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玻利维亚边界。两位中年男子走进边防检查站下属的一间不大的酒吧。年长者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外交官”手提箱。他们要了一些带冰的威士忌默默喝起来。十分钟以后其中一位情不自禁地看看手表。
酒吧里除了这两位顾客以外没有其他客人。
过了不久，一名高个子混血儿走进酒吧，在旁边的桌子坐下。他与那两位顾客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他们微笑着举起自己的酒杯说：“为你们的健康干杯！”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我喝的跟二位先生一样，也是威士忌……”
大安东尼奥·阿格达斯（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小的是他弟弟，护送他来到边界）听混血儿讲了事先约定的接头暗号之后他明白，此人是他们正在等待的古巴人里卡多。混血儿继续讲了一些关于威士忌益处的话之后坐到他们的桌子旁。他抓住合适的时机，小声问部长是否经过了边防检查。“还没有！”混血儿不免有些着急。他说：“我也没有。祝您一路顺风！”然后他提起地板上阿格达斯的“外交官”手提箱，扬长而去……
（几天之后玻利维亚媒体报道说，该国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总统巴里恩托斯最信得过的人之一，叛逃国外。）
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将目光转移到1966年11月的玻利维亚热带丛林。那里正在准备着一个震惊整个大陆，也可能是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那时一位名叫阿道弗·梅纳的人正搭乘飞机，从巴西首都圣保罗来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他的证件上写着，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员，此行任务是搜集有关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信息。“特派员”衣袋里装着一份护照，名叫拉蒙·梅纳·冈萨雷斯，乌拉圭商人。他看上去五十多岁左右，头发花白，有些秃顶，戴一副厚厚的玳瑁眼镜，穿一套得体的西服，打着领带。1966年11月3日签发的这一证件使持有者有权在玻利维亚全国自由通行。
这位先生与本书的主人公有何相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格瓦拉已经以难以辨认的身份秘密潜入这个崇山峻岭的安第斯山之国。他的外表改变到连他7岁的女儿都认不出来的地步。当他顺路回到哈瓦那与妻子和孩子们告别时，慈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等他离开之后女儿问妈妈：“那个老头儿爱上我了吗？”
格瓦拉或者拉蒙（他现在这样称呼自己）很快来到先前已经搞到的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牧场。他在这儿将组织游击队的战营和根据地—美洲大陆上展开新的游击战争策源地。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篇日记。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直到在伊格拉小镇牺牲之前，他每天都记日记。让我们一起读这篇日记的片段：
“……我们夜间来到牧场，一路上还算顺利。我与也以相应方式改变自己外表的的春戈一起来到科恰班巴1，在那儿见到了应该见到的人。然后用了两天时间，分乘两辆吉普车来到这里。
未到达牧场之前，为了不引起附近一位农民的怀疑，我们将汽车停下……这位农民说我们似乎打算在这儿安排可卡因的生产。我开玩笑说，他认为那个不知疲倦的图马尼是我们这一帮人的化学家……我们步行20公里之后来到牧场，已经有三名党的同志在那儿……”
格瓦拉被害之后这个文件以《玻利维亚日记》的名字载入史册。它的照相副本由阿格达斯部长出于“爱国主义动机”，无偿地交给古巴人（大家还记得智利－玻利维亚边界酒吧的一幕吧？）。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从与北美官员的谈话中，”他志愿回国之后在法庭上说，“我认为美国政府想对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的日记按自己的说法，对原文进行重大修改，目的是为自己对古巴多方面的武装侵略和在国内进行的大量迫害辩护……”他接着说：“我坚信，我的祖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主权，美国特工部门在玻利维亚无所不为。”
审判阿格达斯的最高军事法庭对此案没有做出任何判决，被告本人也被释放。一年之后，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汽车里向他开枪。他受了伤。出院后他请求在墨西哥大使馆政治避难。从那儿前往墨西哥，后来在哈瓦那定居。
