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纪念古巴游击战争而撰写的这一章起这样的标题，不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夕阳西下时呈现出火红色的美丽色调，而且还因为古巴的土地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自己的爱国者、被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战士的鲜血染红。切·格瓦拉前往这个国家，并且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少数几个勇敢者并肩战斗，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呢？
反人民的巴蒂斯塔独裁制度在岛上已存在了四年之久。在过去，直至1934年以前，古巴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国家主权，因为美国人强加给古巴宪法的所谓普拉特修正案1还在起作用。
1953年初，巴蒂斯塔将军凭借一些美国公司的支持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对独裁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同年7月，一群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人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对蒙卡达兵营实施了攻击。诚然，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包括意外丧失突然性的因素，行动以失败告终。蒙卡达事件以后，当局实施了更为残酷的白色恐怖，菲德尔·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监禁。但是，在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其中包括糖业工人参加的压力下，当局宣布实行大赦。依据大赦令，上述参与攻打兵营尚还活着的人均被释放，重获自由……
为了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做出简要评价，我们在此要引用一些数据予以说明。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在古巴的总投资达到10亿美元。（而这竟发生在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中！）在1958年前的40年内，美国公司从古巴攫取的利润几近15亿美元，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落到美国公司手中。
大多数小土地所有者和承租人生活在近于赤贫的条件之下。通货膨胀、昂贵的住房和医疗救助以及失业的达摩克利斯剑（均处在强权政治的跟踪之下）—所有这些使得中间阶层和城市无产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甚至连一些与外国资本没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也对现存秩序牢骚满腹。在革命前的古巴，经济和政治压迫加上种族压迫，黑人居民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国内有100万成年黑人，一半适龄儿童不能上学（农村地区高达70％）。
整个岛屿形同一个附属国，它的生存是为了北方邻居和依靠北方邻居。半成品糖以及疗养、娱乐和消遣等商业活动—当时归古巴掌管的一切都广泛提供给美国大财主……
我们还得回过头来谈一谈菲德尔领导的起义者们。那些在登陆后以及在阿莱格利亚·德皮亚战斗中活下来的人，他们均在马埃斯特腊山麓的一个简陋小农舍中汇聚到了一起。重逢时指挥员开口说道：“敌人打败了我们，但是却不能消灭我们。我们将继续战斗并赢得这场战争！”他们仅剩下17个人！
在这些日子里，大众信息媒介向全球播发了游击队被消灭的消息。让我们来读一读合众社的一条电讯：
“今天夜里，古巴空军的飞机对革命者的队伍进行了扫射和轰炸，消灭了40个（多么精确的空中观察！—作者注）‘7月26日运动’的高级领导成员，30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在其中。”
埃内斯托明白，在这类消息之后，将自己的情况让亲人知道是多么重要。因此，他一有可能，就于1957年1月29日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因为这封信是有关他在古巴起义生活最初两个月的重要证据，我们这里全文引用它的内容：
“亲爱的老太婆！（拉丁美洲男子对亲密的女性通常都这样称呼。—作者注）
我还健在并渴望杀人。看来，我是一个真正的士兵（至少我是一个肮脏不堪和破衣烂衫的人），因为我用行军盘子吃饭，肩上扛着枪支，嘴上叼起了新买的东西—雪茄烟。事情有相当的难度，这你已经知道，我们坐在‘格拉玛’号上几乎透不过气来，在经过七天的航行后，由于航海长的过失，我们进入臭气熏天的灌木丛中，而且我们的不幸还在继续，直到置身于著名的阿莱格利亚·德皮亚，我们不再受到攻击，不再像鸽子那样四散消失在空中为止。在那个地方，我的脖子挂了彩，我还活着则多亏了我有猫运，因为机枪子弹击中搂在我胸前的子弹箱后反跳到脖子上。我在山上徘徊了几天，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危重的伤员，除了脖子上的伤口外，我的胸部也有剧烈的疼痛感。在你认识的小伙子中只有吉米·希尔特采尔一人阵亡，他投降当了俘虏，结果还是被杀。我还与认识的阿尔梅达和拉米里托一起度过了极度饥饿和口渴的七天，当时我们没有走出包围圈，即使在一些农民的协助下也未能和菲德尔会合（听说不幸的涅哥已经牺牲，虽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不得不花大的力气，以便重新把队伍武装起来。此后，我们开始袭击军队的哨所，死尸就遗留在战斗过的地方。过了一些日子，我们还抓获了三个士兵并缴了他们的械。如果对此做些补充，那就是我们没有损失，而且我们在山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这时就会明白，这些大兵的士气是多么低落，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包围过我们。当然，战斗尚未取得最后的胜利，还面临不少战役，然而，重心已经偏向我们一方，而且这一优势将与日俱增。
现在来谈谈你们的情况。我想知道你还一直住在我信封上所写地址的那幢房子里吗？你们那边的生活，尤其是‘最温馨的爱情花瓣’怎么样？我用尽我全身所能有的力气拥抱她、亲吻她。我如此匆忙，以致将你和女儿的照片丢在巴乔的房子里，请将它们给我寄来吧。你可以按舅舅的地址和帕托霍的名字给我写信。信件可能会耽搁一点时间，但我想一定会寄到的。”
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封信。其中没有任何渲染，没有悲欢离合的情绪夸张，也没有想当英雄的渴望。所有这些，切一概不喜欢。譬如他记述的发生在布埃伊西托村落附近的一次交战的日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参与这次战斗不值一提，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英雄—我不是用胸膛去迎接那些呼啸而过且并不密集的枪弹，而是恰恰相反。”
对社会舆论而言，重要的是揭穿上述提到的大众信息媒介的一些报道。顺便说一下，出于这一目的，菲德尔急于参加一次小型战斗—让国内和世界都知道游击队员仍满怀继续战斗的决心。也是出于同一目的，他的战士们很快向一个不大的兵营发起了突然攻击。切向伤员和自己的敌人提供了紧急救助。对士兵们提出的困惑不解的问题，菲德尔回答说：“对受伤的敌人我们不能杀，对投降的俘虏我们要予以释放。”
有关游击队员这种行为的议论很快在对方军队范围内传播开来，被俘后释放回来的士兵向同事们谈起了菲德尔的人道主义，谈起了他们不仅不抢劫财物，也不强奸妇女。这正如指挥部阐明的那样，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一切都要付钱，甚至还要给他们治病。
有一次，一名战士对切说，他能否征得他的同意得到附近农民都拥有的武器，战士将写有下列内容的便函交给了他：
“先生，我知道您拥有某种能为革命事业效劳的武器，我请求您合作一下，把武器给我。
这封信函不具有征用权，只是希望向您—切，第4革命纵队指挥员—提出相应请求。”
还有一个例子。格瓦拉看见他的3名士兵砍下甘蔗吃掉好吃的一部分后，上前表示关心，问他们是否得到了主人的许可。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每个有过错的人都被指挥员另行安排了两个夜间值班。
“你们要明白我们的规矩—没有经得主人的同意不许拿走一针一线。”他补充说道。
农民们对于起义者的这种行为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不能说农民们亲近游击队员进行得迅速或顺畅。这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过程。切·格瓦拉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思和精力。必须承认农民没有文化和政治上的无知。例如，鉴于巴蒂斯塔的宣传家的工作，把游击队员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以及在人民中散布对共产主义者的歪曲概念，切干脆利落而又委婉地与反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特别是在自己的战士中更是如此。
有一次，一名游击队员在休息场地说，战争将一直持续下去并且直到推翻巴蒂斯塔之后，因为那时又开始轮到同共产主义者作战了。在场的切对这位游击队员说：“你要知道，共产主义者是很难对付的。”“为什么呢？”战士问道。“那是因为，”指挥官回答说，“他们遍布每个角落，而且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抓到他们是不可能的。有时你与一个人谈话，而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你根本不知道这一点。”
有关对这一问题更为确切的表述反映在他自己撰写的一些小品文当中，这些文章都以斯纳伊佩尔（意为“狙击手”。—译者注）的笔名发表在起义者的机关刊物《自由古巴人》上。他在其中一篇写道：
“种种事件通过无线电台和报纸从一些遥远的国度传到了我们马埃斯特腊山……因此，我们浏览并听到了发生在塞浦路斯、阿尔及利亚以及马来西亚的各种风潮和杀戮行为。所有这类事件都有共同之处……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革命者在他们的行动中都得到了来自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帮助’。
“整个世界多么像古巴！无处不在上演同样的一幕：爱国仁人，不管是手持武器还是手无寸铁，不管是奋起抗争还是相安无事，统统遭到杀害，执法队员又一次取得了‘长期交火中的胜利’。所有的目击者都被打死，因此没有俘虏。
“政府军从来不受损失……但这纯系弥天大谎，马埃斯特腊山—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这一点。最终都是千篇一律的判决—‘共产主义’有罪。
“‘共产主义者，’格瓦拉以一种打趣的口吻说道，‘就是所有那些手持武器的人，因为他们不甘于那些国家滋生的贫穷……自封的民主党人则是那些杀害普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的人。整个世界多么像古巴！’”
游击战参加者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有关他入伍的事，读者在后面可以读到）介绍了有关切对政治教育工作的关注：
