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主要职业是翻译，翻译一般只能传达原著原意，无法传达一己心声；另外写的一些散篇，则多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掬几朵浪花，也往往不大适合故事新说，连找个借古喻今的机会也不容易有。
欲浇心中块垒，最好还是借助酒杯；要直抒胸臆，当然最好还是诗啦！杨宪益一生淡泊名利，淡泊物欲，只有烟瘾酒瘾，没有官瘾钱瘾，却并不是个一切皆不往心里去、什么都看淡的人。在他的诗中，读者会不难发现他的血是热的，心肠是热的。他关心国家，针砭社会弊端，臧否当下人物，伤时悲世，对底层百姓充满同情。
1982年深秋，杨宪益去西安参加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此次会议主题是外国黄色及黑色幽默文学，因有诗曰：“纸上谈兵年复年，未能实践只空言。而今书肆多奸盗，高论原来不值钱。”短短四句，语义复讽：前两句是自嘲与会者的议论是“纸上谈兵”的空谈；第三句是针对当时图书市场的状况；第四句则又嘲讽与会者，“空言”既于事无补，自然“不值钱”，同时又讽刺了视高雅、学术为不值钱的“钱眼儿”。
流行歌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之后另一个老人应朋友之邀来到深圳转了一个圈，在人们赞叹特区模式发展经济、深圳速度建高楼的时候，他并不因朋友盛情，天天举杯望大厦，或根本就是天天在大厦里举杯，就如坐春风，如凌绝顶；也不因为自己属于文化精英，就目光只关注争先恐后要把青天刺破的楼尖尖，他把目光往下，再往下，看到的是大楼遮住阳光后留在地上的阴影，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他就是杨宪益。
1990年杨宪益到青海视察，地主把他们奉若上宾，殷勤招待。面对美味佳肴，杨宪益却忽然想起远方没有饭吃的以及饿死的人来了：“驼掌殊珍供老饕，无鳞鱼伴嫩羊羔。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
神州大地一度风靡特异功能，深圳并不因先走出思想禁锢就“概能外”。杨宪益大概是参加了一场气功报告会，诗中便有：“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对开“求实”风气之先的深圳的这种最不讲实际的现象大不以为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全民皆商的风气愈演愈烈，杨宪益摹之为“大街小巷炒银圆”。随又用自嘲的方式挖苦经营活动中的不择手段：“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下海”原指戏曲票友正式入行，或指良女从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忽然成为经商的代称了。而人人下海，一切向钱看，各个单位也争相经营成风，一时乱象丛生，丑态迭出，对这些，杨宪益那个时期的诗中多有反映，比如《赴宴》：“满堂粉黛窄旗袍，侍酒殷勤步步娇。送出外宾齐下跪，再伸素手要红包。”散句还有“社会而今只要钱”“旅游只管赚洋钱”“邮局兼销热带鱼”等。
虽然下海者众，但大多数人都白忙乎了，渐渐大伙发现，轻易捞到大鱼的总是高官的妻子儿女——这个特殊群体不得经商的铁丝网不知何时被冲破了，一时民怨鼎沸。而当整治风来，这帮人也总是毫毛无损、安然无恙。杨宪益所作的《银行》，即有所指：“惊闻今日整银行，兔死狐奔亦可伤。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贪财终作丧家犬，获利甘当替罪羊。恨不生为太子党，早携巨款去留洋。”
另一首《有感》中，也有类似意思的句子：“总是自家妻女事，雷声虽猛早收关。”批官更激烈的句子还有“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
当物欲横流，新闻出版界并非真空之地，当然免不了受污染。杨宪益在文化圈内，对这一块地自然更了解，更有体会，更有感触，遇见丑怪之事也更愤慨。他眼见在利益驱动之下，原本与买卖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该与买卖有直接关系的，也都变成可以换钱的了，比如新闻报道，十分看不惯，于是有了《有偿新闻》：
“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凑趣文章皆上品，发财企业尽高贤。旧人难比新人贵，真货何如假货廉。首版保留歌盛世，主编得此保平安。”