早些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电视台发表讲话，展示了切日记的照相副本以及玻利维亚当局在切被俘时缴获的文件。他向全世界宣布，玻利维亚军队指挥部想以一百多万美元的价格将日记卖给外国出版社。
古巴领导人证实《玻利维亚日记》并非赝品之后决定将其在古巴大量出版，免费赠送，同时将其副本无偿地赠给外国出版社，供其发表。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一反自己最初的“否认”，被迫承认，哈瓦那确实有埃内斯托·格瓦拉文件的照相副本的真本。
然而，玻利维亚当局及其“鼓舞者”并未就此“打住”。1970年7月，菲德尔少校走得更远。在没有讲述这一切之前，我们先介绍切·格瓦拉的身世，他为什么出现在古巴，为什么为它的自由而战……
1961年，苏联记者代表团拜会了古巴革命政府部长格瓦拉少校，由我陪同。应客人邀请，切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大学年代，回忆了自己的阿根廷故土。随着他的讲述，几乎用不着我来翻译（切来自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巴斯克人И。曼西莉亚翻得很好）。我做了一些笔记，以下是部长的话：
“我父亲，”切回忆说，“是第十一代阿根廷人。顺便提一句，他也叫埃内斯托·格瓦拉，身体里流淌着西班牙和爱尔兰人的血。我的祖母跟随父亲的姓林奇就是证明。她是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解放斗争的爱尔兰人之一，被迫流亡到阿根廷。他们经过长期漂泊，顽强拼搏之后成为非常富有的地主。祖父（我们要在这儿指出，上面提到的祖母是切最爱的一个人。—作者注）学的是‘土地测量员’专业，在阿根廷政府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他们的大儿子埃内斯托不大富裕，半工半读学完了建筑设计师，经常改变职业，打算当企业家，但成效甚微。”
我们的交谈者讲到这儿停顿片刻，拼命吸了一口哈瓦那大雪茄，这个习惯是他在古巴起义战争年代养成的。他脸上出现了沉思的表情。早些时候，我听到他的母亲对自己长子深情的爱，而埃内斯托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因此我本能地感觉到少校下面将要讲谁了……当然是讲她—塞莉亚·德·拉·塞尔娜。切根据北美的习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老妈”。
“她属于古老的阿根廷出身。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27年与我父亲结婚。在我之后还生了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小时候您就叫切吗？”一位客人感兴趣地问。
东道主脸上出现了亲切的，对他而言典型的微笑。
“不，小时候大家叫我‘泰泰’（埃内斯托的小名。—作者注）或者‘强确’（猪崽儿），原因是我经常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到处跑。至于‘切’，那是我们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的一个感叹词，其意思随着讲话者的语调而改变。由于我经常用这个词，我的古巴战友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切……”
我感到遗憾，很少谈到自己的讲话者并不想向客人介绍在古巴游击战争期间，这个绰号成了他的作战化名，现在全世界的人在他的名和姓中间加了一个“切”—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还省略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革命的古巴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有它的首任行长“切”的签字。
“与我的父亲不同，”格瓦拉停顿片刻之后继续说，“我的母亲非常关心政治，嗜书如命，我4岁时她就教我读书，不过我也喜欢读书。（他们的邻居胡安·阿吉拉尔看到小埃内斯托手捧哲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读时感到十分惊讶。—作者注）她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由于生病在家里学习了两年，一上学就读四年级……”
他喷了一口雪茄，笑着补充说：“我们一直是‘游击队员’。作为反庇隆分子，她并不惧怕在庇隆将军信徒聚会的广场上讲话，揭露他虚伪的承诺……她继续在片警的地段游行示威，被一位年轻的警察少尉带走。警察安慰她说：‘夫人，我认为您不明白我们的用意，我想救您。要是在那儿，您准会被打死！’说完这些，他就放这位已经不年轻的女人回家……”
