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18世纪中期，英国征服了孟加拉以后，东印度公司开始把西藏作为掠夺目标。乾隆三十九年（1774），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总督赫斯定借口派其秘书波格尔（G.Bogle）去西藏。六世班禅曾写信给赫斯定和波格尔，拒绝英人入藏。信中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大皇帝禁止外国人来藏，扎什伦布寺离北京太远，一时不能得到大皇帝的批准，因此要波格尔返回加尔各答。波格尔只好采取欺骗的手段取得了班禅的同意，容许他们到日喀则。波格尔在扎什伦布寺住了5个月。开始他要求去拉萨，未得到班禅同意，又要求和西藏订一个商约，为此拉萨曾派人来日喀则和他商谈。拉萨的官员表示，西藏是属于中国大皇帝管辖，通商之事他们不能做主。在企图和整个西藏通商失败后，波格尔又转而要求单独和班禅辖区订一商约，但也遭到了班禅的拒绝。这样，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企图侵入西藏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乾隆四十年（1783），赫斯定以庆贺第七世班禅坐床为名，派人再次入藏，同西藏方面谈判通商事宜。摄政仲巴呼图克图在日喀则接见了赫斯定的代表。仲巴说，现在的灵童的确是前世班禅的转世，但因为年幼，中国大皇帝吩咐不许外人觐见。至于通商问题，仲巴说，他曾和达赖数次通信，均不同意，特别是中国大皇帝无意让英国人到西藏通商，也不准外国人去圣地拉萨，并申明这个主张是坚定不移的。这样，英国侵略者第二次企图侵入西藏的活动仍然以失败告终。
更能证明藏族誓死卫祖国统一的是1899年，印度总督寇松勋爵（Curzon)企图订立一个“以西藏为突出的缔约一方”的条约，进而完成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的阴谋。英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的坚决反对，来信被原封不动地退还。寇松恼羞成怒，竟然气急败坏地要求英国政府派专使带兵打进拉萨，胡说要用武力强迫西藏“独立”。此后不久，英军公然入侵西藏，1904年7月的江孜保卫战中，藏军表现得极为英勇无畏。他们退守到山岩上的保垒周围，扞卫每一寸土地。山上的积水断绝了，就在夜间用绳索放人下来，取泥潭里的污水喝，甚至以尿解渴。藏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用山上的石头继续作战，又坚守了三昼夜，才不得已撤出战斗。最后，英军虽然于8月3日占领了拉萨，并强迫签署了所谓的《拉萨条约》，但是在西藏僧俗群众的不断反对下，1906年在中英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藏族人民为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对共同缔造伟大的祖国同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例，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和景颇族人民不仅在1890年、1898年两次抗击了英军以勘界为名的入侵，而且当1898年12月18日中英双方开始勘定中缅边界时，尽管清政府派出的界务总办昏庸无知，英方硬说我陇川腹地一百余里之外的垒甸就是互兰，并要以南宛河为界，企图占领更多的中国土地。若按此划界，陇川坝大部分地区将被英国蚕食，并且自古就属于我国的着名关隘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四关也将在英属缅甸版图内。英国殖民者的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边地各民族人民的无比愤怒。景颇族陇川王子树山官早东乐率领各族群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傣族干崖第二十任世袭宣抚使刀盈廷的儿子刀安仁也率军积极配合，据守四关。从而击破了英国吞食中国领土的阴谋。
再以佤族为例，20世纪30年代初，世居阿佤山的佤族人民已多次抗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入侵。1935年4月，中英双方组成了勘界委员会，开始对滇缅南段未定界进行第二次会勘。1936年，勘界委员会的中立委员伊斯林偏袒英国，把中国的炉房矿区划给了英方，这再一次激起了佤族人民的愤怒，从而爆发了着名的“班洪事件”。当时阿佤山诸部派代表向勘界委员会请愿，反对英国侵占和分裂佤族。以班洪王为首的佤族十七部落王联合致函勘界委员会，指出：“卡瓦山地为中国土地，卡瓦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倘入我藩篱，窥我堂奥，奴隶我人民，强占我土地，则卡瓦山民众虽愚，亦必竭其智能，为正当之防卫，与英人抗”。同时，十七王还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求援的《敬告祖国同胞书》。书云：“窃我卡瓦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册封，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世传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并现尚有历朝颁给印信，可资凭证。惟我卡地，本为中国极西之国防边陲，亦即中国之西南半壁，得失重要关系。请求我国勘界团，据理力争，能否澈达目的，虽不可期，但我卡民众早盟誓团结，自决方针，告诸天地鬼神，誓断头颅，不为英殖之奴属……”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4．中南东南少数民族的贡献
