲戴乐仁先生都是工合运动早期的组织者，二人志趣相投，很快成了朋友。当时陈翰笙在香港担任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秘书，而戴乐仁已远赴甘肃，在第一线推广工合运动，协助抗战赈灾。这也正是戴乐仁没有收到女儿的求助信的原因。
两个山穷水尽的年轻人从陈翰笙处借到一笔钱，结算了酒店费用，购买了去重庆的飞机票，终于结束了他们十几天滞留香港的困境。
他们原先的计划是走陆路，经越南到昆明，但到香港后才发现从越南到云南的铁路已经被日军切断。他们虽然还可以选择乘马车，走山路进入中国内陆，但这是一条极不安全的道路，旅客们时常遭遇土匪抢劫。好在重庆是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陪都，所以香港—重庆之间有相对稳定的航班。
十月中旬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了一架仅有十四个座位的DC—2飞机。那好像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月光如水，给不远处的山峦撒上一层银霜，显得既神秘又静谧。这让杨宪益想起五年前另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他骑在高大的阿拉伯马背上，前去观瞻夜色中的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有他的埃及向导卢克曼。那个早已被他当作玩笑忘到脑后的浪漫预言，眼下却变成了现实，那个卢克曼所预言的“美丽的英国女郎”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带着她回家了！他不免洋洋自得，情不自禁地向格莱迪斯投去深情的一瞥。
终于踏上了漫漫回家路的最后一段旅程，又是这样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格莱迪斯也同样感到了回家的激动和夜色的浪漫：“我们多幸运啊，”格莱迪斯轻声说道，“在这样一个月色美丽的夜晚完成我们最后的旅程。”
话音未落，就从前面的机舱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请先别说幸运，小姐。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夜间飞行吗？”坐在驾驶舱的飞行员头也不回地说道，“明亮的月光只能让日机更容易发现我们。”
飞机刚刚轰鸣着升上了夜空，飞行员紧接着又宣布飞机因为技术故障需要返回地面。杨宪益和格莱迪斯相互对望了一眼，两只手紧紧相握，神情将信将疑。究竟是技术故障，还是飞行员发现了日本飞机？他们不得而知。飞机直到下半夜才又起飞，到达重庆时天已破晓。
格莱迪斯把自己初到重庆的第一印象概括为“一脚踏回中世纪”。在她未完成的自传中，格莱迪斯这样记录了当初的观察：“担水的人肩挑满溢的水桶从嘉陵江边艰难地拾级而上，大呼小叫的叫花子不断地围着我们乞讨。宪益雇了两辆黄包车把我们送到一个朋友家。”从朋友那里，他们得知杨宪益的母亲和大妹敏如已经迁居重庆。这真是意外的惊喜！难怪发回天津老家的求助信和电报都没有回应。于是朋友立即差遣仆人去杨家通报杨宪益和格莱迪斯的到来。两人随后坐滑竿去了母亲在重庆的寓所。
原来母亲竟是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邻。国立中央大学于1937年秋随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杨宪益的母亲和妹妹到达重庆后在罗家位于小龙坎的两层小楼里租了一层的两间房。
母亲见到阔别六年的儿子，自是喜出望外；又亲眼看到儿子带回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不仅美丽端庄、礼貌可亲，还能讲中文，原先的不安与担心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原来在她刚得知儿子与一个英国女孩恋爱时便忧心忡忡；虽然大女儿敏如已经根据哥哥的指示做了种种铺垫，但母亲还是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哭了整整一天。作为一个文化不高、守寡多年的女人，在唯一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学业有成，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的时候，又突然发现这个男人被一个外国女人夺走了，她的失落与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伤心的母亲决定放弃“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铁定了心思要与大女儿敏如过一辈子。
现在儿子回来了，准儿媳也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洋”得陌生隔阂，母亲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然而团聚的喜悦与兴奋还未散去，母亲又悲从中来，泪水沾襟了。原来是杨宪益告诉母亲，他们只是途径重庆，目的地是昆明，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西南联大的聘约。刚刚团聚，又要分离，而且又是战乱时期，人人自危，母亲哪里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只要杨宪益一提去昆明的事，母亲就低头不语，泪水涟涟，让杨宪益实在不忍心坚持下去。
刚好中央大学也缺教师，既是房东，又是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便邀请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中央大学的柏溪分校任教。这一安排似乎皆大欢喜，尤其博得母亲的欢心，让杨宪益无法拒绝。于是他们放弃了前去西南联大的计划，双双去柏溪教授英语，从此改变了杨宪益的学术道路。
西南联大没有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程，杨宪益也几乎再没有走进古典人文的领域；这当然是后话。
格莱迪斯就这样在原始落后的中国西南内陆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不久，他们结婚了。
虽然戴乐仁先生曾经很明智地建议女儿不要急于结婚，先在条件艰苦的中国内陆住上几年，看她能否适应那儿的环境，看她的爱情能否经得住考验，然后再考虑结婚。但也正是因为条件简陋，生活极其不便，他们才选择了早日成婚，毕竟共同生活更利于相互照应。何况初回“中世纪”的格莱迪斯经受了种种磨难——起痱子、拉肚子、打摆子，不一而足；而且每次回到母亲处，只能和敏如挤在一间屋，杨宪益和母亲合住另一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