“我们的家，”部长回忆说，“对所有有反对派思想的人开放。我父母的朋友中间有来自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侨民，其中包括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他是我们的邻居，前共和党政府副总理。我和我母亲一起用自己的汽车将他的子女们送到科尔多瓦市上中学。父母亲千方百计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救国委员会。胡拉多将军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经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内战时期的变故……”
由于一切都讲得简明扼要，大段“删节”，因此我们要补充一下。格瓦拉家里有一个大图书馆，藏书数千册。有文艺作品（甚至有俄国经典作家的著作），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作，还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著作。著名诗人的作品占有重要位置—波德莱尔（1821～1867年，法国诗人。—译者注）、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年，西班牙诗人。—译者注）、帕勃洛·涅鲁达（1904～1973年，智利诗人，国务活动家。—译者注）等。埃内斯托不仅喜欢诗歌，还自己写诗。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他在乘“格拉玛”号快艇远征之前作的一首诗。在他的背囊里，除了上面提到的《玻利维亚日记》之外，还发现了他喜爱的诗的一个练习本。
与记者的谈话早就持续到后半夜。他又喝了一杯最浓的古巴咖啡。少校突然中断了谈话，将身子侧在桌子上似乎在寻找什么。他坐在一张长桌子一端，我坐在他右面。那时我首次看见切病得多么严重：为了不使客人难堪，他将身子藏在桌子下面，用呼吸器与哮喘病发作进行斗争。
为了搞清如此严重的病的病因，我们引用他父亲的一段话：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1930年5月2日。寒风呼啸（在南半球，这时已经是秋末了）。我、我的妻子带着小埃内斯托去露天游泳池游泳。我看见泰泰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咳嗽。后来医生确诊他得了哮喘病，以后晚上经常发作。根据医生的劝告，我们搬到科迪勒拉山下的科尔多瓦市。
“尽管身体有病，大儿子仍然喜欢运动，玩橄榄球、足球（不过经常打后卫），喜好马术甚至是滑翔运动。他的主要体育爱好是骑摩托自行车。他从小就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
“有一次，11岁的埃内斯托跟他8岁的弟弟罗伯托爬上一辆卡车的车厢，跑到离科尔多瓦8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我们的长子骑摩托自行车美洲大地之行。更有甚者，他竟然以藐视危险的精神，将‘黑色幽默’的信寄回家：‘如果你们再过一个月还得不到我的消息，这就是说我被鳄鱼吃了，或者印第安人将我的头晒干卖给美国游客了。’”
“确实，”唐·埃内斯托继续说，“泰泰经常说，他跟猫一样，有七次生命（民间传说猫有七条命，这里形容生命的顽强，区别于我国“猫有九条命”的说法）。我还记得，1959年元旦前夕，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军队（我儿子也在其中）开进哈瓦那之前，我们出乎意料地收到他的来信。埃内斯托给我们写道：‘亲爱的两位老人！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已经报销了两次生命（这就是说他在战斗中两次负伤。—作者注），还剩五次。我还在继续工作（看来这句话是为了保密。—作者注）。消息跟从前一样不多。但是，请你们放心，上帝保佑我这个阿根廷人。紧紧拥抱你们大家。’”
对老埃内斯托的讲述，作者还想补充一个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证明小埃内斯托喜欢象棋。1939年，11岁的泰泰贪婪地读报上刊登的关于国际象棋大赛在阿根廷举行的报道。他为古巴人何塞·卡帕布兰卡与米盖尔·纳依多夫和亚历山大·阿列辛的对弈感到痛心（前者与生活在阿根廷的所有犹太人一样，被认为是波兰人，后者是法国人。—作者注）切告诉我，尽管下棋的时间不多，但下棋对他而言是最好的休息。他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如古巴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国际象棋大师В。斯梅斯洛夫、Б。斯帕斯基、М。塔利和自己的老乡—М。纳依多夫到访，他总是参加他们的比赛，有时以平局结束，甚至赢了М。塔利一局。看来，输棋对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而言，犹如当头一棒（作者亲临现场），他不时擦眼泪。
据知情人回忆，埃内斯托有着坚毅果断的性格，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不仅做自我批评，而且对自己残酷无情。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容不得小市民的虚伪习气。