“起初，当我们刚刚在这个地区安营扎寨时，与我们交谈的人的范围是有限的……没过多久，我们周围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信得过的农民。所有这些主要都有赖于切，有赖于他与民众的经常交往，有赖于他的谈话。这样，我们争取到了这些人的同情。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怎样一些人，谁都不出卖我们。这么一来，我们每晚都展开谈心活动，而且交谈的话题五花八门：诸如菲德尔身边将会有多少人啦，什么时候我们重新与他会师啦，战争结束后将是什么样子啦，如此等等。但是，一个话题几乎总是出现在我们每晚的谈话中—有关一只怪鸟的传说，这是流传在那些地区非常古老而又极其令人敬畏的神话。
人们谈到，有一个西班牙人不知何故向这只鸟开了一枪，但却没有打死它，自己反倒险些丧了小命：他头上戴的帽子被打穿好几个窟窿。还有一个不相信这种鸟的倒霉蛋，这只鸟一天夜里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竟成了残疾人。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我声称，只要这只鸟一出现—我就一枪将它打死。周围的老乡们警告说，说这话的人一定会撞上这只鸟，而且后果将是最悲惨的。
翌日，人们纷纷议论我的狂妄行为，有些人甚至拒绝在夜晚与我一起外出。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切问我对这种鸟有些什么想法，为什么我要扬言枪杀它。我向他解释说，我根本不相信这类荒唐的事情，切带有责备的意味看了看我，一声都没吭。
几天以后，当我们与老乡们重又提起这个话题时，我趁此机会对农民解释说，尽管自己不相信这种鸟，但相信者的观点值得尊重。”
由于心平气和的解释工作，农民志愿者和开小差士兵重新入伍日趋频繁。诚然，其中的确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中做了这样的记载：
“巴蒂斯塔的大兵们已经知道我方运动的方向，因为我们的向导（来自当地的一个农民。—作者注）如多年后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竟是一个大叛徒，是他引导敌人士兵跟踪我们的队伍。在前一天夜里解雇这位向导后，我们犯下了一个错误，而这一错误在而后的作战过程中不止重复过一次。那时不明白，当你身处危险的地方时，对当地居民中那些不可靠的人不能放任自流，不予监视。”
游击队的经验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起来的，切也不例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终于领到了一张帆布吊床，这张吊床在当时属于珍品，然而，依照游击队的严格规定，帆布吊床只发给那些克服了懒散习性用麻袋布为自己做了吊床的人，凡是做了麻袋布吊床的人，都有权按照帆布吊床货源的多寡，领取帆布吊床。可是，我因为自己的过敏反应根本无法使用麻袋布吊床，麻袋布上的绒毛搅得我全身奇痒难忍，我不得不席地而卧。既然我没有做过麻袋布吊床，那就别指望领到帆布吊床了。菲德尔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为我破了例，下令发给我一张帆布吊床。我永远记得，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初次品尝马肉后的次日。马肉不仅是佳肴，而且看来也是对人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战斗考验。我们队伍中的农民怒不可遏地拒绝了分发给他们的那份马肉，有些人几乎把曼努埃尔·法哈尔多视为谋杀犯。和平时期他是个肉商，因此我们利用了他的特长，委托他去宰马。
“第一匹被宰杀的马是属于一个农民的，此人住在河的对岸。游击队员将他和另一位告密的家伙给搞混了，结果没收了他那匹老马……几个小时以后，那匹马就成了我们口中的食物……农民出身的战士在咀嚼着人类老朋友的肉的时候，几乎觉得自己已沦为食人生番了。”
巴蒂斯塔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教训”。他们在到达一个农场并且在那里见不到男人的影子后，就将一切破坏殆尽，有时还对偶尔得手的其他东西猛烈射击，以为男人们都加入了菲德尔的队伍。
实际上，游击队仍然十分愿意吸收处于各种潜在危难境况的男子入伍。因为菲德尔的思想是：让众多的战友点燃“星星之火”，而后形成燎原之势，直至酿成反暴政的人民战争。志愿者的洪流逐渐壮大了，菲德尔委托切同他们举行某种形式的座谈会。其中一位名叫安里克·阿塞维多的青年志愿者回忆说：
“我和弟弟一起来到切的部队，每人都给自己加了两岁（实际上只有14岁和16岁）。切不相信并开始审查我们。但当他了解到我们在学校念过书后，就让我们解代数题。我说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只懂得历史和地理……切微笑着说，我们应当继续学习，而不是当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毙了我们，我们也决不会后退半步！’我斩钉截铁地说道。切有些生气，但西罗·雷顿多（指挥员之一。—作者注）答应对我们负起系统性辅导的责任，我们这才留下来了。”
卡斯特罗亲自担当起这样的“人事”工作。例如，他开始不接受15岁的小伙子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入伍（他后来成了一名少校，并在胜利后主持古巴“共青团”—起义青年协会的工作，他的外表当时给人的印象不会超过16岁。—作者注）。霍埃尔告诉作者说，他如何设法让菲德尔和格瓦拉相信，他农民出身，因此浑身是劲。那时首长微笑着请他扛起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小伙子一下子成功地扛了起来，于是接收了他入伍。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农民”的境况是：愚昧无知，受尽各种摧残，他们对当局散布的全部有关起义者的无稽之谈深信不疑。得知游击队员就要到来时，他们抛弃房屋、牲畜，逃到比较僻静的地方，格瓦拉记述了这样一起事例：
“我们成了令人伤感场面的目击证人。前一天，一名巴蒂斯塔的士官和主人（隶属种植园。—作者注）通知当地所有居民有关即将到来的轰炸消息。人们开始忙于迁到海边……地方当局打算无缘无故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和积攒起来的财富……恐惧情绪笼罩着农民，而且没有任何可能制止他们的逃亡……我们拥有比人数更多的武器（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作者注）……而农民们却没有准备投身战斗，与城市的联系实际上也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对任何非正规军而言，开小差是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临阵脱逃者中，不仅有害怕过农村艰苦生活的城里人，而且也有农民。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要求用铁的手腕杜绝这种现象。例如，切就手下一名战士因开小差被枪毙一事指出：
“我将我们的队伍全部集合在山坡上，它刚好在发生悲剧（指枪毙人。—作者注）的地方。我对起义者们解释说，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对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为什么那些叛变革命的人该当死罪？
“在一片肃穆中，我们从尸体旁边经过，而他却留下了自己职位的空缺；许多战士处于枪决的深刻震撼之中，或许是对于临阵脱逃者和政治观点的薄弱较之对于革命的不忠实行为更易于激起某种个人的义愤。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指名道姓，只能说临阵脱逃者是这些偏远地区一个普通而落后的农村小伙子。”
作者不给自己提出反映游击队员战斗行动中遭受各种挫折的任务，因此，我们只是着重探讨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起义部队的个别战例。在这类行动中，最突出的是乌维罗之战。
菲德尔选择了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兵营，认为攻占它可以对巴蒂斯塔及其走狗构成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当然，并非所有的指挥员都赞同这样的选择，他甚至不得不与格瓦拉争论下去，因为后者坚持夺取有游击队员设伏地区道路上自由行驶的敌军卡车。“那时，共同的强烈求战的愿望促使我们做出最极端和仓促的决定，不允许我们预见到较为遥远的目标。”埃内斯托承认说。继而他又补充道：“现在，在这场争论过去若干年以后，虽然期间菲德尔没能说服我并强求执行自己的命令，但我应当承认，他的想法是正确的。”这已为战斗本身所证明。
在此之前，几支部队均置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挥之下，指挥员会议在司令部举行。战斗准备工作规定为两昼夜，16公里的夜行军开始了。侦察通报说，在兵营附近没有特别的防御工事，但周边配置了一些3～4人的加强哨所。灌木丛可以使我们非常近距离地接近敌人。军营位于海边，因此对它的包围从三方面发起，战士们接到命令不准对住有军人家属的住宅建筑物射击。
有人估计，由于袭击的突然性，战斗将很快结束。“天已经破晓，”格瓦拉写道，“我们大家还没有准备发起攻击。”那时，菲德尔用自己那支带有放大瞄准器的来复枪首先开火，而军营被回击的闪光照得透亮。部队的战士们遵守各种预防措施都进入了攻击状态。许多大兵很快了解到游击队员的人道主义后，开始躲藏在日常起居的屋子里。子弹撕心裂肺地在四周呼啸着。以切为首的小组开始对伪装巧妙的掩体实施攻击，同时准备穷追猛打。“看来，战斗一共只持续了数分钟，实际上，从第一声枪响到夺取兵营只用了2小时45分钟。”埃内斯托在日记中写道。
最后一批抵抗的大兵终于当了俘虏，一名军医和卫生员也从屋里被押了出来，他们当中一位德高望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却发生了一件趣事，格瓦拉是这样描写的：
“伤员的数量很大，因此我没有可能照顾他们，就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这位医生……他问起我有多大年龄？何时拿到毕业证书？听到我的回答后，他坦率地承认说：‘你要知道，小伙子，这件事得你自己来做，因为我刚刚结束学业，而且非常缺乏经验。’‘看来，’切继续写道，‘这个人由于自己没有经验，再加上因为害怕将教给他的本事忘得一干二净，因此我不得不重新放下枪支换上医生工作服。’”
在这次战斗中，起义者的损失是牺牲15人，敌人的损失是14人毙命，19人受伤，14名巴蒂斯塔分子当了俘虏，6人逃生。对游击队员来说，这次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决定了大量驻扎在马埃斯特腊山麓小股警备部队的命运。在游击队进攻的威胁下，巴蒂斯塔分子很快自行撤离了那里。
菲德尔知道敌人会很快组织起追击，于是下令尽可能远地撤离乌维罗。道路两旁埋葬着死亡的同志，留下几名重伤员和19名敌人的伤兵在一起，切对后者也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医疗救助。巴蒂斯塔分子对他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心慈手软，没有当场处决，而是将他们投进监狱直至战争结束。
说到我们的主人公，乌维罗之战表明，切具有当一名战士必备的一切品质：勇往直前、沉着冷静、机敏的理解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同时，对他而言，战斗并不是目的。与埃内斯托并肩战斗的同志卡利克斯托·莫拉莱斯说道：
