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最高领袖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小将及革命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一壮举把史无前例的“文革”推向新高潮。
几天后戴乃迭骑车进城，去协和医院探望住院的朋友。本打算为病中的朋友买束鲜花，可所有花店都关闭了。戴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发现花店都被红卫兵们关掉了，因为买花种花都是资产阶级趣味，与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古玩店、书画店也关门了……今早上附近学校的红卫兵们来外文局各办公室巡回检查，警告一些男人要留工人阶级发型（即光头、平头发式），甚至剪掉了某人的头发”。留长辫子的女孩子们也被剪了辫子，都成了齐肩的短发。戴乃迭适时地加了一句幽默的评论：红卫兵们一定巴不得能得手给披头士们把头发剪了。
“如果你坐公交车，车上也有红卫兵大声宣读毛主席语录，或者什么新指示、新命令。”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戴乃迭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向母亲报告着这场运动。“根据红卫兵的命令，银行不可以给任何人的存款付利息”；“红卫兵好像接管了城市，把他们认为封资修的街名、公园名、商店名都改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建的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北海公园成了工农兵公园；紫禁城变成血泪宫……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为了一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龙颜，开始或行军，或搭乘免费火车向北京进发。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检阅红卫兵，据说人数达一千二百万。每当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出现时，人们雀跃欢呼，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节奏划一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遍布北京各个角落，他们在学校教室、机关办公室安营扎寨，连外文局的办公室也住着外省来京的红卫兵。戴乃迭亲自骑车去城里的友谊商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专为外国友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可以买到特供或紧俏商品）买当时最时尚的领袖像章，送给驻扎在外文局的红卫兵。
进入12月，严冬到来之际，最高领袖不再频繁检阅红卫兵，革命小将们也不再大规模地从全国各地向北京进军。戴乃迭在1966年12月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北京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了，三百多万外地进京的红卫兵大都已撤离北京。我们外文局共接待了二千六百名红卫兵。”在红卫兵驻扎外文局期间，戴乃迭亲自采访了部分红卫兵，以了解他们的雄心壮志，并向母亲作了详细报道：
我采访了十五名初中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岁。他们来自山东，徒步行军三百英里（约合四百八十三公里，作者注）。他们来京有三个目标：（1）见毛主席，（2）从政治上和体魄上锻炼自己，（3）来北京获取革命经验。第一天他们一鼓作气，走了四十英里；结果第二天个个脚上起泡，双腿浮肿，有些人想改乘火车（红卫兵可以免费旅行）。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那样做不够革命，又继续步行。有一天他们走了五十英里，夜里只睡了六小时。真是一帮能吃苦的孩子。他们一路上很辛苦，因为气温低、寒风吹，他们夜里就住在沿途的农民家里，而且努力保持当年红军的革命传统，为农民打扫院子、挑满水缸，损坏任何一点东西都照价赔偿。当农民们听说他们是去北京见毛主席，都激动异常，纷纷让他们给毛主席带好，并竭尽全力帮助这些学生们。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农——在中国六十岁就算老人了，怕他们迷路，一直陪着他们走了两个多英里。这里不像英国那样有很好的地图做向导。他们每天还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运用毛的教导解决每天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是在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学习运动（顺便提一下，随信给希尔达寄去一本《毛主席语录》，是炽的建议）。十一月十九号这一天，他们听说二十号将是毛主席今年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但他们距北京还有三十英里，他们急坏了。于是又有人建议搭乘顺路的卡车，但这一建议又一次以革命的名义被否决。宁可夜里不睡觉，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行军到底。然而，一场北京惯常的沙尘暴让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又耽搁了几个小时的行军。但最后皆大欢喜，毛主席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检阅了他们！（1966.12.13日信）