出版社每年出书都有额度，每本书都有一个书号，这些都由新闻出版署控制。没有书号的出版物被列为非法出版物，自费出书的人为使书籍合法化就需要书号，而一些出版社不能保证自己出书能赚钱，于是书号成了商品。而买卖书号出版的图书，常因出版部门疏于管理和审查，出现质量低劣、内容不好等情况。
杨宪益对此当然深恶痛绝，他的《卖书号》一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出版繁荣印刷忙，秘闻艳史色琳琅……干部无聊卖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
杨宪益不仅是个爱书人、读书人，他还是个写书人，又因为职业的缘故，对作家、作品颇为注意，看不惯的就要说。北京作家王朔曾一纸风行，他的小说语言多戏谑与反讽，从权威到精英都加以嘲讽，他还故意以恶毒糟践自己的方式，来叫别人无话可说，典型的句式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王朔剖析国人虚伪、僵化、愚蠢，刻骨入木，对于社会有振聋发聩之功。但可能是因为对立面太过强大，他采取了痞子的姿态与精神来对抗，这又使许多并不是他对立面的人感到不习惯、不喜欢。
杨宪益在一首无题诗中提到王朔，没有多讲，只一句“痞儿走运悲王朔”，却也表明了他是不欣赏王朔的。从这点也可看出，杨宪益的思想观念毕竟还是正统的。
对于陕西作家贾平凹，杨宪益就更不客气了。贾平凹所著小说《废都》出版，因内容多有性描写，他又仿《金瓶梅》《肉蒲团》等洁本，不时以“此处删去××字”来代，仿佛故意吊人胃口，社会争议也很激烈。杨宪益因此《有感》：“忽见书摊炒《废都》，贾生才调古今无。人心不足蛇吞象，财欲难填鬼画符。猛发新闻壮声势，自删辞句弄玄虚。何如文字全除净，改绘春宫秘戏图。”对于贾平凹的《废都》，杨宪益不止一诗揶揄。当时还有一部小说《骚土》，与《废都》一同被称为当代《金瓶梅》，杨宪益于是有诗《作家》：“作家闹得一团糟，你炒废都我炒骚。”
杨宪益批判社会，或斥或讽人和事，固然是出于他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出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嫉恶向善、抑强悲弱的良心，但也不必否认，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前期的“挥斥方遒”，是与他当时的遭遇及其心情相关的。
曾有一位杨家的常客，与杨宪益交往了多年，了解不可谓不深，他说杨宪益“从不发怒或者流泪，脾气好得不行，不那么冲动”。可是杨宪益却在1989年冲动了一回，虽然至死不悔，但不可避免的，心境倾斜了。他本是不乏血性的人，以至于都有点愤青了。加上祸不单行，夫人身体每况愈下，愤中于是又加了悲。诗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句子：“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迁居赴港两蹉跎，缺乏人情可奈何。家有仙妻常卧病，身无神术起沉疴。”悲凉的心情显而易见。
当时电视里正播放香港电视剧《家有仙妻》，又戴乃迭是西方人，古人认为神仙在西天，杨宪益遂有此代指。迁居之事是指从百万庄迁到友谊宾馆专家公寓与小女儿同住，可友谊宾馆的建筑与环境却又样样令他不快：“假山假水假洋房，越学摩登越外行。西式草坪常不剪，东瀛地毯垢堪藏。”1994年春节，电视上播出的晚会节目也令他作呕：“迎春晚会最无聊，播来播去说教条。粉黛满堂穷作态，龇牙咧嘴弄风骚。”这些当然已经多为牢骚了，可见他当时的心情。
杨宪益一生主业语言文字，对语言文字自然比一般人更敏感，对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与严谨也更看重和维护。当社会转型、风气转变，人们在拼命追求时尚与新奇的时候，语言文字就成了重灾区，扭曲、变异、胡乱套用，杨宪益对这种完全不守规矩的做法十分反感，他曾写了《感语言之洋化》一诗加以讽刺：“语效鲜卑竟入迷，世衰何怪变华夷。卡拉欧咳穷装蒜，品特扎啤乱扯皮。气死无非洋豆腐，屁渣算个啥东西。手提BP多潇洒，摆摆一声便打的。”
洋泾浜英语的特点是念音译，杨宪益也就以音译，且借助汉语一音多字的特点，故意以怪异无厘头、难看难听的字眼来表现，比如以“屁渣”代通译的“比萨”（饼），显出了汉语胡乱洋化的荒诞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