“对他而言，战斗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在枪炮声刚刚停息，甚至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他也必须继续工作：统计损失、起草战斗总结和开列战利品清单，如此等等。没有任何集会，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充其量是在战后的某个时候，利用晚上时间大家聚集在一起，谈论一下有关战斗的事。即便是这样一种谈话，他也用来指出战斗中的过失，并且提出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对已经过去的战斗加以深入的分析。”我们对此只做一点补充，那就是许多重大而英明决策都应归功于格瓦拉。例如，他组建了警报通知网，当那些同情游击队员的农民挨家逐户地通报讨伐队出现的时间时，也等于预先告诉了起义者。所有这一切均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体现出作为一名医生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乌维罗战役结束后，他在路上遇到了两位已放下武器的巴蒂斯塔的士兵，他为他们指明道路，并要求他们不要进入深山老林，否则，就会被执行巡逻任务的游击队员误杀身亡。
切通常都要过问士兵的情况。他们是一些没有文化和深受压迫的农民子弟，对土匪强盗和亡命徒毫不留情，尤其是对那些利用农民的轻信和打着游击队员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奸淫妇女和杀害平民的人更是如此。他们经常纠集成土匪团伙。游击队员对一个以姓常的古巴华裔为首领的土匪团伙整整追踪了十天，其首领以及一个同伙因强奸一个农民女孩被游击队员枪毙，其他所有人几乎都予以赦免，只是对三个人决定处以象征性的枪决以教育其他人。他们的眼睛被蒙起来，同时强令他们经受死刑前的痛苦时刻。枪声突突响起，三个青年人最后当然还是活下来。切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他们中的一个人奔到我跟前，并且以突发的激情赏给我一个响亮的亲吻（在拉美男人之间是不兴亲吻的。—作者注），仿佛是他的生身父亲一样……现在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可能显得太残酷，但那时不可能采用其他手段惩罚这类人。三个人很快都加入了起义的队伍……其中一个人还在我的部队中逗留了很长时间，而且……常常满怀深情地说：“我不怕死，切就是证人。”
除了战斗员和指挥员的事务以外，格瓦拉还有许多纯粹是医生应办的事。在战争时期，他的治疗对象已经不只局限于游击队员，还有附近地区的农民。在此之前，大多数农民从来都没有见过穿白大褂的人。让我们来读一读作为医生的他撰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大凡我们所到过的每一个小村庄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开设有自己的咨询所……药品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山区的临床病例并不是五花八门，无非是提前衰老、妇女掉牙、小孩大肚子（系寄生虫病所致。—作者注）、佝偻病、维生素缺乏症、寄生虫病等—这使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痛苦不堪……那里的人们一出世便在没有照顾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很快在无休无止的劳作中耗尽自己的生命。正是在那个地方，在这些所见所闻中，我们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
格瓦拉从来不拒绝任何人，甚至是患牙痛的病人，虽然他从未修过口腔学的课程。他以他固有的幽默口吻回忆起自己从事过的这项工作：
“首先我不得不履行口腔科医师的职责，虽然这一头衔可能相当吃香。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人们以更为准确的名字称呼我，管我叫拔牙大夫。我的一个患者名叫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尽管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病牙还是不能拔除。难道为此目的安放黄色炸药不成……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我弥补了经常遇到的经验不足，同时还面临缺少止痛药的问题。当我在患者的口腔中操作时，如果他因疼痛叫唤得太厉害，那我就诉诸‘心理麻醉’法，用响亮好听的空话进行安慰。”
然而，说得严格一些，切不能够拒绝任何人，哪怕是当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难以忍受的时候。为了不使任何人看到他受折磨的样子，他就骑着马到部队驻地以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拿着三叶草当烟吸—三叶草是农民常用的一种药。如果在纵队的行军中突然发病，埃内斯托会以普通速度继续坚持走下去，有时候允许别人帮他拿他的背囊。起初，在战士们并非全都知道格瓦拉医生的病情时，情况要严峻得多。有一次，切和一位名叫克雷斯波的农民在一起时，他随身携带的肾上腺素已经用完，呼吸变得艰难起来。但他仍要翻山越岭，并且很快就坐下歇息。那人竟然喊道：“不要脸的阿根廷人，你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要我用枪托催促一下！”
一位担任联络员工作且上了年纪的姓强的女农民回忆说：
“啊，圣母，怜悯地看一看他吧（指格瓦拉。—作者注），看一看这位在疾病发作时显得坚强不屈且深受爱戴的乐观的男子汉吧……不幸的切！”
她并非是唯一一位帮助过游击队员的女人，在她们当中也有作为战士参加过军事行动的。切非常热情地在一篇通讯中介绍了其中两位的事迹，文章的标题用的就是两个人的名字—《丽佳和克洛多米拉》。
“在我们的游击战争开始半年以后，我结识了丽佳，那时我刚刚被提升为少校并领导着一个纵队。在我们执行的一次闪电战役中，我们下山来到距巴伊亚莫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寻找粮食，该地位于马埃斯特腊山的支脉上。那里生活着一户人家，在一个不太大的面包房里专事烤面包的营生。当时45岁的丽佳是她的合伙人。从最初认识我们的那天开始，丽佳就以惊人的毅力和满腔热情服务于革命事业，而她唯一一个儿子就在我们的纵队服役。
“当我回忆起她的名字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比单纯感激更为丰富的情怀，理解了这位纯洁无瑕的女革命家活动的意义，因为她对我抱有某种特别的好感，并且选择在我的领导下工作。我被派到哪里，她就跟随到哪里。丽佳作为我们的联络员担负着特殊的任务。当我或者‘7月26日运动’的领导派她去完成各种危险任务时，她在说出全部承办的事项时可能会颠三倒四，但还是把我们最重要的文件送到了圣地亚哥和哈瓦那城里。在送交《自由古巴人》各期报纸时确保与纵队的联系，同时还负责送达公文、药品等—总之是一句话，有事就办，随叫随到。
“由于她天不怕地不怕，一些担任联络员的男子汉还畏惧与她一起执行任务。我记起其中一位在向我介绍她时是怎样的绘声绘色，透出赞美的话语里夹杂着一丝惶恐：这个女人令安东尼奥·马赛奥（19世纪末在争取古巴国家独立战争中的领导人之一。—作者注）自惭形秽。她赢了我们所有人，而且经常是连开个玩笑都没有时间，她其实是一个工作狂。不管怎样，丽佳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敌人所有的阻击队，专心致力于联络工作。
“我们的部队在维加斯德希巴科亚地区米纳德尔弗里奥一带重新部署以后，丽佳离开我们的次要兵营被派往那里……她曾在次要兵营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在这个岗位上，她精力充沛，甚至有点独断专行地对男人发号施令，这引起了古巴男人某种程度的反感，因为他们不习惯接受女人的领导。
“这个次要兵营所在的位置十分险要，而当政府军发现它以后，我们的战士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将逼近的大兵击退。因此，我一直试图将丽佳调离这个岗位，然而，只是等到我们的部队重新部署到另一地区时，我才算将这件事落实。
“在反映丽佳个性的众多事例中，有一件事特别令我记忆犹新。就在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天，适逢我们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志牺牲，他完全是一个青年人，名字叫海林……营地警卫组成员，丽佳当时还在那里。一次完成例行任务后返回部队时，丽佳发现一帮敌人的士兵正悄然逼近起义者的驻地。毫无疑问，它是由某个密探引来的。这个女人迅即做出反应：她立马掏出自己的小手枪，并打算立即向空中开枪示警，但站在她身旁的一位同事却用手阻止她扣动扳机，因为此举可能要付出她以及与她在一起的所有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敌人士兵继续向前推进，同时突然向哨兵吉列尔莫·海林开火。他勇敢自卫，直到第二次受伤。他知道，如果他落入巴蒂斯塔分子之手，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于是海林便开枪自杀了，其他战士也得救了。敌人士兵在烧毁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后撤退了。
“我是在第二天见到丽佳的。她的全部神态表明，对于吉列尔莫·海林之死承受的巨大悲痛和绝望。与此同时，她对那个阻止她发警报的人十分不满。‘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丽佳说道，‘我的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因此还可以拯救那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她曾三番五次地回忆起这件事。有时似乎觉得在她不断重复的不怕死的话语中含有吹嘘的成分。但不管怎样，丽佳完成任务是非常出色的。
“她非常清楚养小狗是我的一大癖好，于是时常许诺要从哈瓦那给我送一只过来，然而对于自己的许诺，她一直都未能兑现。
“在政府军对起义部队发起总攻击时期，丽佳勇敢无畏地履行了自己的联络员职责。她在山区地来回奔波中，在重要文件的收发中，保证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这项危险的工作中，另一位女性一路跟随她。此人堪与丽佳相提并论……她叫克洛多米拉。其实，在起义部队中凡知道她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丽佳和克洛多米拉是一对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女战友，她们共同完成受领的最危险的任务。
“在我们对拉斯比利亚斯省攻击以后，我吩咐丽佳，希望她来我这里，以便由她建立与哈瓦那以及在马埃斯特腊山的起义部队总司令部的联系。过了一些时间，我们收到了丽佳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说，已为我弄到了一只小狗，而且这一次她一定要把它作为礼物带给我。然而，丽佳和克洛多米拉最后一次行程却未能实现。我很快打听到，一个玷污革命队伍战士崇高称号的人，因为贪生怕死，将我方的一个小组暴露了，小组中就有丽佳和克洛多米拉。他们所有人奋起自卫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受伤的丽佳被俘，不知被带到何处。丽佳和克洛多米拉的遗体后来也未能发现，也不知长眠在什么地方，但毫无疑问是并排挨在一起的，就像在争取自由伟大战役的最后岁月并肩战斗一样。