戴乃迭信中提到的大规模毛主席著作学习运动当然也波及“外国专家”。戴乃迭在两个月后的另一封家书中说，他们要到天津的解放军驻地去听取战士们总结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这也许旨在激励外国友人同样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包括戴乃迭在内的外国专家们就被派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早上空着肚子，六点半下地干活。出工之前，大家先在工具棚集合，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八点半，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才回家吃早饭……我们还旁听了社员们的政治学习，听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报告，听他们讨论冬储蔬菜的计划。（有两个农民建议入冬前蔬菜卖得越多越好，因为冬储后蔬菜水分损失，不再新鲜，卖不出好价钱。但大多数农民反对，认为不应该只考虑赚钱，要首先想到为人民服务……）那真是非常民主的讨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66.11.16日信）
1967年1月，戴乃迭写道：“文化大革命澎湃向前，我们局里也经历了大规模领导换班、人员交替。很多老领导都受到冲击，有些部门由‘群众’掌管了大权。天天都有大大小小闹闹嚷嚷的集会。”这些集会当中，当然有对杨宪益的批判会，只是作为外国人的戴乃迭并不知情。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杨宪益在运动中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我并不了解细节。许多事一个外国人是不会知道的。有一段时间杨宪益情绪很低落，但现在好多了，他正在写检查。”
1967年6月，戴乃迭在信中夹了两张朋友在紫竹院公园为她照的相片，“公园里还是安静的，但你无法想象文革现阶段的噪音，”她向母亲报道，“外文局的两派造反派都开始了广播大战：他们把大喇叭插在地上（有一个甚至就在我家窗外），把音量调到最高，都想以音量压倒对方。”
戴乃迭还在一封封的家书中反复地强调“我们一切都很好”“千万不要为我们担心”“杨宪益不会出什么大事，我和孩子们更不会有什么事”……显然，远在英国的母亲很为他们担忧。“杨宪益受到的批评多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是戴乃迭故意对丈夫的境况轻描淡写，免得母亲担心？还是作为局外人，她对运动的观察不仅是局限的，而且掺杂了个人对运动单纯的理解？事实上，杨宪益自1966年7月，就深陷困境。
问题始于杨宪益20世纪60年代写的四首“反诗”。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拉开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并导致了一直效仿苏联的中共与苏共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先后“九评”苏共，指责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为“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杨宪益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了几首诗，表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与支持。
杨宪益是个喜欢直抒己见，信手拈来的诗人，常常有感而发。诗写了随处一扔，也并不关心诗的下落，他注重的是写诗以言志的过程。如今这四首反诗已无人记得内容，杨宪益本人也只记住了其中一首的头两句：“猎猎东风夜撼关，会看春色破层寒。”就是这四首诗，在文革初期以大字报的形式在外文局赫然出现。随后，批判杨宪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外文局的楼里楼外。“声讨我的大字报，数以万计，贴满了外文社大院的每座楼，”杨宪益在自传《白虎星照命》中回忆道，“最突出的莫过于用粗体字抄录的我那几首支持赫鲁晓夫新路线的诗，并配以红色大标题，指责我为反动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和其他一些胡言乱语。”这些声讨批判很快又增添了一分闹剧色彩，因为有人指出杨宪益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资格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于是乎，杨宪益的帽子又变成“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及以后的日子里，批斗会的声讨和高音喇叭的喧叫，夜以继日，折磨着人们的神经。”杨宪益回忆道。他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社会的弃儿”。白天在办公室，除了随时随地会被召去批斗，便没有人搭理他。晚上回到家，发现戴乃迭和孩子们生活依旧，甚至有时还满怀热情。所以戴乃迭可以骑车去友谊商店为红卫兵们买毛主席像章，可以热情地采访驻扎在外文局的革命小将。戴乃迭是运动的局外人，是充满好奇的旁观者。而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已经击碎了杨宪益的正常生活，他像“弃儿”一样游离于家庭之外。“那个红八月是令人恐怖的……连我也害怕了。”
杨宪益自以为是个轻易不会害怕的人。“当年我坐在去成都的邮车顶上，国民党士兵举枪瞄准我的时候，我没有害怕。在我们乘船沿长江去南京的途中，一天夜里说要沉船，人们惊恐万状，我也没有害怕。但这一次，我紧张了，我害怕了。”因为杨宪益是孤独的，是被完全孤立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知道他的恐惧，或了解他内心的不安。也就是在这样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杨宪益开始出现幻听症状。
“当我独自坐在办公室时，我觉得听到了同事们讨论批斗我的计划，并有人悄声说如何将我打死。”被孤立、被封锁了任何消息的他只能竖起耳朵，竭尽全力地去捕捉任何一点谈话声音。不管是隔壁办公室还是楼道里的声音，他都警觉万分，声音越低，他就越努力地听。除了听到关于陷害自己的密谋，杨宪益有时也会听到某某人在审讯中被打死的消息。
一天，杨宪益看到新上任的女支部书记正经过他的办公室，他赶紧打招呼，然后低声说：“某某人不幸身亡，我很遗憾。”女书记惊愕：“你说什么？！午饭的时候你会在食堂看见某某同志，他出差刚回来。”看到杨宪益一脸疑惑的样子，女书记冷笑了，“你恐怕神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