有一次，在他还是年轻的大学生时候，他参加了一位富翁大叔在家里举办的晚会。身为政客的大叔夸夸其谈，说什么战胜纳粹主义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功劳。埃内斯托听到这话之后嘿嘿笑着说：“丘吉尔是英国的哈巴狗。他只为皇家和一小撮富翁的利益，保全了帝国。”大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回击，看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说：“你最好还是将裤子穿好！”“裤子就是裤子，”他并不生气地反驳说，“除了这件之外我还有一件，不过更旧一些。”
他最仇恨以任何形式表现的不公正。12岁时，经过父母同意，他为一个农场主摘葡萄。原定工期一个月。由于哮喘病复发，他请求农场主为他支付已经完工的工钱，但后者只给了一半。埃内斯托怒不可遏，请求父亲到种植园“打这个牲口的嘴巴”。
这并不是年轻的埃内斯托唯一一次想从物质上帮助自己和家庭。他喜欢化学，试制了杀虫剂并分装成包，以“飓风”商标命名，卖给商店。后来他承认：“我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不会经商。”
不夸张地说，在切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能力最为发达。游览秘鲁期间，当地一位种植场主非常慷慨大方地招待他—未来的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埃内斯托准备了过夜的物品。主人由于行为不够检点，对自己的印第安人仆人不够尊重。年轻的阿根廷人感谢主人的款待之后果断地拒绝在主人家中过夜，说：“我最好到印第安人窝棚里去过夜。”
特别是当格瓦拉穿上医生的白大褂之后这一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路过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时，应熟人邀请为一位身患哮喘病的老太婆看病。以下是他看病之后写的日记：
“对未来每一天都是最高理想的人而言，在他们生存的最后几分钟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悲剧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接着写道，“饱受贫困的人没有父亲或者母亲，有的只是对再也不能养活自己的人难以掩饰的对立情绪……当局应该……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建立更好的社会条件上。”
格瓦拉的某些传记作者认为，他之所以决定到大学医疗系学习，那是因为自己亲爱的祖母安娜逝世。确实是这样，每当埃内斯托回忆起她就要与世长辞，而自己竟然无能为力时这种感情特别明显。
最终他决定当医生，而不是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当工程师，首先是由于以上所说的他的品质决定的。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深深激起了他对医生活动的感情。他不仅要医治病人，还要医治大家生活的社会。格瓦拉选择了麻风病专业也说明他为什么关注医学的社会意义。麻风病是穷人的病。
因此人们不禁会问：年轻的格瓦拉与政治的“联系”到底有多紧？他的父亲在回忆录里对此讲得很详细：
“庇隆统治时期，阿根廷存在着许多反对专制的地下战斗组织。我在一段时间里也参加过。我们当着泰泰的面，在自己家里制造炸弹，在游行示威时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袭击。有一次儿子说：‘爸爸，让我帮助您吧，否则我就自己单独干’……那些年泰泰是民主分子，反法西斯分子，但与当时的某些政治大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然，考虑到他有病，我不想让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对后来格瓦拉人生主要目的的形成—为劳动人民和穷人服务产生了影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关心的事和劳动条件，而徒步旅行是最好的方法。这样的活动组织得越好，对磨炼意志，锻炼身体，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的作用就越大。他的第一个计划是随身携带0.5公升的水，一个人骑摩托自行车穿过大盐沼盐碱滩平原。
在第一站，一堆仙人掌旁边，埃内斯托在日记中写道：
“大家都认为，我的想法无法实现。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美好的爱尔兰和西班牙血液。里面始终保持着半公升到1公升水。该继续前进了。”
我们对这个年轻小伙子非同寻常的举动再次感到惊讶。尽管他身患顽疾，但仍然跟大家一样，而且做到了常人也许难以做到的事。顺便说一句，他并不崇尚暴力。与流行的说法相反，他一向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所有冲突。他的朋友阿尔维托回忆说，他与埃内斯托来到一个城市时参加一个舞会，埃内斯托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混血女郎。当他们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时，舞伴的丈夫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向切扑来。切巧妙地夺过瓶子，和解地说：“请原谅，老爷子，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在休息地与阿尔维托谈到此事时，埃内斯托建议他们相互保证“在人民狂欢时再也不跟女人眉来眼去”。