“或许在将来某个时候，可以在硕大无比的墓地中找到她的遗骸，而那时这个墓地就是由我们整个岛屿变成的。至于说到起义部队的情况，那么在那个艰苦年代里，凡是战斗过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都将永远怀念这两位勇敢无畏的女性……对我们每个人……以及对我个人来说，丽佳的名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在今天将这几行回忆文字奉献给她，并以此作为微薄的祭品，对成千上万为自由降临我们岛屿而牺牲的革命者予以应有的纪念。”……
我们在前面谈到切的身体状况。对此只能补充两次受伤的一些细节：第一次在颈部，我们已经提到过，第二次在腿部（发生在1957年12月），埃内斯托在日记中记下了后一次的情况：
“我的自我感觉不要紧：受伤的一条腿有痛感，我无法站立起来。就在这时，在双方对射期间，我旁边的一名战士中弹受伤。我们开始非常艰难地摆脱敌人猛烈火力的射击而一直未被察觉，其他任何物品都没有留下。我们爬啊爬……我们成功了……但我的一个同事却失去了知觉。我尽管觉得疼痛难忍，但能够勉强挪到自己人身边，并且请求对受伤战士进行救助。”
其他部位的伤情没有什么记录。胡安·阿尔梅达有时拿他稀稀拉拉的头发开几句玩笑。有一次，埃内斯托在同他交谈时说的一句话中或许是话中有话。他说道，“你看到了吗，朋友，我没有什么头发，但因此却多了不少的洞眼，难道这不是‘马乔’的幽灵在作祟吗？”
（当然，可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疾病和创伤，人们也以不同方式评价格不拉的疾病。当我在西班牙时，巴塞罗那医生恩里克·萨尔加多撰写的一本名为《切的X射线照片》的书映入我的眼帘。他指出切是一位哮喘病患者后写道，“许多疾病通常会骤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道德……它们常常会招致绝望情绪，而这种情绪与人类精神最高尚的体现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对于意志坚毅性格刚强的人来说则刚好相反。疾病早就决定了他勇敢的忍耐力，对经受的苦难不是怨天尤人，并以此取代痛苦和难以克服的感受。”诚然，萨尔加多医生还补充说道，“他距离指明切的哮喘病与品行举止之间的直接联系还相当远。”—作者注）
我们已经说过，上述提到的在游击战争中的所有事件主要都发生在被称为马埃斯特腊山的山区里（意译相当于“主要山脉”。—作者注）。早在这类事件以前，古巴作家帕布罗·德拉托利恩特曾写道，在古巴旅游者看来，这显得异乎寻常，那里是另一番的风景和不一样的人—他们酷爱自由、刚毅勇敢和品德高尚，他们不把警察和当局放在眼里。
在19世纪，为争取国家独立的古巴战士在那里找到栖身之地并获得支持。“倒霉的是那些对这一带群山峰峦宣战的人，”帕布罗·德拉托利恩特写道，“一个起义者拿枪隐蔽在固若金汤的峭壁后面，可以与十个敌人交战，一个机枪手坐镇隘口，可以抵挡数千大兵的猛烈攻击，那些想靠打仗扫平这些山峰的人别指望什么飞机了！大大小小的洞穴都在掩护着起义者。倒霉的还有那些一心想消灭山上居民的人！他们像生长在峭壁上的树木拥抱着自己的土地……他们完成了其他人不能完成的业绩。靠着自己土地的哺育，靠着自己贫苦生活的全部历练，他们表现出神奇的勇气，并且使自己万古流芳，名扬四海。他们像那古老遒劲的松树巍然屹立于山巅。在战斗中牺牲于故乡的悬崖峭壁胜过死于贫穷和饥饿，后者就像被移栽到为其准备的古板单调的英国公园而枯萎死掉的树木一样。”（这几行文字的作者于1936年在西班牙阵亡，当时正值该国内战，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强烈的现代气息，写的仿佛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者。—作者注）
起义部队的生存和活动，开始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最先出现在游击队中的是《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1957年1月），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有关游击队情况的客观的材料。随后到来的是格瓦拉的同乡，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他不仅发表了同菲德尔和切的谈话，而且还撰写了一本记述古巴爱国者斗争历程客观公允的书，书名叫《要斗争就要有付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关真正的战士及其“同情者”的讲话征服了人心）。格瓦拉在自己记述马塞蒂的一篇日记中做出特殊强调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写道：“今后，我要同这位记者建立深厚牢固的友谊。”
下面，我们就从前面提到的马塞蒂的这本书中引用几段我们看来颇有意思的段落：
“向导问记者：你是阿根廷人吗？你是否见到过切？你怎么想起来要到这里来呢？
马塞蒂：古巴革命有着许多神秘感，各家新闻机构都在防备这种神秘的东西被别人抢去，而且各大报纸的生存是靠着这类报道维持的。尽管整个拉丁美洲都厌恶巴蒂斯塔，但还没有一个人拿定主意要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任何一个人都不支持他。他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
我指出，有些人认为古巴革命是美国的工具……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军队，似乎是由一些衣食无忧的好战的青年人组成的。我说，对我们而言，在报纸上读到什么据说是‘古巴起义者炸毁旅客列车’一类新闻已经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况下，对列车内有旅客还是空载抑或是调遣军队往往不做解释。这类消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肯定是个杀人不见血的恐怖主义分子。”……
下面摘录是马塞蒂同一本书中的一个段落：
“我以为，当手提灯照着我的脸时我已睡过去，我不想睁开眼睛。
‘留下他吧……让他好好睡，我以后见他。’
这是一个喉咙嘶哑的小伙子的奇怪声音。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直觉提醒我，这就是我历经7，000公里路程要找的人，我摆脱了自己的伪装身份向说话者奔去。
‘卡斯特罗博士！……’我大声喊了起来。
披着一件套头斗篷的魁梧身躯向我所在的方向转过身来。
‘噢嘞！（西班牙问候语，相当于英语中的哈罗），情况怎么样？……弗朗迪西（他刚刚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作者注）的自我感觉如何？他还满意吗？’
‘我想现在还好。’
我们继续边走边聊……
太阳升起来了，我因而可以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他的面孔极富表情：匀称且充满浪漫激越情调的面庞。稀疏的胡子像装甲舰船头破浪处呈现的前突状态，两只不大不小的黑眼睛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炯炯有神，厚唇的嘴巴上叼着一支雪茄……他张口说话时，雪茄会从一个嘴角移到另一个嘴角。他一边与人交谈，一边左右脚交替着地，像是在夯实地面一样，同时还不停地以手势帮助说话。谁都没有想到他只有32岁……”
电台播送了在哈瓦那及许多城市爆发反巴蒂斯塔总罢工的起因……
“菲德尔拥抱着我，并与我一起跳了几下：
时钟打过一点，切（对古巴人而言，所有阿根廷人都是切。—作者注）！时间已到！你很快要与我们一起下到谷地，走进哈瓦那……
菲德尔因为过于喜悦而不能自持，他微笑着叫来游击队的记者帕吉托：
‘现在你可以在白天和夜间拍摄照片，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拍彩照……’
稍稍镇定一下后，传来了一个讲究实际的人的嗓音：
‘应当立即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支持罢工。’”
以下是又一次会见菲德尔的情形：
“菲德尔是自己背着很大的一个行囊步行过来的，里面装有大量的书籍、政治文件以及小灌肠罐头。他向格瓦拉举手敬礼并与他拥抱，而对我则是伸出两臂拍了几下。
‘请原谅，切。不过我身患疝病，有时会将人折腾得心烦意乱……因此，我昨天不能来……’
‘为何您今天不骑骡子？’
菲德尔笑了，脸上露出既满意又悲伤的神色：
‘整个马埃斯特腊山区，已经没有一匹能让我骑在背上上山的骡子了……’
此前，我已准备好有关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一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我打开磁带录音机：
‘从大规模武装斗争开始，没有人向您提出过任何和平建议吗？尤其是来自教会方面的？’
‘实际上，主教团已经呼吁与一个布道团协商。’
‘7月26日只是一个革命运动，它将把推翻巴蒂斯塔及其制度当做自己的使命，还是计划对领导国家的政党实施改造？’
‘7月26日运动，’菲德尔毅然决然地指出，‘旨在采用非军事方法和通过纯粹的选举取得政权。我们想创立政党，因为我们懂得，推翻巴蒂斯塔仅仅是实现革命任务的一个起点，但是人民将决定我们是否有能力。谁善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人民就会站在他的方面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
‘夺取政权以后，7月26日运动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取得政权已经在这里，在山区实现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具体说明和实行土地改革。在古巴，尽管它很富足，但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哈瓦那—这是一个现代化都市，有高大的楼房和极其豪华的气派。可是您瞧瞧，国家的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绵延起伏的山区又意味着什么？这里实际上没有道路，农民们不能销售自己的产品，不晓得如何将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我们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而开发的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外国资本的需要，没有给古巴人留下任何利润。’
‘您认为美国对巴蒂斯塔的军事援助对延长他的执政是至关重要的吗？’
‘当然是。巴蒂斯塔经常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援助。无论是直接的援助，还是通过特鲁西略和索摩查的援助（在那个年代，两人分别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独裁者。—作者注）。……不久前，设在关塔那摩的美军基地（位于古巴奥连特省，基于与美国订立的一个长期协定才形成今日的局面。—作者注）已将300枚火箭交给巴蒂斯塔的飞行员……我相信，这些火箭将被用于对付古巴人，从特鲁西略和索摩查的港口运进的火箭也是如此。更加荒诞和残忍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每天都有数十个农民被空军杀害……’
‘在您看来，这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
‘这不能预测。或许持续数日、数月或数年。唯一能够说的是，只有在暴君被彻底推翻，或是起义者无一幸免全部牺牲，战斗才能结束。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正如您自己发现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谢绝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我们不能武装他们。但是，我们以前的武器更少，那时我们只有12个吃不饱饭的大胡子和7支枪，而且还得满山遍野地跑。可是，我们却拥有巴蒂斯塔大兵们从未有过的理想，我们是怀着理想战斗的。’”
