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杨戴声誉的直线上升，各种官衔也纷纷落到杨宪益头上。
在为《中国文学》工作了二十多年之后，杨宪益被提拔为副主编，后来又晋升为主编。也正是在杨宪益主持《中国文学》期间，这本对外宣传中国文学的刊物改变了以政治宣传为宗旨的大方向。
我们不妨从《中国文学》的部分目录，一窥这个所谓的文学刊物的政治色彩。
1951年的创刊号首篇是周扬的论文《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等革命文学；还有抗美援朝专题，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丁玲的《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等等。
1966年的5月号刊登了十首毛主席诗词，7月号刊登了《解放军报》两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10月号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1月号有散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还有诗歌《欢呼伟大领袖穿军装》《最亮最红的太阳》《伟大的统帅我们永远跟着您》《大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毛主席伟大的手》《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毛主席的书来了》《无比英勇的红卫兵》；还有《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和《红卫兵赞》；政论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二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四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看来11月号是紧跟红八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鼓励革命小将造反的专刊，居然四篇文章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诗歌、散文都在欢呼伟大领袖。
难怪晚年的杨宪益、戴乃迭都为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翻译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感到无奈与遗憾。
不仅无奈，戴乃迭对《中国文学》的文学性之欠缺还很敏感。1974年年底，有一个英国的教授代表团访问中国，有人给她留下了一包书，其中有六本英国著名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戴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说，这很可能是“对《中国文学》很平庸、很小儿科的一种间接的批评”。
如果能够假设，我们不妨想想杨宪益、戴乃迭在北碚国立编译馆的三年时间的翻译成果和杨宪益的文史研究论文，假设那个时期的学术自由在杨戴的生命中得以持续，那么他们一生中的文学翻译与文史研究成就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我不敢去假设，一来因为历史无法回头再来；二来稍一假设就心痛得扼腕。
杨宪益主政《中国文学》期间，正是改革开放、文学繁荣的时期，《中国文学》除继续介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还译介了一大批当代优秀的作家，比如张洁、谌容、刘心武、张贤亮、王蒙、贾平凹、邓友梅、冯骥才等等，举不胜举。《中国文学》不再是伟大领袖和御用文人的专有阵地。
同时，受“企鹅丛书”的启发，杨宪益还创办了“熊猫丛书”，出版了大量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作品。
然而，有了头衔，开会就是无可避免的。杨宪益进入了他人生中第二个会议高峰期，各种大会、小会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戴乃迭在1979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给朋友的信里不断抱怨杨宪益会议缠身，头衔太多，无暇顾及翻译或阅读。“各种会议浪费了他太多的时间，尤其是他当了《中国文学》主编之后，没有时间翻译、写作或读书。”
1980年1月，戴乃迭给霍克斯的信中说：“杨宪益现在忙得一塌糊涂，他的头衔太多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可笑的是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文联常务委员，作家协会执行委员，北京政协委员等等。作为《中国文学》的负责人，他天天开会，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
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戴乃迭说：“杨宪益现在变成了一个忙碌的官僚，天天只忙着开会。”
除了戴乃迭信中列举的头衔，杨宪益还是中国笔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古希腊、拉丁文学分部主编，等等，不一而足。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和副院长周扬都盛情邀请杨宪益加入社科院的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经典的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精通这一领域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杨宪益对于能再回到年轻时代研究的领域也求之不得。但是外文局不放人——杨宪益、戴乃迭毕竟是他们的顶梁柱。两人都很失望。1978年5月，戴乃迭在给牛津校友、汉学家吉廷斯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杨宪益很可能“余生都要奉献给外文局，继续做他的翻译匠；而且大多翻译出版的东西并非是我们自己想翻的”。
最终，胡乔木和周扬只好设法把杨宪益拉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会。这一浩大工程始于1978年，历时十五年，于1993年完成了七十四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文学的春天，刚刚经历了残酷漫长的严冬，文学艺术开始复苏、发展、繁荣，令人振奋。杨宪益于1980年夏完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编撰工作，8月初，他将与其他的编委们在著名的旅游胜地莫干山相聚，一起讨论百科全书已完成部分的定稿。
随着文学的繁荣，这些原先或被冷落或受迫害的文人学者也身价提高、待遇改善。戴乃迭在1980年7月给霍克斯的信中说，“今年夏天各种各样的会议争相举行，而且都是在名山大川或海滨度假胜地，对这些知识分子们真是难得的款待，尽管有些会议完全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西方人，戴乃迭的观察常常是准确的，评论是中肯的。以开会的名义游山玩水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同时，杨家也随着文学艺术的繁荣而热闹起来。杨宪益常常在各种会议上遇到文学界的旧友新知，便把他们请到家里把酒言欢；还有一些或有名或无名的作家、画家，希望借助杨戴的翻译走向世界，也想方设法走进杨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学者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是杨戴以前的老朋友，也有经老朋友介绍来的新人，总之，杨家来访的西方客人也长年不断。
于是乎，杨家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杨氏沙龙”的美称，在京城的文化圈里，可谓远近闻名。