他有着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当他看到自己的摩托自行车散发出香气，知道广告的分量时花光自己最后的钱，在杂志上登了一封给米克朗公司的公开信：
“先生们，我请你们检查你们商标的摩托自行车。我骑着它游历了阿根廷12个省，行程4，000公里。摩托自行车在整个行程中性能良好，没有发现任何故障。我希望在这样的状态中再次得到它。”
米克朗公司给了埃内斯托一辆崭新的摩托自行车，还给了他部分路费。
由于埃内斯托活泼好动，精力旺盛，远非每个同龄人都能与他找到共同语言。也许只有麻风病医院的医生、年长切6岁的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做到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听听格拉纳多斯是怎样回忆自己的忘年交的：
“我同切是在1941年认识的，当时他13岁。我的弟弟托马斯跟他在中学的同一班上学。喜欢读书和大自然让我们做了朋友。我成为格瓦拉家里的常客。他家里有一个好图书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切迅速掌握了生活的深奥道理。学会很快地点燃篝火，用树枝搭窝棚……当然，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我们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将少年鲁滨逊的经验用在游击斗争上。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仁人志士在19世纪初期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人的游击行动。我们也了解墨西哥革命期间，农民英雄打过游击战，桑迪诺进行过反对美国佬干涉的斗争……我们钦佩苏联游击队员在德军后方建立的丰功伟绩……然而，我们任何人，包括格瓦拉在内，从未想过我们也将这样做……但是，我们对政治斗争并没有袖手旁观，相反，全国大学生都积极参加。我们认为自己是反帝分子、反法西斯分子、反对庇隆、举行罢工、游行示威，与警察搏斗……”
1945年，埃内斯托与父母一起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他考取了国立大学医学系，在皮萨尼博士的麻风病研究所实习过（博士预言自己的学生科研前途远大），在市立图书馆打过工。假期格瓦拉必定回到自己的科尔多瓦，在那儿的麻风病医院看望自己的朋友米阿尔（这个词由西班牙语“我的阿尔维托”的两个词的前两个音节组成。—作者注）
1951年，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计划周游南美洲，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为自己有关当地麻风病医院工作情况的书搜集素材。埃内斯托高兴地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在此行中陪同他。
米阿尔是这样回忆此行的：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路费，但有交通工具—一辆老摩托车，而且还得经常修理。至于伙食费，我倒不特别担心：我打算偶尔挣些钱，与我们的同行—麻风病医院医生合作……
12月29日，在我们的‘马’背上装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帐篷、衣服，别着自动手枪和照相机以后，我们上路了。在智利，我们在野外或者森林里宿营。伙食不怎么样。为了生计，不得不拼命干活。我们在饭馆洗餐具，给农民看病，当搬运工、兽医和水手……埃内斯托对治疗麻风病感兴趣。这些不幸的受到亲友和社会歧视的麻风病人引起他极大的同情心，他在考虑献出自己的一生，为他们治病……”
距智利首都不远，阿尔维托的摩托车彻底完蛋。朋友们在它的上边盖了一个类似木棚的“石棺”，徒步向北方、向智利、秘鲁边界走去。在秘鲁，他们对当地的印第安人—伟大的印加人的后裔的生活和习俗，以及古代文明的考古遗迹，特别是马丘－皮克丘感兴趣。
（当作者在秘鲁工作时，也了解了被旅行家称为“秘鲁奇迹”的这座城堡的废墟和不远处的前印加人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市。印加人建筑师用精心搭配的巨石构筑印加人建筑物，巨石之间的缝隙连刮脸刀片也放不进去。洗浴间、水池、排水沟等其他建筑物直接开凿在大石头上。）
两位年轻的游客对所见所闻惊讶，并不令人奇怪。以下我们摘引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的话：
“我们觉得，这座死城（马丘－皮克丘）生机盎然。它的存在本身给我们播下了我们对各国人民前途光明的信念。我们深信，城堡建设者的后人迟早会摆脱世代奴役的枷锁，当然是在我们的积极的参加之下……”