这篇报道几乎很快发出。一些国家的数十名无线电爱好者早已准备好用磁带录音机将其转播。因此，全古巴首次听到了直接来自奥连特省山区起义部队总司令的声音……
我们与菲德尔相互握手，对切喊了一声“乔”……我们的向导是一个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小伙子，他的圣经名字叫伊萨伊亚斯。
“做个信徒感觉如何？”在熟悉过程中他问我。
我努力搜索记忆，如果圣彼得有许多朋友的话，那就可以做出判断，或许小伙子是正确的……
在此之前，豪尔赫·马塞蒂与切·格瓦拉进行了多次交谈，他的答记者问在拉丁美洲广为传播，其中包括阿根廷（通过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转发）：
我向他提出的第一个具体问题是：
“你为何要待在这里？”
“原因很简单，这是推翻独裁者解放美洲的唯一方法。促成这件事可以采用任何方式。因此，越直接越好。”
“你不担心他们认定你参与此事干涉了别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吗？”
“首先，我认为自己的祖国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个美洲。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驱，就是马蒂（在19世纪为争取古巴自由的民族英雄。—作者注）。我正是在他的祖国遵循他的准则行事。此外，不能理解的是，对一个他认为是为正义和全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鲜血的人指责其干涉，同时却又接受一个大国的干涉。它以武器、飞机和金钱提供援助，而且还派出军事教官。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份报纸不指责美国佬对枪杀自己人民的巴蒂斯塔施以援助。因此，我就被大家所关注。”
格瓦拉利用谈话的间歇重新点燃了自己的烟斗。
“能够谈一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
“菲德尔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那么至少他会有更多的武器。这场革命绝对是古巴式的，确切地说也是拉丁美洲式的。在政治纲领上可以认定菲德尔和他领导的运动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我们反对美国，因为美国反对我们的民族。”
在美国，人们都知道问题的这种提法。这个国家头脑清醒，善于独立思考的活动家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终将失去古巴。所以，正如阿根廷研究员阿·拉杰多尔夫在《我们神秘的美洲》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开始“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好感”。证实这一点的例证也接二连三地出现。
有关起义者的影片摄制完成后在美国电视上播出。《视界》杂志（阿根廷出版的时政杂志。—译者注）的一期封面还刊登了菲德尔的照片。《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有关古巴日渐临近的“结局”的文章，但最具争议的是美国驻哈瓦那大使对自己的朋友巴蒂斯塔总统大开杀戒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指责。
事情远非到此为止，在圣地亚哥为被巴蒂斯塔分子杀害的弗兰克·帕伊斯举行葬礼期间，这个国内第二大城市可谓万人空巷，真正是全民加入到送殡的行列之中，并且要求政府辞职。
当然，上面提到的“好感”是基于美国统治集团相信，在正确的策略指导下，可以同起义者的领导人谈判。他们推测，菲德尔丝毫不比20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其余80次“革命”的领导人好。由于这些革命，美国资本在区内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甚至有所增加。至于谈及菲德尔分子宣布的有关激进改革的口号—消灭大庄园，将运输、电力公司和其他一些企业收归国有，同样没有特别的恐惧：他们不知对这些行为许诺了多少次，却在掌握政权后，不再奉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其中也包括巴蒂斯塔的政策。
格瓦拉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下属，他是一个威严的指挥员。与此同时，他绝对不接受任何的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有一次他开玩笑说：“在被任命纵队指挥员后，我认为由于位高权重，得把大肚子挺起来，因为我总是只听到这样的客套话：‘首长，请到这儿来，请在这里坐一坐，请喝上几杯—这只是适用您，而过去是没有这一套的……’”他唯一放松自己是在受伤以后白天躺在吊床上博览群书。
他不能容忍贪生怕死和利欲熏心，总是反复对战士们讲，无论在任何时候，游击队员都不应当抛弃受伤的同志，因为一旦落入敌人营垒，等待游击队员的无疑是死路一条。他也反对狐假虎威、冒充好汉，反对色厉内荏、徒有其表，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事例说明。
拉洛·萨尔丁亚斯是一个爱吹牛的初级指挥官。他与一个战士因为纪律发生争执，期间拔出手枪威吓，不慎枪走火而打死了这个战士。游击队中的许多人对拉洛的蛮横霸道颇有反感，何况他还经常体罚新兵（如同我们今天所说“家长作风”），因而强烈要求判他死刑。切不仅对萨尔丁亚斯进行了严厉训斥，还邀请菲德尔去部队参加讨论。后者指出，拉洛本人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影响，根子上说是为了巩固纪律，这一点应当考虑。切对此在日记中写道，那天晚上“再一次证实了菲德尔有说服人的超强能力，但他激情的演说并非令所有的人心悦诚服。”问题虽然如此，但还是进行表决：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降职为列兵。在出席的146人中，有76票反对执行死刑判决，有70票赞成。第二天，投赞成票的一群士兵决定离开部队。格瓦拉没有为萨尔丁亚斯辩护，而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那些为了猎奇，多半是为了自己狭隘目的加入我们斗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反对之列。革命胜利以后，这一结论得到“证实”。例如，卡尼萨雷斯兄弟就在那时出走的，他们原来为反革命分子效劳，并且作为叛徒在普莱亚希隆登陆，反对自己的人民。
在尚未参加战斗时，如果局势的发展是要求投入战斗抑或撤退，凡是遇上这类情况，切从来不拿同志们的生命作无谓的冒险，而且也“不怕难为情”。当然，这里也离不开他的幽默的天性。
有一次，他坐在一间废弃的简陋小农舍里喝咖啡，有人向他通报一个人数不少的敌军分队就要到来。格瓦拉下令同志们立即撤到附近的森林中，自己则处变不惊，不慌不忙地在自己没有喝完的咖啡旁留下一张小字条：“我很快就回来并喝完它。切。”
当然，他更加珍惜人们对国家解放理想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在评价游击队员的品质时，他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他为此写道：
“在我们的起义部队里，我们对年龄、出身、过去的政治活动、宗教信仰，还是对战士原有的思想都不赋予特殊的意义，我们注重他的现实表现，注重他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纯粹是一个“凡夫俗子”。
例如，埃内斯托承认他一直喜欢吃好的。他胃口好，吃得多。他到自己纵队的一支部队检查工作时，吝啬的炊事员借口留足明天的食物而拒绝为一名战士加餐。首长站在战士一边说，撑死比饿死强。他自己不仅吃，而且还微笑着劝说道：“什么明天？没有那回事，明天是明天，到时我们再讨论吃什么……”在登陆后的最初几天里，当食物遇到重重困难时，他先后两次加入自己的朋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一伙，由他安排打野猫并用来制作烤肉。切同时强调指出，如果部队里只剩下哪怕是一个挨饿的人，那么他应当是指挥员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他从一个地方回来后，一定要询问大家是否吃过了，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自己才开始吃。如果他身上有两块水果糖，也要用石头将其砸成几块，在同志们中间分配。当有人试图单独请他一人赴宴时，埃内斯托就会友好地拍拍请客人的肩膀，对他说：“老爷子，你很容易沦为马屁精。”
有一次，部队司务长在分发干粮后留下3个炼乳罐头。“这是什么家伙？”切感兴趣地问了一句并听取“勤勤恳恳”的军需给养员的回答：“这是为指挥部搞的小仓库”。指挥员怒气冲冲地用膝盖顶了一下他的臀部，并且一声令下将剩余的炼乳分给战士们，“哪怕是一人一勺！”……
还有一件事。他瞧了瞧伙房并从炊事员那里了解到，给战士熬汤用的是鸡内脏，给长官的是烤鸡肉，于是他要求将其中的烤肉倒到汤锅里，和大家一起享受这道“菜肴”……
如果出于斗争利益的需要，切高尚的人道精神，对战士、对当地农民的同志式态度并不排除他做出严厉的决断，而且不仅局限于人际关系。以下是格瓦拉亲口讲述的事件，他的队伍既不暴露自己而又静悄悄地包围了巴蒂斯塔部队的一个人数较多的分队：
“我们纵队艰难地沿着山坡移动，在同一时刻敌人则在峡谷底部行进。”
“要不是我们的新伙伴—？一条小猎狗捣蛋，一切本来非常顺利。虽然费利克斯不止一次地撵它回我们基地的方向—所谓基地，无非是几间简陋的农舍而已，有几名炊事员留守。但猎狗还是继续跟着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这个地方，山腰上连一条小道都没有，因此行路颇为困难。在我们通过的地方，一些枯死的老树已被新长出的茂密的灌木丛淹没，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一列小纵队默默地行进着，只是偶尔有树枝折断的声响汇入到这一带山区的天籁之中。忽然，小狗绝望而焦急地狂吠起来，它原来被灌木丛卡住了，因而呼唤自己的主人帮它脱身。有个战士把小狗救了出来，大家重新上路。正当我们大家在一条山涧小溪旁歇脚，我们纵队的一名士兵从高处监视敌军的行动时，小狗又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这一回，它已不是呼唤人们救自己，而是害怕人们丢下它不管。
“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很不客气地命令费利克斯：‘堵住这条狗的嘴……狗叫声必须制止！’费利克斯漫不经心地望了我一眼，疲乏的战士们却将他和小狗团团围住。他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绳子，将其缠绕到小狗的颈部，并且动手勒死它……我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长时间，反正我们大家都觉得没完没了似的，特别漫长……我们就这样让它长眠在一堆小树枝上……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简易农舍，我们就在那里歇脚。一只小猪崽很快杀好，肉也炖好，一个战士在屋内找出一把吉他弹奏，有人随之哼唱起来。