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谈古论今，评书赏墨，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这期间，戴乃迭结识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并向西方翻译介绍了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张洁、谌容、张抗抗、王蒙、古华、冯骥才等等。
然而，高朋满座的代价就是他们失去了私自的空间。
1982年5月，戴乃迭去了山东参加为外国专家组织的泰山和曲阜游。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后，刚一进门，杨宪益就告诉她，今晚有七个美国人来吃饭。戴乃迭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听心就凉了。而且在饭桌上我还得罪了一个叫杰米·L的人，因为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没读过他的翻译。好在杨宪益想办法及时安抚了他。”
20世纪80年代，杨家饭桌上的客人和家里寄宿的中外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据说有一位当红的女作家就自称是杨家的“食客”，足见杨家当时你来我往、推杯换盏的热闹。这期间，戴乃迭给朋友的书信里常常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时间阅读”——就像诗歌里的叠句。
1985年3月，杨宪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4月，杨宪益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自传《白虎星照命》中，杨宪益对自己的光环和头衔做了清醒的反思：“在当代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看他们的学术成就或艺术造诣，而是依据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定。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受到迫害，那他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变得一无是处。如果他一旦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他又会得到各种荣誉头衔，变成无所不能。我自己的荣辱起落就是很好的证明。”
无休无止的会议是这些光环与头衔的副产品。戴乃迭在给汉学家朋友们的信中一再说：“杨宪益很想辞去《中国文学》主编的职位，因为他总要为此不断地开会、开会、开会……”既然思想开始解放，文学又繁荣起来，杨宪益总想做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翻译。比如《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中古英语亚瑟王传奇中最著名的一部）就是他一直想翻译的一部作品，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时间。这期间，戴乃迭独自翻译了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而杨宪益的时间则全部被各种会议占据。
1989年3月，戴乃迭在给吉廷斯的信中写道：“宪益今早唉声叹气地离开了家去参加翻译协会的会议，而且下个星期全国政协又要开年会了。我觉得这次政协会议，肯定会有更多人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作为政协委员，杨宪益将不得不拿出十天的时间出席会议，他如何能不“唉声叹气”？
此时对开会厌倦透了的杨宪益和戴乃迭都不会想到，他们辉煌的十年，开会的十年，“杨氏沙龙”的十年就要结束了。
值得注意的是戴乃迭在信中提到三峡工程，而且预料会有更多的政协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这充分说明围绕这项工程的争议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
三年后，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以67%的赞同票通过了三峡工程。在一个一党执政，投票往往“一致通过”的体制内，67%的得票似乎在大声疾呼不同意见，说明对这一工程存在明显的争议。
尽管有来自从国内的各方专家到国际有关组织的多方面反对，三峡工程仍然于1994年开工。
如果我们快速跳跃到2010年，我们会听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长江是条龙，一条与中华民族共生存的大龙，如今却被拦腰斩断了，龙发怒了；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都是龙的震怒。我无意宣扬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传说，但龙被拦腰斩断的比喻很朴素、很形象，不能不让人承认“拦腰斩龙”是与中国自古奉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的。
1989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35日。
1989年之后，杨宪益的人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必再为没完没了的会议苦恼；他的“乌纱帽”一顶一顶地被风吹走；他的时间又多了起来，但他对翻译任何作品都没有了兴趣。
1990年，戴乃迭大病一场，从此她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1990年，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要求，杨宪益开始写英文自传，，书稿于1991年2月寄往意大利，由意大利朋友译成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出版，题目为《从豪门阔少到党员同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身轻”的杨宪益常以诗自嘲、自慰、自勉：
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
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
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
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1990）
痞儿走运悲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
我自闭门家里坐，老来留个好名声。（1993）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1993）
他也以诗讽世伤时，直抒胸臆；当年的批评今日仍然切中时弊：
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
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
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儿童不识民心苦，却道天凉好个秋。（1993.9）
出版繁荣印刷忙，秘闻艳史色琳琅。
公家自有防风洞，垃圾今成聚宝箱。
干部无聊买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
苍天已死黄天立，何必多余说扫黄。（1993.10）
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
凑趣文章皆上品，发财企业尽高贤。
旧人难比新人贵，真货何如假货廉。
首版保留歌盛世，主编得此保平安。（1993）
才破天门又碰碑，革新复古紧相随。
不如改演秧歌舞，三步前趋两步回。（1995.3）
知了谁言不像官，平生绝技是宣传。
自吹成就名声震，假冒清高风露餐。
暑热攀高栖碧树，秋凉走穴觅黄泉。
暗中吸尽民膏血，腰满肠肥便挂冠。（1995.8）
他的诗也常常透着无奈、带着沧桑：
蹉跎岁月近黄昏，恃欲轻言无一能。
呐喊早成强弩末，离群尤念故人恩。
残躯难见山河改，大厦将倾狐兔奔。
起应晚年余涕泪，天涯尚有未招魂。（19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