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写信给我说：“《宽容》一书出版在一九二五年。而今已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希望搞一个普及永久性的版本，再一次定一个‘大众的价格’。”倘若他们要对原著作必要的安排，我还想写最后一章吗？或许我能够试着力图说明，在近十年内宽容的理想为何如此惨淡地破灭，现今我们的时代为何还未超脱仇恨、凶残与偏执！这一切绝对是有原因，要是真的有，并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能够说出来吗？我这样回答说，剖析美丽端庄的宽容女神的尸体并非一件愉悦的事，却是必须做的，我认为我有这样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该在哪一页开始写后记，同十五年之前写的这本书作告别呢？出版商建议我将最后一章删去，原因在于结尾部分是神圣的希望与欢呼。有关这一点无疑他们是对的。确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把《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作为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种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为适合。可是细想以后，我认为这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我与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非常悲观。然而这本书还要留存于世好多年，我觉得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一九二五年如何激起了我们对幸福高尚前程的美好憧憬，可一九四○年又是怎样完全打破了这些光荣的梦想，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犯了怎样的错误才产生了这场可怕的灾难。几次通信之后，我说服了出版商，让他觉得我还是通情达理的，如下就是我写给出版商的内容，当做《宽容》的最新、最后一版的补充说明。
最近七年可以说是个切切实实的“丑巫婆的大锅”，一切人类的丑陋弊端都全部汇集在其中，组成了大杂烩，它会将全部的人毒死（除非我们发明某种既快又灵的解药）。我认真研究了倒进这个令人作呕的容器中的种种成分，也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不厌其烦地观察。那个大杂烩臭气满天，正在我们整个世界上蔓延开来，我和别的住在余下的寥寥无几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见下等的厨房仆从竟然受如此多人的拥戴，真是无法理解。这些下等的仆从不仅因为这让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欢心不已，且还用所有时间将它强行灌入对他们毫无伤害的旁观者的喉咙当中。显然这些旁观者喜欢祖传下来的善意与宽容的鲜汤，但是他们要是对大杂烩表示出开心的样子，不愿吃这一大堆倒胃的东西，就立马被杀死。我竭力弄清楚这样的事情如何会发生，用来满足我的好奇心。而今我要告诉你我用心观察的结果。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的起因，我建议大家学习精明可亲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来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目前住在帝国大厦。首先我们看看记录，看可以找到什么。在这里我提一个问题，似乎它有点离题，不过（一会儿你便会看到）与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密切相关。你养过狗、猫或别的动物吗？你研究过对这些卑微的动物对养它的家庭与主人的花园以及后院的态度是如何的吗？你肯定注意到，出于天性、本能或是训练，或三种因素都有，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荒唐地珍视。同一条警犬，它能够让自己主人的孩子牵着它的尾巴在房间里转圈圈，也能够让孩子从自己身上揪下一小撮毛，可另一个和蔼的小孩子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的时候，它就立刻嚎叫不止。最小的德国种猎狗肯定注意到了隔壁北欧种粗毛大猎狗可以将它撕成碎片，然而只要那条猎狗胆敢跨出它认为是区分自家与邻居领地的界限一步，它就会扑向那头凶悍的大兽。就算是只懂得享受的猫，在另一只猫闯入自己的炉边的时候，也会勃然大怒。捕捉大猎物的猎人对森林居住者的习惯都非常熟悉。
他们告诉我，野兽具有群居的本能，外面的野兽要想加入它们的部落想都不用想，无论加入者增加的力量对它们快速削弱的实力来说是如何的有利。那些装着懂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对我说，就算是在这些冷血动物之中，当一条陌生的鱼出现的时候，也有种固定的行为准则，在河流岩石间有固定栖息的场所的鱼，从来也不会让别的一条外来的鱼成为自己的行列中的一员。动物学我不是很精通，可我学了些有关人类的知识，在我研究人类所谓历史的这段期间（在这短暂的时期人类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行为记录时，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从以前到现在，人类一直都是“群居的动物”，只有在一个人感觉自己属于经同路人组成的某一排他性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员都苟和于他们自己继承的信仰、偏执、偏爱、恐慌、希望与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受到幸福。是的，经济上的需要时不时也许迫使有些人群，包括彼此对抗的部落，依据某种政治方式做事。不过这样的安排总不能持久下去。
真正让好多人不顾艰难困苦与危险聚在一起的原因，是源于他们有很多泾渭分明的相同信仰、一样的偏见、共同的爱好、一样的恐惧、共同的希望与理想。看一看从乔普斯与哈姆拉比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记录。每一时代所有地方的情况都一样——每一集团、每一部落、每一宗派、差不多所有家庭，都坚持和邻居保持一些距离，以为自己大大优越于他人，无共同理解或是共同行动的一切基础。我给你举个人尽皆知的例子。世界各地几乎全部的人从一开始都用怎样的名字称呼自己呢？这样的例子多得吓人，他们把自己称做是“上帝的人”或者“上帝的子民”，更荒谬可笑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在别人的眼中埃及人是卑贱的小农，可他们却将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今人们熟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意思（别人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好多部落——最熟悉的塔希提岛人——也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以及北欧相距万里，在这样的地方住的种族互相间一点共同之处都没有。