或许是因为歌曲太感伤，或许是因为夜深人静，加之我们大家又都疲乏到极点，竟然又出事了。费利克斯席地而坐，吃着夜餐，随手扔出一根骨头，屋主人的一条挺温顺的小狗本来就在他脚旁打转，这时立即叼起那根骨头啃嚼起来。费利克斯摸了一下狗头，那条狗诧异地打量着他，他又望望我。我们两人都感到罪孽深重，所有人都缄默不语。不知不觉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显得忐忑不安。另一条狗用它那温顺的眼光看着大家，而在这一眼光里可以读出被勒死的那条小狗对我们的责备……”
1957年底，起义者的军事态势得到巩固。他们不仅开始集中主力在马埃斯特腊山一带决战，而且还巩固了自己的“后方”。这里又涌现出格瓦拉的首创精神、随机应变以及个人榜样。
他与菲德尔一起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山区创建了军事学校。该校以投诚到起义者一边的拉费尔特少尉为首，专门培养初级指挥人员。
在两名哈瓦那大学生的帮助下，切开始制订小型水电站方案，同时准备用城里运来的老式蜡纸油印机出版游击队员的报纸。前面提到的《自由古巴人》报创刊号很快就印制出来。在一间废弃的茅舍里，为了不使其成为敌人航空兵的目标，已将它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面包房。
为了保障起义者对子弹箱、物品袋、服装及鞋子的需求，还建造了一家小型工厂，用手工生产方式制造所有这些东西。至于武器装备，在国内的平原地区，由于游击队驻地在地理上处于分割状态，供应显得特别困难。用格瓦拉的话来说，这可以解释为“来自城市革命组织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增加了，以及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分享”。
因此，建立小型锻造车间和小型武器工厂成了起义者头等重要的事情。切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这件事，同往常一样总是十分谦虚低调：
“虽然类似的一些小型工厂最先在我们的纵队建造起来，但实际上这件事的首创精神源于菲德尔；后来劳尔在自己新的战区（平原地区。—作者注）建造了大型工厂，其规模远远超过我们……”
此外，甚至还建立起小型的烟草工厂，尽管它生产的香烟如格瓦拉所承认的那样“非常劣质”。游击队员的肉类供应则通过没收叛徒和大牲口贩子的牲畜，没收牲畜的一部分还无偿分发给贫苦农民。粮食则在山村的当地小店铺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只好肩扛背驮了。“对我们而言，几乎随时都需要有唯一的产品，”格瓦拉回忆说，“那就是咖啡（古巴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假如他有5分钱买一小杯咖啡，就解决了早饭问题。—作者注）。我们常常会遇到食盐不足—缺它时，你就会了解它的必要性。”
对所有起义者来说，上述一台无线电发报机的首次发报无疑是莫大的喜事。诚然，它的讯号只到达距离高山营地不远的一家农民小房子，但后来大功率无线电台“起义者电台”开始播音，覆盖了自东边的圣地亚哥到西边的哈瓦那的广袤国土。主持电台播音的是一位女演员，名叫维奥莲塔·卡萨尔斯，岛上遥远角落的人都非常了解她（作者曾见过这位非常迷人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较之古巴女人更像是爱沙尼亚女人；她供职于民警机关，平时着一套制服，腰间挂着带手枪的皮套）。
起义部队还针对医疗服务的组织采取了一些措施，首批野战医院也建立起来，其中一家设在马埃斯特腊山上，归格瓦拉领导。他为此选择了一个极难发现的地方，以保证那里的伤员和患者相对比较安全：这个地方从空中是观察不到的。药品从城市运来。“说实话，”格瓦拉指出，“需要的数量和品种总是不够。”
但是，敌人增强了兵力，当局继续增加旨在消灭游击队员的军队数量，士兵总数已达到1万人。用巴蒂斯塔分子的话说，他们决定在马埃斯特腊山距拉斯梅塞德斯小镇不远的地方将游击队员“消灭”干净。
在这次持续两天的交战期间，游击队员抵抗巴蒂斯塔依靠大量武器装备起来的1万人的军队只有200支完好的步枪。军力之比为1∶15，明显有利于用飞机、坦克和火箭炮武装起来的敌人。尽管起义者不得不抛弃这些村落，但在随后两个半月的残酷战争中，巴蒂斯塔的军队碰得头破血流。当然，它还没有被打败，而且战斗行动尚在继续。在规定的期限内，有600件武器落入游击队员之手，其中包括1辆坦克、12门火箭炮、12挺重机枪、20多挺轻机枪，有450人被俘，这些人后来都转交给了红十字会。
在马埃斯特腊山遭受失败的独裁者的警察和军队开始在国内各大城市强化白色恐怖。在圣地亚哥，警察于1957年7月杀害了菲德尔的战友弗兰克·帕伊斯及其兄弟霍苏埃，忠于巴蒂斯塔的部队残酷镇压了西恩富戈斯市海军基地的水兵起义。巴蒂斯塔的特种机关还疯狂迫害地下组织—诸如“7月26日运动”、人民社会党等。
在经过近10年的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含有自我批评地承认说：
“浅显的公正要求我们指出：我们战斗的性质，以及那些发端于马埃斯特腊山的战斗并且最终由游击队实施的历次决定性战役，它们导致的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目光，所有的好评……都集中到山区的游击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地下工作者的作用，抹杀了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奋斗并献身的数以千计的青年人的作用和英雄气概。还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没有在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游击运动的作用和地下斗争的作用，甚至连许多革命家都认为，……不是游击运动，而是全国人民的起义导致独裁者倒台……我们亲自确立了以游击运动的胜利为目标。然而，如果事态发展使游击运动获得充分的发展，将敌军置于死地，那么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就会蓬勃开展起来，而且人民起义会在其中一个城市获得胜利。我们已经准备好……立即给予这一运动以支持并参与其中……在革命过程中可以拥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只不过是应当准备好利用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并不盲目崇拜游击战争这一斗争方法。—作者注）
白色恐怖不能使人民屈服，巴蒂斯塔于是使用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悬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头。有关通告在奥连特省所有的居民点广为散发，其中凡举报有关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暴动小组”，切·格瓦拉或是他们的其他小组者，每人可以得到五千多比索的奖金（当时，1比索相当于1美元。—作者注），同时做出补充规定：“奖赏在5，000至10万比索之间，最高10万比索用来购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头。附注：提供线索者名字永远保密。”
分析和比较城市革命家及游击队员的战斗总结时，格瓦拉如同菲德尔一样，作为使用一切斗争形式的拥护者，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民与专制独裁作斗争的游击形式是最为有效的，对人民来说还具有牺牲少的特点。“在游击队损失不大的同时，”他写道，“在城市里牺牲的可就不只是职业革命家，而且还有普通士兵以及国内民众。这说明，在独裁者实施镇压时，城市里各级组织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材料几乎也都是如此，亦即这一结论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做出的。—作者注）
巴蒂斯塔的军队不能征服马埃斯特腊山。但是，全国很快知道，他们遭遇的这种结局与在山谷地带活动的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第二战役有关。到1958年下半年，那里揭竿而起的民众控制的领土已达到1.2万平方公里（位于奥连特省东北部）。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建立起革命秩序，创办了200所学校和300个学前班（在这些地区是从未有过的教育形式），征收赋税，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和电话网络，修建了7个起降机场，12所医院，革命法庭开始运作，出版了报纸，实现了空前的第一次土地改革。
在粉碎敌军对马埃斯特腊山的进攻以后，起义部队司令部通过决定，向国内的中心省区—拉斯比利亚斯方向挺进（以圣克拉腊市为中心），切·格瓦拉指挥的纵队被赋予执行这一任务，他本人不久前被授予所在部队的最高军衔—少校（他从此的军衔与菲德尔本人不相上下！）
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切下令对沟通本岛对面地区以及通向哈瓦那的道路实施封锁，与在该地山区一带（那里是古巴第二山脉—埃斯卡姆布拉伊山脉）活动的各政治派别建立联系，格瓦拉还广泛授权，在他的纵队控制的地区建立军事行政当局。
刹那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像接到号令一样，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格瓦拉的队伍。纵队于8月31日起程，9月1日刮起一股强烈的飓风（在该岛是大大提前了！）使得所有乡村道路不能通行，汽车只能在该地区唯一的哈瓦那—圣克拉腊—圣地亚哥中央公路上行驶，但由于会遭到空袭而极具风险性。因此，战士们携带大量的弹药前进，其中身上背有40发炮弹的反坦克火箭筒，以及为远距离行军和快速安营所需的一切物资。
以下是9月8日切写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汇报：
“菲德尔：
我在平原地区给你写信，我们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飞蛾也相对少一些。现在的确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饱饭的时间都没有。我想只能依次序简要地谈一谈这里的情况。
我们是在8月31日夜间出发的，随行的有四匹马。由于没有汽油，汽车不可能开动。此外，还要在希巴科亚地区提防敌军埋伏，可是那里却没有政府军，因此我们平安地通过了这个居民点。然而，我们不能往前再走十多公里：疲劳最终摧垮了我们，我们只好原地宿营过夜，并为此在山上道路的另一侧选择了一块不大的平地。我认为，应当在希巴科亚地区常驻我方一个排，在我们途经该地区时负责补给工作。
9月1日，我们越过了一条道路，并且好不容易弄到了3辆汽车，这些车在我们手里是三天两头坏，直到抵达一个农场的中心区域都是如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耽搁了一整天，因为飓风又吹袭过来了。附近一带的‘乡村近卫军’（由当地居民组成的乡村警察。—作者注）向我们靠拢，但他们没有参加战斗就离开了。
我们停留不多一会儿乘车继续上路。它们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4台拖拉机，然后靠曳索才拖动的。可是到第二天，因为道路不允许车辆通过只好改为步行。傍晚时分，我们抵达考托河边，由于洪水泛滥，我们不能在当晚渡河，直到次日才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难度太大而在这里花了近8个小时。然后，我们沿着探明的乡间小路前进。虽然我们处于没有马匹的境地，但仍然对在路上弄到它们并到达指定区域抱有一线希望，这里究竟要花多少时间眼下还无法确切说出来，因为在这些极其艰难的路途上时不时会碰到难以名状的各种困难。我要竭尽全力并继续向你通报有关我们今后行军的进度，同时顺便报告当地居民的一些情况，他们对我们或许是有用的……
