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鄙视憎恶他们。因为他们的出生被认为是不祥之兆，而出生的情况都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你只要查一查登记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薄上记载的还没有超过一千年的人，也许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一千年前的记载都被毁掉了。通常推算他们年龄的方法是，询问他们还能记得哪一位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显然他们脑中的最后一位君王不会在他们八十岁以后才登基。
我所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人便是他们，而女人比男人更可怕。除去因极度衰老而产生的一般缺陷，他们还有其他可怕之处，其程度随年龄增长而日渐加剧，简直难以形容。在六个人当中，我能很快辨识出谁年纪最大，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过一两百岁。这下读者们应该会相信，因为我的所见所闻，想成为长生不老之人的愿望越加减弱了。打心底里，我为我原先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羞愧，我认为如此苟活还不如死掉，而且乐意接受任何暴君所能想出的死法。国王听说了我和朋友们的这些谈话，很是得意地打趣，他说希望我运两个Struldbrugs回国，也让我的同胞们不再恐惧死亡，可惜该国的基本法律严禁此行为，要不然我倒真愿意自掏运费不辞辛苦地把他们弄回去。
我得承认，该国关于Struldbrugs的法律极为合理，任何他国若处在相似境况，都有必要执行这些法律。否则，年老的必然结果乃是贪婪，这些永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垄断者，这些人掌握社会的权力，但没有能力经营管理，结果必然会使整个社会毁灭。
第十一章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去日本——从那里他换乘荷兰船来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英国。
我猜读者诸君也许会对上述这个颇为不同寻常的故事感兴趣，至少我从未读过类似的故事。倘我记错了，我只能说旅行家们在描述同一国家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同样的细节，这不必加上抄袭借鉴前人著作的罪名。事实上，该国和日本之间贸易频繁，日本的作家很可能曾有过关于Struldbrugs的记载，但我在日本没逗留多久，对他们的语言也一窍不通，所以我就没进行什么调查。不过我但愿我这点拨能挑起荷兰人的好奇心，他们有能力来弥补我的不足。陛下曾三番五次要封我官爵，但见我坚决想回祖国，也就快活地放我走了，他亲自为我特意给日本天皇写了介绍信，此外还给了我四百四十四块大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很喜欢双数）和一枚红色的钻石，回国后我拿它换了一千一百英镑。
在一七○九年五月六日，我向陛下和我所有的朋友们郑重道别。这位极为仁慈的君王派出一支卫队，送我到该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六天后，我找到一艘可载我去日本的船，我们一路航行了十五天。
在日本东南部一个叫做滨关的港口小镇，我们上了岸。这城位于港口之西，一条狭仄的海峡向北通向窄小的内海，而内海的西北岸就是首都江户①。上岸后我就拿出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让海关官员过目，他们很熟悉上面加盖的御玺，那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其上的印文是“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位跛脚乞丐”。城里的官员们听说我手持那样一封信，就以接待大臣的规格接待了我。他们为我备了马车和仆人，并义务送我去江户，在那里我获准觐见，我呈上那封信，为此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拆信仪式，接着一位翻译将信解释给天皇听，又向我转述陛下的命令，让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天皇都将看在他的拉格奈格王兄的份上逐一满足。这个翻译常与荷兰人打交道，很快就从我的相貌看出我是个欧洲人，他便用熟练地道的荷兰语重复了一遍陛下的命令。
我早有准备，回答称我原是一名荷兰商人，船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翻了，之后一路横渡海陆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坐船前往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经商，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返回欧洲去。说完我极其谦恭地请求天皇开恩，下令把我安全送往长崎。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陛下能否看在我的恩人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开恩豁免我执行践踏十字架仪式②，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要执行这种仪式，而我并非来做生意，来到他的王国是纯属遭遇不幸。天皇听了我的第二个请求的翻译后，似乎有些吃惊，他说他敢说我是我的同胞中第一个因这个仪式感到愧疚的人，他真怀疑我是否真是荷兰人，却丝毫没料到我是基督徒。虽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但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份上，他还是格外开恩的将就了我怪僻性格。但这件事必须办得巧妙些，要做得仿佛是官员一时大意把我放了过去的。否则，他说，这秘密一旦让我的荷兰同胞发现，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割断我喉咙。我让翻译传达了我对这份意外恩典的感激之情，当时恰有一支要去长崎的军队，天皇便吩咐指挥官要将我安全送抵那里，又特别就十字架的事叮嘱了一番。
① 东京的旧称。
② 十七世纪，基督教曾被作为邪教在日本禁止，凡是外国人入境，官方都要采用践踏十字架（trampling on the crucifix）的作法试探其是否基督教徒。
一七○九年六月九日，经过一段漫长艰苦的航程，我们终于抵达了长崎。在这艘载重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我很快就与几名荷兰水手交上了朋友。我荷兰话讲得不错，因为在莱顿读书时我在荷兰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水手们很快就得知了我最近的行程，他们好奇地询问我航海及生活经历。我隐瞒了绝大部分，尽可能编了一个简短而可信得故事。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能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的卑微百姓。我本要付给船长（一个叫德奥德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去荷兰的应付船费，但当他得知我是个外科医生后，称只要我愿意在本行业方面为他服务，他只收我半价。在我们开船以前，有几名水手一再问我可曾举行过上述那种仪式。我总是含糊敷衍：我已满足了天皇和朝廷的各种要求。然而，一个渔船船长心怀不轨，他指着我向一位官员报告，说我还没有践踏过十字架，但对方已接到指示放我通行。这个流氓因此被鞭笞了二十下肩膀，此后再没人敢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来烦我了。
一路上无事，我们一帆风顺地驶到好望角，在那儿稍作停留，取了些淡水。一七一○年四月十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途中三人死于疾病，一人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失足坠落海里之外。不久，我就坐上一艘阿姆斯特丹的小船回往英国。
我们于四月十六日抵达唐兹锚地，次日清早我上了岸，在整整飘泊了五年半之后，我再次见到了亲爱的祖国。我直取瑞赘夫，当天下午两点钟就到达了，我见到了妻子和家人，大家都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