中南和东南地区在远古之时，苗蛮族群集团就开拓了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鄱阳湖畔。而百越族群集团则开拓了从长江下游的江浙太湖流域到岭南、云贵高原的弧形地带。
春秋战国之时，荆楚和于越崛起，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楚族和越族，他们成为这时开发中南和东南的主角。
此后，从秦汉到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时，是百越集团大演化、大发展的时代，闽越、山夷、苍梧（即南越）、骆等纷纷从百越中分化出来，参与了中南、东南的开发。其中骆又分化形成瓯骆和骆越两大部族，东汉末年，瓯骆、骆越与苍梧等融合分别形成了俚族和僚族，其间还出现过乌浒蛮，演出了中南、东南历史舞台上最活跃，也是最使人感到扑朔迷离的一幕，唐代开始，部分俚、僚不断融合，及至宋代逐渐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
与此同时，从苗蛮族群集团中演化发展起来的武陵蛮开发了中南的湘西、鄂西南等地区。东汉以前，从武陵蛮中再分化出的五溪蛮一支，向西南迁移，沿五溪而散居，逐渐进入贵州、广西和广东境内。宋代之时，五溪蛮进一步分化，形成为近、现代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和瑶族。他们也成了开发中南地区的主角。
中南和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为缔造伟大的祖国做出了贡献。以壮族为例，壮族不仅于明代在瓦氏夫人的率领下，统领田州、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地土州6800多俍兵前往江浙抗击倭寇，屡战屡胜，多建奇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抗倭的战局，为保卫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于鸦片战争后，在抗法战争中，壮族人民与钦州、防城的汉、瑶、京族一起于1885年在爱国老将冯子材率领下，组建了18营“萃军”，在镇南关与入侵的法军进行了决战。在战斗中，壮族人民不仅踊跃参军参战，奋勇杀敌，而且直接承担了支援部队作战的繁重任务。当时集结在前线的部队达一百多个营，约五万人。沿线居住的壮族男女老少，夜以继日，船运肩挑，把弹药、粮草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千家万户日夜不断地为部队加工粮食，有的给部队做饭送水、护理伤员等等。壮族农民蒙大，给冯子材做向导，帮助制定作战计划，还组织和带领敢死队挥舞大刀砍杀了上百名敌人。冯子材督师迎敌，激战了两天两夜，击毙法军官数十名，士兵二千余人，并乘胜追击，连克支渊、谅山等城，法军主帅尼格里受重伤、带着残军，把大炮、辎重和银元统统抛行河里，狼狈逃窜。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镇南关大捷”。在此，壮族人民以及瑶族、京族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数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古至今，少数民族不仅为开拓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为建构伟大的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从国家的三要素来审视，汉族及少数民族作为国家的“人民”，是他们共同开拓和开发了国家的“土地”，才使得中国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主权”国家屹立于世界。这样一种共同建构伟大祖国的历史经历，势必形成一种使中国各民族聚集到一起的力量。正因为有这种强大的凝聚力的作用，所以佤族人民面对英国的侵略，会发出“窃我卡瓦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册封，固守边疆，迄今数千年。告诸天地鬼神，誓断头颅，不为英殖之奴属”的铿锵誓言。佤族人民的这种誓言，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对伟大祖国无限热爱心声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们共同建构了祖国，就是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边疆对中央产生巨大向心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