就此搁笔。紧紧拥抱那边山上的每一个人。在这里，隐约可见群山的轮廓已显现在地平线上。”
由于距奥连特省比较遥远，纵队在行进中竭力避开了一些居民点。9月9日夜间，纵队的先头巡逻队中了埋伏，但在短暂的交火中消灭了一小队驻军。不过敌人现已知道格瓦拉纵队的总体方向，因而重又进入艰苦岁月。它与埃内斯托乘“格拉玛”号登陆后的首次行军颇为相似。
有关这次行军，格瓦拉是这样记述的：
“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在敌人包围圈越收越紧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加之痛苦的腿疾……战士每前进一步都会变成痛苦的折磨—所有这一切致使我们的部队有点像幽灵部队。我们非常吃力地向前推进，我们战士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忍饥挨饿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凄惨境地。但是，最艰难困苦的日子是我们被包围在距巴拉瓜大糖厂（糖厂与甘蔗种植场一体化。—作者注）不远地方的时候。我们处在臭气熏天的沼泽中，没有一滴饮用水。敌人的飞机不停地从空中袭扰我们……我们有鞋子却不能穿……赤脚难以忍受荆棘丛生杂草的刺痛，我们真正到了绝望的地步……”
到底还是由于身患哮喘病的首长有着异乎常人的毅力。“对疲惫不堪的人，”他写道，“只能用谩骂、侮辱、哀求等各种手段使其行动起来，”包围才得以突破。纵队以潜水方式渡过卡马圭省与拉斯比利亚斯省的界河。一个同名的山岭的浅蓝色光斑在地平线上时隐时现。
以下还是呈送总司令的一份情况报告：
“在极其消耗体力的夜行军之后，我终于在卡马圭省（这已经是最靠近哈瓦那的一个省份了。—作者注）提笔给你写信了。我们希望在近几天加快行军速度，但是却落空了。我们一天平均要走15～20公里。我手下的人有一半骑马，可是却缺少鞍垫子。卡米洛就在邻近某个地方，我为了同他见面，就在距水稻种植场不远处等他，然而他却没有来。我们目前正在行进中的平原地区非常辽阔，蛾子也少，而且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大兵。在我们头顶盘旋的敌机似乎很小且没有防备。“起义军电台”的播音听起来很费劲，即便是通过委内瑞拉转发也是如此。
大家都说，政府军不希望有朝一日同我们交战，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句实在话，由于我们在这些陌生的地区行军，并且还带着150名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因此某种担惊受怕的情绪老是挥之不去。同时，一个游击队的武装小组人数宜在30人左右，不要太多，这样就能够在这里的活动中取得巨大成功，并且使周围地区发生彻底的变革……
至于有关我对日后行军路线的进一步计划，我还不能告诉你某种成形的东西，因为我本人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一切都取决于各种情况的汇总。就拿现在来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多少辆汽车的到来，以便改乘汽车留下在安东尼奥·马赛奥时期不可或缺的马匹，我们都说不准。什么时候没有敌人的飞机呢？可是现在就能清楚看见敌机就在头顶上盘旋，并且使我们成了它们极好的靶子。要是没有马匹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沉着地在白天展开行动。
这里的河水和泥浆都已齐脖子深了。对于我们用来运送武器的马车，为了保证完好无损地到达指定地区，它们经过伪装后的外观—你简直可以对照它们绘制一幅风景画。一路上，我们极其艰难地潜水越过了几条水面不宽的小河。尽管困难重重，人们总体上的表现还是守纪律的，虽然我们的纪律委员会有时不得不对个别违犯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如果可能的话，下次报告将从卡马圭市发出，再一次兄弟般地拥抱所有留在马埃斯特腊山上的人，这座山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
日历所指示的日期是10月16日。我们说出日期不是没有原因的。问题在于，切收到有关对定于10月3日举行的全民选举实施干扰的命令后，用格瓦拉自己的话说，落实起来“十分困难，因为预留的时间太少，加之革命运动内部存有歧见，这使我们（指起义者。—作者注）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有时还得搭上人命。”下面，我们就来简要探讨一下这些分歧。
由于与同在一个省份北部地区活动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纵队采取协调行动，完全成功地揭穿了伪善而无耻的选举把戏，因为它号召人们将巴蒂斯塔当做民主的“信徒”来推选。
至于说到战斗行动，如前所述，在9月份还没有什么迹象预示着能够速战速胜。我们面前摆放着格瓦拉于9月份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呈送的三份报告：
“今天从电台广播中听到了塔维尔尼利发布的通告，说什么切·格瓦拉的纵队好像已被击溃。问题在于，巴蒂斯塔分子在我们于忙乱中丢失的一个行囊中发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我们战士的姓名、住址以及归他们使用的个人武器、弹药和装备。此外，一名是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作者注）成员的战士也把自己的一个背包丢弃在路上的什么地方，内中也装有一些党的文件。
“后来，我们越过了圣佩德罗河和杜兰河……并且抵达一个叫埃尔奇查隆的小地方。在这里，一个家伙逃离纵队，他是在卡马圭地区加入我们队伍的。过了几天，在好不容易走过一个危险的地方后，一个叫何塞·佩雷斯的人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他是在我们从奥连特省出发前夕加入纵队的。我怀疑此人系临阵脱逃，而且随身带走了一支枪。
“越过铁路路基后就进入十分危险的地方。我们已经到达水稻种植区，这里分布着阿吉莱拉兄弟的大片土地。我们仍然没有向导带路，因此不得不沿着尚还零星保留下来的西恩富戈斯纵队的脚印前行。从9月20日开始，我们已走过了接连不断的沼泽地带，并且后面一直有政府军追踪。我们保留下来的几匹马不得不彻底抛弃。泥塘和恶臭使我们受了不少的罪。
9月20日”
以下是9月29日的报告：
“今天，我们把最后一块水稻种植区留在了身后……当我们置身于巴拉古亚大糖厂种植区时，猛然发现我们的退路已完全被政府军切断了。原来，他们早在这次行军开始前就发现了我们。因此，走在队伍后面的战士当时甚至不得不打起了掩护。可是，我们心想，如果只是一般的伏击，那么此举可以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因而我下令等待夜间发起进攻，并指望我们能够成功实施。当我确认我们已落入陷阱，而敌人完全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且在守候我们时，试图急速穿过已经为时已晚。为了能够准确判定巴蒂斯塔分子所在的位置，但又适逢夜间下雨，外面漆黑一团，我们不得不依照指南针所示方向后撤，以至于某个时候只能在泥沼中停留。它上面覆盖的一层不太厚的植被倒是有防备敌机的功能。
敌机很快出现了，并且将自己携带的全部炸弹倾泻在离我们不远的密林里。巴蒂斯塔的飞行员以为我们藏身在这些树林之中。
前头派出的以阿塞贝托中尉为首的侦察小组发现，在敌人阵地侧翼已成沼泽的濒海湖几乎无人把守。敌人似乎认为这个地方无人能通过。但是，我纵队的140人正是沿着这个濒海湖，小心翼翼地在水中走了近2公里的路，并且绕过了100米开外敌人的最后一个哨所。我们甚至能听到这些大兵相互交谈发出的声音，我相信他们也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而且在这一时刻，从云层中露出来的月亮把周围的一切照得如同白昼。然而，巴蒂斯塔部队的大兵们从来没有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他们可能假装没有发现我们的样子。我们就用整整一个夜晚及第二天的部分时间走过了灌满海水的沼泽地带。许多战士行军时根本不穿鞋子，而那些穿鞋子的人，最后连鞋子的模样也看不出来了。”
我不能不对这封信加注一点评论，哪怕是强调一下切的特性也好—这份报告不仅没有使他的功绩增加，反倒想方设法使其减少，即使他们一起做出的决定也是如此。
最后，10月3日的报告向司令员汇报了9月底的情况：
“在离巴拉古亚大糖厂不远的地方，我们带着一位在该厂上班的肉商，决定将他当做向导使用两天。他的妻子与自己丈夫的关系不好，她对此并不反对。很显然，她希望他与我们在某个地方呜呼哀哉。B-26型飞机很快向我们飞来，并且扔下了自己的‘普通货物’，但一切平安无事，尽管不得不在长满荆棘丛的濒海湖中行走了整整一夜。许多战士的双脚被无情地刺伤了。不过不能排除肉商的老婆把我们告发了。
粮食不足影响到了人们的情绪。我们不允许休息，因为政府军一直追随着我们的行踪，并且一如既往常有飞机支援。局势很多方面与在马埃斯特腊山刚开始游击战争时的情形相仿，我们不能与‘7月26日运动’的地方组织领导建立联系，当我请两个人帮助我们的时候，心想他们是组织的成员。可是他们却拒绝这样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用资金、衣服、鞋子、药品、粮食以及提供向导支援我们，并且还告诉我们说，在他们要我们请求帮助‘7月26日运动’地方组织时，那边就会这样答复：‘如果切寄来书面申请，我们就帮助他。如果没有，那就让他四处碰壁好了。’（两个政治组织的类似立场说明，在战争结束时，人民社会党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藐视游击队—从而千方百计给他们以帮助；而‘7月26日运动’刚好相反，它此前就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许多政敌，这些人害怕游击队获胜。—作者注）
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者继续采取行动。从12月中旬开始，他们实际上阻断了（架设在法尔孔河上的战略桥梁被炸毁了）哈瓦那与拉斯比利亚斯省东部通过中央公路的联系，通过攻击夺取了该省的许多居民点，许多驻军当了俘虏。开始攻打圣克拉腊的决定也通过了。
首先，在城市以及城市的要冲部位均被加强据点包围，其中包括停在铁道上的装甲火车。12月29日战斗行动开始，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攻击。起义者用火力迫使它后撤。临时设立的公墓和医院逐渐被死者和伤员挤满。
第二天，当装甲火车的守卫者们明白大势已去时，决定驾车离开，可是铁路已经被格瓦拉的战士事先破坏。他们驱使其后退并从近距离扔出汽油瓶，装甲火车马上变成了巴蒂斯塔大兵们的地狱，几小时以后士兵全部投降。
发电站、警察局和连同保卫它的坦克、兵营、监狱、法院大楼以及一些省级行政机关，还有该市最大的一家名为‘大饭店’的饭店相继被占领。军事侦察局的巴蒂斯塔狙击手盘踞在大楼第十层，从那里直接瞄准目标射击，几乎直到战斗行动结束。后来查明，他们充分‘装备’的不只是大量的弹药，还有好几箱饭店酒吧的各种瓶装酒。”（当我抵达这个城市查阅当地大学的讲义，或者陪同某个苏联代表团时，不止一次在这个饭店下榻，现在该饭店名改为“圣克拉腊”。还在我第一次到访时，我就注意到我认为是胡诌的一个细节—在这幢建筑物漂亮且不久前刚装修的正面上，被打坏的许多水泥“斑点”特别醒目。随同我一起来的费伊霍教授见我疑惑不解，便解释说，装修中的“疏漏”有点像小型坦克上的机枪朝饭店扫射的弹痕。在攻击饭店时，格瓦拉少校竟然坐在一辆小型坦克中！—作者注）
切数次派信使前往警备司令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司令部却坚持己见，不肯让步，拒绝承认自己失败。那时，切通过无线电话给出期限至12点30分，同时说：“我们真的要开火了，别拖延战争了。如果由于你们的原因而导致美国的武装干涉（报界曾有这方面的传闻。—作者注），那么你们将犯下背叛民族的罪行，并将在绞刑架上结束自己的余生。”他重申，在立即投降的情况下，将允许在圣克拉腊居住的官兵各自回家。