不过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他们对人类的别的成员极为蔑视，觉得他们是异己，一点都不体面，应受到鄙视，倘若可能，还要躲得远远的。在这样触目惊心的规律当中，乍一看希腊似乎是一个例外。不过他们高傲地认定自己是海伦的直系血亲，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下来的人，这说明他们对本种族的人很尊重。他们轻蔑地将非希腊人称之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的、粗野、奴性与无知），这表明了他们极其蔑视一切的非希腊人，粗率无礼地当他们是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确实胜出一筹并且心胸开阔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觉得他们是劣等人。
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与愚昧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水平相当，那些土人一直都没学过三以上的数，却扬扬得意地告诉欧洲最早的访问者，倘若问他们是什么人，则是十分愚蠢的，由于他们显然是独一无二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样一种傲慢无礼的令人厌恶的形式的约束。这并非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比别人低。一定不要这样觉得！他们如同现代的英国人一般，觉得自己理所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因而他们不屑于就这一点作一些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公民，这便够了。对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大惊小怪未免太有失体统。对此罗马人一点也不在乎，至少在这一方面不在乎。
有关纯种族的概念使得大部分部落与民族觉得自己是绝无仅有应当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这一点我就谈到这为止。不过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由于伴随这种怪异的排外与带有优越感的种族意识，以及对宗教、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相异可重要无比的问题的特定信仰。结果，所有组织不论大小都一直居住在警卫森严的城堡中，用偏执这个顽固的屏障抵挡外界与外来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已独立自主地生存一百五十年了。确实，清教徒不宽容的行为是没有可吹嘘的地方的，不过毕竟我们躲避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但是现今，边远的地方已被开发了，国家正快速地走入定型，我们却仿佛没有从地球古老的一些种族的错误例子中吸收充足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领地上，一切种族集团仍死死地抱成团，各自把自己的禁忌推广开来，仿佛从未听说过《人权宣言》一般。宗教团体似乎一直都没有提到过《宪法》中有关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仅强行下令自己的成员应如何阅读与思考，还一点都不顾经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自己开始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间，我们便可以看到（倘若我们愿这样做的话）某种窄小的精神与种族排他性的肆意发展，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可悲的残余。十分明显，我们对形势的太过乐观稍微有些过早。在最近六年的发展之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包括过多各种各样的偏见同片面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意识的增长使得最抱有希望的人们开始相信，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回到了几乎是完完全全的中世纪。
这样的发现并不愉快，可是就像某个法国的酷爱哲学的将军不久前说的那般（几乎可以说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无任何价值，因为事实完全不在乎，所以也不会改变”。因而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让我们勇敢地面对，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找出应付它们的办法吧！
从最广阔的意义来看，宽容这个词一直就是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超群的人——这些人往往在思想上是脱离了不大开明的同行者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全人类具有广博多姿的远景。
他们就仿佛我在本书开头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对我们提出的质疑：既然我们抬头共看相同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一个世界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仅有一条路才可以让人得出答案，那我们为何还总是互相为敌呢？可是假如我们敢这样做的话，而且引用某个古代异端分子的高尚之言，那些坚持仅有一条通向拯救道路（也便是他们的那条路）帮派别的不宽容头目便会立刻向我们嚎叫起来，而且向我们投来石头与木棍，那些没有顺着他们的狭窄小道上走的人注定要永久沦入地狱，所以就严厉镇压他们，以防他们的怀疑给他人带来影响，让别人也去尝试在“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明的路径。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在公元四世纪生活。从此之后，具有高尚思想的人偶尔会提高嗓门来保持这种精神与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有时（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期）甚至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集团，在那个地方人们能够无所约束地思索，而且准许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找拯救。然而这种宽容的态度往往是上层领导强制施行的。
下层阶级是不会有它的，他们不甘接受上层阶级的干涉，凭借传统的权力，总是强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可要是没有其他方法让别人开窍，便会运用武力逼迫他们“入会”，所以以防流血事件的发生，常常需要警方出动。全部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的是，是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出他们的联邦的，这些人不愧有哲学家这一称呼，他们拥有实际的广泛经验，完全与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宗教狂热分子脱离开来。
