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的翻译生涯自国立编译馆正式开始，“非正式”则始于他的中学时代。那时他一度非常喜欢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因喜欢而读，因喜欢而译。最初是把一些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体诗，有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弥尔顿的诗，有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的朗费罗的诗，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的片断。
杨宪益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是在留学牛津后期。他在女友戴乃迭的帮助下，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语，而且译成在十八世纪英国诗坛占主导地位的“英雄偶句诗体”，并且特别模仿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的诗风。
英雄偶句诗体又称“英雄双韵体”，与中国讲究对偶的古典诗歌形式相近，特点是每行由十个轻重相间的音节组成，每两行押韵，隔行换韵。这种押韵方式不但使形式整齐美观，而且音调抑扬和谐。德莱顿是其重要诗人。
杨宪益这样做虽属别出心裁，但也并不奇怪。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自然容易接受和喜欢英雄偶句诗体。虽然不奇怪，但是译者仍然显得大胆，以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杨宪益的《离骚》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读到后，幽默地说杨宪益的译文在精神上与原著的相似程度，可以用一只巧克力做的复活节鸡蛋与一只煎蛋卷来相比。
杨宪益听了，哈哈一笑，并不以为忤，但后来他在翻译中也就不再采用英国格律诗体，而改用自由体了。原因却也不是他认为不好，而是觉得“吃力不讨好”。
除了《离骚》，杨宪益在这期间还翻译过屈原的《九歌》《招魂》，翻译过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他翻译的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杂志上，还翻译过鲁迅的《野草》《阿Q正传》。
1952年，杨宪益到北京参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此期间会见了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尊棋。当时，该社刚刚从中国文学出版社手上收容了《中国文学》杂志，刘尊棋便当面向杨宪益发出了邀请，请他去做外文社的专家，一来支撑《中国文学》，二来计划系统地翻译中外文学名著。
随后，杨宪益夫妇从南京迁至北京。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安在了东城区的南河沿十一号。河沿，北方话是河边的意思。南河沿的意思并不是南河边，而是河的南端的岸边。河即原来的御河，是元朝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的故道。北京到处是古迹，这对于喜爱中国历史文化的杨宪益夫妇来说，可谓适得其所。
1952年《中国文学》只出了一辑，上面有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鲁迅的《阿Q正传》；在1953年的《中国文学》上，载有戴乃迭翻译的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年年底，杨宪益和文艺界、科技界人士应邀会见毛泽东主席。
杨宪益是一位生活态度相当恬淡的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将这种恬淡表现得相当彻底。即使在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因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付之于某件事情，就把那件事情的价值看得过重，说得过重。
1993年，香港大学同时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特里莎修女、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杨宪益三人名誉博士学位，称赞杨宪益“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
应该说，社会对于杨宪益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有口皆碑，但当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就此询问他如何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时，他的回答可以说是极其轻描淡写，他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什么事都做了一点，但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
主持人显然不肯接受他如此简单的回答，认为他过于自谦，于是进一步点明他英译了很多中国古典作品，并且高调赞为“可以说这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换了个人，也许会欣然笑纳，会微微颔首。可杨宪益却仍然不肯有一点点顺然，说：“我在翻译方面做的事情也很少。比如说国家外文局希望我翻译一百种古典名著，我大概也就翻译了三四种。”故意避重就轻，用数量来冲抵主持人所说的价值。
杨宪益如此，并非故作谦虚，因为这与他平时的一贯为人相合。
那天毛泽东接见他们，跟每个人握手。轮到杨宪益时，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说，杨宪益同志译过《楚辞》。毛泽东于是问他：
“《楚辞》能翻译吗？”
“主席，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楚辞》也不例外。”杨宪益不假思索地答道。
也许是因为那天的场合不容许字斟句酌，杨宪益的回答委实有些轻率。毛泽东所言，并非一般询问，而是有所指的疑问；也并不是问两种以上语言能否相互转换，而是对翻译究竟能否将中国古籍经典的精髓准确地转达表示怀疑。
这原来不只是学术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就有人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钱钟书的侄子、翻译家钱佼汝却又认为诗歌可以翻译，难以翻译的是散文等等。事实上毛泽东抛给杨宪益的，是一个难题，而杨宪益当时未能“深刻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只从一般技术的层面上作了简单的回答。
杨宪益的回答自然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他听了杨宪益的话后，“笑了笑，想了想，没有再说话。”给杨宪益的感觉是毛泽东好像想跟他“辩论一下”。
杨宪益的回答，虽然在当时是脱口而出，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实际上，却也是他对翻译看法的真实反映。换句话说，在中外翻译问题上，具体到《楚辞》，毛泽东认为译不了，杨宪益认为能译，反映了两种“翻译观”。
虽然事后杨宪益对毛泽东的问题有所思考，也觉得毛泽东的话“有他一定的道理”，即“你可以说这个东西，谁也翻不好，没法儿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也可以说没有东西不能翻。”他认为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两种都可以说。”
杨宪益不大接受人们将翻译当作一门科学，他只将它视为一种艺术，或是一技巧。
对于翻译，杨宪益还有“模仿说”：如果把原著比作一件艺术品，那么译作就是一件仿品。仿品水平有高低之分，当然永远不可能与被仿品完全一样。
杨宪益之所以用简单的方式回答毛泽东，并不完全是当时仓促，实乃杨宪益本即不愿将译事复杂化，而主张简单地看问题。在他见毛泽东半个世纪后，他的这一观点仍然未有改变，说到翻译，他认为“无非是把一部作品从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回事。”
杨宪益如此看待翻译，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翻译是件可以马虎从事的事情，而只是不愿把它说得过重。在这方面，梁实秋似乎比他走得更远。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给杨宪益留下的深刻印象是：
“他并没有把学术工作当成一回事。他翻译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只要十天工夫，译成后对手稿再也不重新读一遍。”即使这样，可能也不能说梁实秋马虎，所以杨宪益给他的评语是八个字：“才华横溢，非常机敏。”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一点他与杨宪益身上共同的东西，诸如聪明过人、思维敏捷、才子气，还有一点点恃才傲物。
1955年，外文出版社改为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杂志也归属外文局，杨宪益夫妇到杂志社工作。外文局在百万庄新建了专家楼，杨宪益一家人由东城区的南河沿迁到西城区的百万庄。百万庄当时地处西郊，那一带多是荒地，坟很多，并无确定的地名，顺口就叫百万坟，后来逃荒的人在坟岗上搭建窝棚，形成小村庄，被城里人称为百庄子。随着城市建设，定下地名叫百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