“输光了！我们投降。”与切通电话的上校说……
在叙述这些战斗时，切只谈他人。其中用他的话来说，对于最能显示起义部队在战斗最后几天士气的一件事，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与一个做梦时被缴械的战士谈话时，”我沉住气对他说“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那就赤手空拳到前沿去，在那里为自己弄到武器。后来，当我来到医院时，一个濒临死亡的战士碰了一下我的手说：‘记得吗？少校，是您派我去为自己弄武器的，我在这里的一场战斗中得到了它。’几分钟以后，他带着履行职责的意识死去。这就是我们的起义部队。”
应当说，格瓦拉对自己同志的死亡有着深切的感受，尽管这一点并不总在人前表现出来，但是，为此甚至摧垮他钢铁般的意志的事却经常会遇到。帮助过游击队员的农民哈维尔·冯塞卡回忆说：
“当切被告知，西罗·雷顿多被打死之后，迄今从未见过的一幕发生了。我未曾想到切会潸然泪下。但是在那一天，他不能自制，悲愤的情绪一直控制着他。我看到他心如刀绞，斜倚在峭壁边上，双手掩面，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
在夺取圣克拉腊一仗期间，巴蒂斯塔部下一位名叫坎蒂略的将军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秘密联系（后来查明，此举经得巴蒂斯塔同意），并且建议终止战斗行动，甚至将总统拘禁起来—如果他本人被任命为古巴军队司令的话。然而，菲德尔知道将军许诺的分量，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通过无线电与坎蒂略联系的格瓦拉的军使建议坎蒂略投诚，但后者却采取欺骗手段并声称，将严格按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示，担负起指挥军队的责任。因此，起义者的最后通牒不适用。切立即将此事通报菲德尔，菲德尔公开拒绝承认坎蒂略，同时下令进攻哈瓦那。
同时，巴蒂斯塔本人随身带着他珍贵的宝物：纯金打造的电话机和银质夜壶（他早将财物及外币转移到瑞士银行），与家人及佣人一起登上私人飞机逃往国外。
1959年1月1日下午1点多钟，格瓦拉的士兵们向古巴人民献上了一份新年礼物—圣克拉腊完全转到起义部队手中，通往哈瓦那的道路畅通无阻。
第二天清晨，圣克拉腊的居民们读到了切的《致拉斯比利亚斯省公民书》，它被张贴在各家住宅的外墙上：
“离开省市为的是履行新的职责……我向全市和全省居民表示深切的感谢。你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就在这块土地上爆发了多次反对独裁者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战斗……让全省居民都知道，依靠这块土地的儿子参加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我们的起义纵队，怀着深切的爱戴和感激之情离开这里，我号召你们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呵护这种革命精神，以便在实现宏伟的恢复任务中，拉斯比利亚斯省的居民们将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和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格瓦拉的纵队乘着卡车和越野车沿公路向首都方向飞驰而去。我们在此要履行自己的承诺，就爱国者内部的分歧略表几句。在涉及这个微妙的话题时，重要的问题是不要将真正的爱国者（哪怕只是起义者事业的同情者）与另一类人混为一谈，这类人披着受人尊敬的美誉，追求的却是另外的目标：从通过对民众的敲诈勒索发财致富到维持国内“原状”，即使是没有巴蒂斯塔。
我们先谈前者。我们认为，它与后者截然不同。为了更能说清问题，我们举一个具体的实例。一个自封为第二战线头目的古铁雷斯·梅诺伊奥试图阻止格瓦拉的士兵进入山区，并且扬言这是他的地盘。他对于菲德尔和切为之奋斗的土地改革思想充满了刻骨仇恨。
例如，说到“7月26日运动”的内部分歧，那么这里有相当多的人不仅对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独裁者持否定态度，而且反对把推行土地改革作为真正民主的开端。在这方面，切·格瓦拉与政治活动家恩列克·奥尔图斯吉之间的对话颇有代表性。此人假借山区的名义说：
“我，”这位“7月26日运动”的活动家说道，“为格瓦拉写好了一篇有关符合我们运动纲领的土地改革的文章。”
“实际上呢？它的内容怎么样？”
“应当将所有未开垦的土地分给农民，必须对大庄园主课以重税……然后，全部买下他们的土地后，再根据其实际价值出售给农民。如果有必要，可以分期付款和提供贷款，以组织好农业生产……”
“可这是一个反动纲领！”切由于激愤而怒火中烧，“我们怎样把土地出售给耕作它的人？”
“一个人应当感到他所得到的与其努力是相称的。”
“你这个狗娘养的！”切大声喊叫起来，连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出来……
埃内斯托·格瓦拉还想到其他一些事例根本不是山区的革命举措。有一次，为了充实起义者的库存，切命令他对圣斯皮里图斯市的银行实施褫夺，但他却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借口说什么可能会引起“7月26日运动”中一些富人的反感。
为了对此做出回应，切给西耶拉写了一封疾言厉色的信：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体农民都拥护我们并要求将土地转交给耕作它的人？难道这与起义群众赞同褫夺银行没有关系吗？……你为何从来不考虑人们对所有财经机关横征暴敛者习惯性点头哈腰的经济原因？当苦难深重的人民在高山峡谷流着鲜血，每天都出现来自政府讲假话领导人方面的牺牲品时，对那些依靠高利盘剥和投机倒把发财致富的人就不能客气。”
“7月26日运动”本身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斗争手段，其中之一（系菲德尔的游击队所遵循的）主张在国内所有地区必须开展普遍的起义运动，以消灭巴蒂斯塔的政治制度。平原地区的战友则站在城市劳动者行动组织的立场上，主张利用总罢工推翻独裁者。
“我的首要看法是，”格瓦拉指出，“这种立场甚至比我们还要革命……实际上，拥护这一观点的人政治觉悟不高，而且总罢工这种形式如同他们所知道的那样，与时代并不契合。”对此可以补充的是，“运动”领导人拟议中的1958年4月9日的总罢工一下子就失败了，在群众中也没有获得广泛的响应。
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人）遵循另一种观点。它不同于游击战略构想，而且从本质上说，当初对起义者的活动根本不予理睬。（“党，”格瓦拉后来写道，“那时对游击运动的意义，对菲德尔在我国革命斗争中的个人作用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仅仅到最后阶段，共产党人才向菲德尔的兵营派出了自己一名领导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这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和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善于与游击队司令部达成相互谅解。（在古巴出差期间，我与卡洛斯·拉斐尔有过多次的交往机会，他渊博的学识和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才干总是使我惊讶不已。革命胜利以后，他在古巴领导层中担任过一系列高级职务，直到出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副手。可惜他因年事已高而去世。—作者注）
出于公道，切承认人民社会党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曾与起义者协同动作，但尚存的互不信任却妨碍两大势力联合起来。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回忆的：
“有一次，在与人民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友好讨论期间，我指出：‘您能够培养出准备经受刑讯室严刑拷打的顽强战士，但没有能力培养能消灭机枪弹孔的战士。’这位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一立场是这样一种战略构想的结果，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决议不能与将权力夺到自己手中的可能性相结合。后来，一些与游击斗争精神并非格格不入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可是武装斗争却已接近尾声，因而他们的影响很弱。”
由于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策略上的问题，这是切·格瓦拉继危地马拉事件之后的第二次失望。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次这样的失望在玻利维亚等着他……
至于说到由于种种原因对巴蒂斯塔持反对态度的古巴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们还是希望在起义者的功绩中插上一手。他们于10月份在美国的迈阿密聚会，成立了“解放委员会”，起草了告人民书。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指定特工休尔·杜布依斯与他们保持经常接触。
菲德尔·卡斯特罗很快了解清楚上述政客们的意图，那就是利用起义者的胜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将巴蒂斯塔的接班人安插在总统府，并继续推行以“北方邻居”意志为转移的反人民政策。革命领袖公开否定了这些纲领。切·格瓦拉给他写信指出：“对你发出的声明再次向你表示祝贺……你现在正走在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上，它将因群众武装斗争的开展而最终取得政权。”
……当起义者的纵队在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指挥下驶近古巴首都并向哈瓦那港挺进时，它面临的任务是攻克名为“猪湾”的古代要塞。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卫戍部队缴械投降。胜利了！战争结束了！
但是，格瓦拉并不是为了要当要塞的警备司令，他与自己的战友和知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领导了军队和警察的裁减工作。在自己最初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切谈到建立革命警察的必要性……
抵达哈瓦那后刚刚过了一昼夜，由于最后几天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他像个两腿瘫痪的人躺在警备司令小房间的单人床上，睡了几个小时……
埃内斯托醒来后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哈瓦那港灯塔上的聚光灯闪闪的白光将墙面照亮，似乎有点像电视荧屏。过了一些时间，他感到荧屏热闹起来了：里面出现了一张张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他们仿佛在身边跟他聊天。这些年来，他是多么想念他们呀……切睡着了，但头脑中却浮现着对亲人的回忆……
读者朋友，让我和您一起，尝试一下“接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