这代人最后得到了回报，但是等他们离开人世之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他们曾想建立理智之国的完美土地，这样的欧洲人不单单带来了强有力的臂膀（这是他们所必需的），还带来了传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仅仅相信自己的见解，在所有问题上都只依从自己，从不兼听旁议。当时的我们太过乐观，又忙于探测大陆的资源，认为有了这一口大熔炉便将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过要熔化一切物质，最好是经复杂缓慢的过程，还需要时常的监督与照看，由于人的灵魂不愿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都顽固。结果就是目前这样的局面，用机关枪与集中营武装起来形形色色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还高一筹，原因在于中世纪要想“说服”异端分子也不过是运用地牢与缓缓燃烧的火刑台。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前几页我曾讲过，对不愉快的事情所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我并不信任。所以我下了很不乐观的结论：最少在当前我们对眼下十分可悲的事态是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事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势态，同时又要慢慢地给未来作出明细的规划，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绝对也不可以让自己措手不及，因为文明再也忍受不了类似近六年中所受的形形色色无休止的摧残了。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这段期间的战争如同一场飓风。它不但摧毁了大多数人类组织，并且让大量的人死去或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想在短时间里消除这样的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而且毫发未伤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只顾修整自己的房子，完全不在乎别人的大厦成为了一片废墟。最后，在身边受打击最重的被抛弃的里弄中，想进行诸多正常与健康的生活状态已彻底不可能了。
随后，在某些荒凉的地窖的废墟当中，没有人知道是从哪个地方跑来了一些生疏的、不健康的人，他们把一些被抛弃的人聚集起来，开始大肆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生长在人迹罕至荒芜的灌木丛中，那儿根本不会培养出健康与理智的生活哲学出来。既然重建工作已落后好多年了，我们便能够以正确的看法去观察它。世界大战之后，地球急需诸多新鲜空气、阳光以及美好的食物，这比所有东西都要迫切，然而它得到的却是饥饿与失望。因而好多有害的新学说产生了，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于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落的沿海城市中的恶臭满天的曲折小街里发展来的。可是最后，新拯救先知们的信徒无法忍受，于是就逃了出来，涌进我们较为宁静的村子里，对此我们毫无准备，就好像十七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人一般，那时周边沙漠里的恶霸圆睁怪眼，闯进学校，把哲学家处死，原因在于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表明了对那些自以为掌握唯一真理的人的诅咒。
诚然，目前我们像过去一般惊讶与绝望。现在我们再想一次清除席卷了全球的瘟疫——偏执与恶霸精神的瘟疫——已为时过晚了。可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在的事实，将它们看成是一些十分老的人类性格在当今社会的再现，好多年来，这些性格总是在沉睡之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时机一成熟，它们不但要凯旋而归，并且因为受了如此长时期的压抑，它的粗暴、愤怒以及残忍的程度比历史上一切时期都甚。这便是而今摆在我们可怕的目光前的远景。我们自己（祝福广阔的大西洋吧！）在近期爆发的这场种族与宗教狂热的恶果中相对还是安全的。可要是我们常备不懈，瘟疫就会登陆我们的海岸，毁掉我们。刚刚我问自己：“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我看来，除了保持冷静的头脑和随时做好准备，无任何事情好做。说嘴皮子产生不了什么成效。幻想自己怎样的优越，这样的思想与感情上的冲动只不过是加快了崩溃的过程。
因为民主的敌人会将我们的可怜与和长时间容忍的态度误认为纯粹的软弱，所以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后我们被关押到集中营之时，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与我们一样，也是如此被毁灭的，他们对持绝对对立理论的人高声谈论什么宽容，就仿佛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有着无法分割的权力”，然而这些白蚁却正在将我们脚下的基石摧毁。不——对我所理解的目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击已为时太晚。是我们激发了敌人进来的勇气。我们给了他们诸多安全的保护，直到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反对他们的保护人，而且被迫让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低下的生活——毫无自由的生活。然而在我们地球上寥寥无几的几个地方还有自由残存，那些正直与正义感很强的人有义务——急切的与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将自己保存下来，用以迎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的到来。所有人都不该觉得这是失败主义者的体现，或者是不敢应战的人所提出的看法。
绝对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不可饶恕的大意粗心以及不具备承担责任的勇气，暂时我们失去了大量领地，所以目前我们多少应该撤离，然后为再一次发动启蒙运动打下基础。这样一来就给了我们在宽容这个问题上锻炼自已的实际任务。我们必须结束能过就过、漠不关心的局势，首先要端正看法，不要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它们不但可能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还不止发生一次。当我们勇敢无畏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格纪律——这支军队接受命令进行一次决战——之时，一定要为那个愉悦的时辰打下坚实的基础，那时我们可以再次为带来最后与长期的理性而前进，让它发挥威力，给我们以自由。朋友们，这里有一项留给几位坚定自愿者的任务。我不否认这将会是我们接受到的最艰苦的一场搏斗，可是担任它的人会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幸存下来的人将作为人类真真正正的慈善者受到人们的热情高呼——他们让人类脱离了好多代以来的偏执与自认为正确的优越感的约束，一旦这样的偏执与优越感加上怀疑与恐惧，会让最谦卑温顺的人成为万物当中最十恶不赦的畜生与宽容理想的天敌。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