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在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挂了一幅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国地图，地图展示着不同朝代各个诸侯国的疆域。正是从这些地图上，格莱迪斯看到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和丰厚的历史知识。同时，杨宪益爱好古代诗歌，常常出于兴趣翻译几首唐诗。他信手拈来的翻译往往令同学们钦佩不已。时任学生报编辑的邦尼就把杨宪益翻的唐代诗人李贺的几首诗刊登在了《察威尔报》上，并撰文介绍杨宪益，还配上了他身着长袍的儿时相片。邦尼这一不无幽默的版面设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让杨宪益小出风头。而杨宪益翻译的李贺的诗句，则再一次打动了格莱迪斯的心：“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童年的北京印象原本就让格莱迪斯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保有浓厚的兴趣，与杨宪益的相遇相知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她与逝去的童年和遥远的中国的距离。主修法文的格莱迪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转了专业，改学中文。
当时在牛津教授中文的修中诚牧师（E. R. Hughes）很高兴门下收进一个主修中文荣誉学位的学生。修中诚早年在中国的福建一带传教，他的中文学识完全局限于四书五经及宗教典籍，而且口语颇具闽南风格。所以格莱迪斯对导师指导的阅读常常感到枯燥乏味。杨宪益便给格莱迪斯推荐一些古典诗词、唐宋传奇以及更近代一些的散文作品。这些读物确实比导师修牧师的教材更有趣味，而且格莱迪斯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杨宪益。杨宪益已经在1938年春季通过了拉丁、希腊古典语文荣誉学位的资格考试，随后还需要再修一门人文课程才能完成荣誉学位的学业，杨宪益便选了法国文学。学习了一段中古法语之后，随着格莱迪斯放弃法文转修中文，杨宪益也从法语转修英国语言文学。虽然他只学了一两个学期的中古法语文学，但这一短暂的经历却在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可以想象这对风华正茂、彼此倾心的年轻人，分别学习对方祖国的语言文学，可以互帮互学，一定是其乐无穷，事半功倍吧。
他们互帮互学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语诗歌的英雄偶句体（Heroic Couplet，也译作英雄双韵体）。这是英国文学中的古典诗体，始于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乔叟（1341—1400）；后为德莱顿（1631—1700）、蒲柏（1688—1744）发展完善，成为英语诗歌的重要体裁。它双行押韵，每行五个音步、十个音节；因为这种体裁常被用于英雄史诗或英雄剧，所以称作英雄偶句体。
把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诗人的诗歌以英国古典诗歌的英雄偶句体译成英文，在形式上无疑是很贴切的；在语言上又是极具挑战的。而这样一项近乎不可能的诗歌翻译，竟是出自一对比翼展翅的年轻人之手，足见他们优势互补，潜力无穷。
20世纪50年代，杨宪益应邀到中南海接受伟大领袖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介绍他为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这使舞文弄墨、爱好诗词的最高领袖边握手边惊异地问道：“你觉得《离骚》也能翻译吗？”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主席，想必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领袖略显迟疑，似乎想继续探讨《离骚》究竟可翻不可翻，但下面还有列队等候接见的其他知识分子代表。伟大领袖后来微微一笑，再一次握了翻译家的手，便继续接见其他人了。
杨宪益晚年忆起这段往事，认为伟大领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就把《离骚》译成了英语，而晚年却也怀疑诗歌是否是可以翻译的。
当然翻译有不同的标准。若要把诗歌的韵、律、意都原汁原味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无疑是不可能的；翻译只能是一种再创造——在信、达、雅三方面找到最佳平衡的再创造。
我们不妨看看年轻的杨宪益和格莱迪斯是如何把《离骚》转换成英语英雄偶句体的：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Dew from magnolia leaves I drank at dawn，
At eve for food were aster petals borne.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英语是严格的双行同韵，每行十个音节。这样的翻译前提是必须精通中文、英文，古文、今文的；这样的英语韵律也必是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推敲的。
杨宪益曾说，他们翻译《离骚》是翻着玩儿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对年轻人在墨顿学院的花园里的身影：或在芳草如茵的绿地上，或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身边摊着书本，手里捧着词典，两人耳鬓厮磨，相互切磋。他们觉得好玩儿，因为他们不仅相互倾心，也热爱语言、热爱文学，喜欢挑战他们各自的双语能力。
当然，在他们切磋学习的同时，杨宪益也讲了不少“好玩儿”的故事。他曾经问过格莱迪斯是否见过醉酒的金鱼，格莱迪斯大睁着一双蓝眼睛，不知金鱼何以能够醉酒。杨宪益津津自得，讲他小时候如何把家里的洋酒偷偷倒进鱼缸，观察金鱼们如何高亢地上下翻滚，然后一一醉死。
“好玩儿”后来变成格莱迪斯形容杨宪益的常用语，“好玩儿”也成了他们做事情的口头禅。“好玩儿”的事情，他们一定乐此不疲。
杨宪益的另一个故事，也给格莱迪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宪益有一把玩具气枪，深受周边同学的喜爱，几个要好的男孩子经常聚在杨宪益的宿舍里比赛射靶。但没多久这一游戏就玩腻了。某天晚上，有人提议他们以杨宪益窗户对面的墨顿街街灯为靶子，看谁能最先射下街灯。于是四五个调皮的男孩子开始轮流对着街灯打靶。但灯罩的玻璃实在太结实，虽然几次中弹，仍然岿然不动。正当他们不依不饶，连续作战时，教务主任从窗前经过，一颗“流弹”嗖的一声擦着他的鼻尖飞驰而过，他本能地往后趔趄了一下，然后顺着开启的窗户往里窥探。虽然屋里一片黑暗，但借着街灯黄蒙蒙的光亮，他仍然可以辨认出几个匍匐在地面，不敢抬头的男孩子。
第二天，杨宪益被传唤到教务长办公室。不管如何追问，杨宪益只承认气枪是他的，主意也是他的，不肯出卖其他任何人。虽然教务长认为杨宪益还是个不错的学生，肯定不会是这件事情的主谋，但无奈，杨宪益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最后也就只好没收了他的气枪，罚了他二十英镑。当然，事后他的“哥儿们”都认为他很仗义、够朋友，更喜欢与他交往。虽然这是杨宪益入学第一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格莱迪斯尚没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后来他的朋友们常常会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吸引格莱迪斯的很难说清是杨宪益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多识，还是他的幽默风趣，或是他对朋友的仗义豪迈。对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最初的相互吸引恐怕都是始于一点、两点。杨宪益的“好玩儿”，他的博学，他的值得信任，想必都是格莱迪斯看重的品质。而对于年轻的杨宪益，他承认一开始就为格莱迪斯的美貌所动。已经满头银发的杨宪益曾经笑语：男人嘛，肯定会被女人的美貌所吸引。但年轻的他也很快发现，格莱迪斯不仅仅是外貌美丽大方，她还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性格独立，完全不像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小姐们那样爱慕虚荣，思想肤浅。正是格莱迪斯的内在品质，使得他们之间最初的相互吸引得以发展和强化。
聪明人大概都清醒地知道没有谁会青春永驻、美貌长存，徒有其表、缺乏内涵的美貌更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爱情的持久、婚姻的坚实绝不是美貌、金钱、权力、财富可以换来的，因为外在的一切都像纸牌屋一样可以随风飘散。杨宪益曾说他和格莱迪斯有共同语言，“谈得来”；而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观——构建了他们坚不可摧的爱情之舟：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暴风骤雨，他们始终能不离不弃，共同驶向心灵的港湾。
与格莱迪斯相爱之后，杨宪益不免回忆起在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前，导游卢克曼的预言。虽然他并不相信任何占卜算命，但他确实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并与之相爱。这是巧合还是命运？他无意深究，不过也偶尔会想想卢克曼所言在前方等待他的“探险、猎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将会是什么。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在墨顿学院的花园观看露天话剧。每到夏天，学校的学生剧社就会在校园的广场或草坪上演出一些经典剧目，这是许多英美大学的传统。这次上演的是王尔德的喜剧《认真的重要》（也译作《不可儿戏》《贵在真诚》等等），舞台就搭在枝叶繁茂、树冠如穹的大树下。
当落日的余晖将西天染成玫瑰色，橙子般的太阳渐渐西沉时，一阵疾风突然而至，穿着蓝色碎花纱裙的格莱迪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尽管那一颤很轻很轻，站在一边的杨宪益却感知了。他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披在了格莱迪斯身上。那还带着杨宪益体温的衣服迅速把一股暖流传遍了格莱迪斯的全身。她从西装的下摆伸出手来，抓住了杨宪益的手。两只手就这样紧紧地握在一起，直到演出结束。王尔德诙谐的妙语不时令他们开怀大笑，开心之处，他们会对望一眼，同时手捏得更紧。“浪漫的精髓就在于它充满种种可能”，王尔德的警句在他们的心里唤起了种种美好的憧憬。也许就是这次观看王尔德喜剧的经历让格莱迪斯深信，杨宪益不仅是个“好玩儿”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人。
不久后，杨宪益在自己墨顿学院前方院的宿舍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订婚派对，宣布了自己和格莱迪斯的恋爱，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祝福。虽然杨宪益也邀请了邦尼，但他并没有出席。不难想象这一消息对于邦尼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从此疏远了好朋友杨宪益。至于邦尼是否把他失恋的苦痛迁怒于格莱迪斯，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2008年夏，当我第一次在大英图书馆读到戴乃迭（格莱迪斯婚后的中文名字）致亲友的书信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
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宪益一家随国立编译馆于1946年8月迁回南京。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途中险象环生，虽然他们搭乘的船最后有惊无险，终于到达南京，但载着他们行李和好几箱书籍的另一条船却沉入江底。到达南京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当时已在香港大学做教务主任的邦尼的来信，信中说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收到好几箱贴着日本人封条，写着杨宪益名字的书籍。原来这是杨宪益和格莱迪斯1940年回国时从牛津运回香港，被日本军队扣押的一批书。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人的撤退，这一批书竟辗转到了香港大学，而且被熟知杨宪益的邦尼发现。邦尼在信中说，只需要杨宪益给香港大学写一封信，说明这些书是他的，香港大学就可以把这些书物归原主。“一共六百多本书，”戴乃迭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想我可以彻底原谅他了。”
为什么要“原谅”？为什么是“彻底”，或者是“诚心诚意”（原文whole heartedly）的原谅？难道失恋后的邦尼做过什么对不起格莱迪斯的事情吗？9月份回京后我便带着我的疑问去访问杨宪益。九旬老人对于六七十年前自己的未婚妻和情敌之间是否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毫无印象。他只记得自己和邦尼后来的握手言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相互访问。
或许格莱迪斯独自承受了邦尼的怒气，甚至感情的伤害，杨宪益毫不知情；或许年轻时代的情感纠葛早已是过眼云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也或许曾经的往事恰好印证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自从宣布订婚以后，杨宪益在与格莱迪斯的通信中总会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上帝保佑你！但如果没有上帝，我会保佑你！那时的杨宪益可能万万不会想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都自身难保，遑论保佑格莱迪斯和他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