奇怪的是回答米阿尔提出是否愿意成立一个印第安人党，并将党带到海滨选举他为未来印第安美洲党领导人的问题时，切突然插话说：“搞革命不动一枪一炮？你疯了……！”
同往常一样，朋友们自然不能绕过麻风病院。1986年，米阿尔在哈瓦那用西班牙文出版的《与切同游南美洲》一书中介绍了参观麻风病院的情况。这家医院建在高山上，创始人彼斯切博士不仅让他们看了病人，介绍了治病过程，而且还邀请年轻的同行到自己家里共进晚餐。席间主人向客人介绍了自己写的有关印第安人生活和文化的一本书，他们对此已经了解。这时发生的一幕，有助于了解格瓦拉的观点和性格。
当主人问他们怎样评价上面提到的那本书时，阿尔维托尽管有所节制，但还是夸奖了一番。当彼斯切向埃内斯托重复这个问题时，后者将目光从菜肴上离开，长时间端详着作者……仍然是一声不吭。告别时已经走到门口，彼斯切开玩笑说，在格瓦拉没有发表对此书的意见之前就不放他们走时，后者回答说：“不知您是否发现，博士，您的书不怎么样。难道对别人已经介绍过的风景您可以不做任何补充？而且很难令人相信，像您这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授，仅仅看到印第安人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他们的心理……这是一本悲观主义的书，它竟然出自一个学者，更何况是一位共产党人之手。”
留下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格拉纳多斯开始奚落自己年轻的朋友：“老先生请我们吃饭，帮我们搞票，给钱、热情接待我们。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写作狂，你简直是打人家的耳光，你真是窝囊废。”生来讨厌虚伪的埃内斯托，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回答朋友说：“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不想对书发表意见！”对切而言，没有别的选择……
阿尔维托在评论此事时说：
“切不是容易相处的旅伴。他是一个很尖锐的人，甚至讲话刻薄。跟他在一起不寂寞。我们一路经常争论，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但他跟我一样，不记仇，很快把争执忘记。在下次‘冲突’之前我们又重归于好，继续赶路。总之，他是一位理想的伙伴。尽管自己身体有病，但仍然与我共同分担旅途中的困难，从不因为有病而娇惯自己，降低要求。在困难中他表现了令人敬佩的顽强。无论干什么，他总要坚持到底。”
在圣保罗亚马孙河上一个小村子里，同行们更加热情地欢迎他们，甚至让他们采用精神休克法为麻风病人治病。为此，阿根廷人组织了病人足球队，举行体育比赛，集体狩猎猴子，就各种问题与他们交谈。
病人对年轻医生非常真诚。为表示感激，为他们建造木筏，让他们能够漂流到位于亚马孙河畔的哥伦比亚的莱蒂西亚港。为了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两位阿根廷人与拉丁美洲的其他族人民将木筏命名为“探戈－曼勃”号（阿根廷人喜欢跳探戈，整个拉丁美洲人喜欢跳曼勃）。几年之后，当格瓦拉住在墨西哥时收到了来自秘鲁的印刷邮件，里面是阿尔维托与埃内斯托在圣保罗逗留期间的照片。
这些照片使他回想起参加亚马孙河印第安人打猎的情景，他与阿尔维托吃烤小猴肉（放在木餐具上，它就像婴儿），喝当地的“马萨托”家酿啤酒。问及这种饮料是怎样制作时，主人将他们领进用茅舍改成的“伙房”。几个年轻的和老掉牙的女人正在咀嚼当地出产的丝兰根，将嚼烂的根吐到一个大桶里，然后将这些东西榨成汁，进行必要的发酵。（格拉纳多斯医生甚至差一点吐出来！）
当两位阿根廷朋友沿亚马孙河漂流，欣赏并拍摄两岸的风景时，竟然没有发现已经漂流过目的地哥伦比亚港。木筏在一个大岛上靠岸，这里已经是巴西领土了。
用原来的木筏逆流返回已经无望，两位旅行者只好将“探戈－曼勃”号送给别人并花光了身上所有钱，换了一艘小船。到莱蒂西亚时他们的样子龌龊，当地警方不由分说将他们拘留。不过，还是他们的民族帮了大忙。警察局长是个足球迷，获悉被捕者来自足球之国阿根廷以后，提出了释放条件：因为一场足球冠军赛就要开始，他们必须用一些时间训练当地的足球队。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他们再次因为格瓦拉容不得不公正而被拘留。在城市的一个广场，格瓦拉开始在地上画他与阿尔维托即将游览这个城市的计划，而且是用裁纸的好刀子，他总是将它带在身上。站在不远处的岗警十分警惕（该国多年来一直存在农民武装斗争，波哥大形势不稳定。经常出现街头枪击事件，袭击银行和警察局）。当警察问他们在干什么时，埃内斯托回答说：“这与你有何相干？”警察夺过刀子，将两人带到警察局。在那儿，格瓦拉与一位士官警察唇枪舌剑，后者扬言要将“他们折磨死”。两位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哥伦比亚朋友，他们又转告给阿根廷领事。领事“先是以阿根廷人，后又以外交官的身份”，要求他们立即走人。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警察局长悄悄干掉这两个“造反者”的消息。领事向警方道歉之后，由领事馆出钱，将两位同胞塞上开往与委内瑞拉交界的库库塔市的班车。他们在那儿越过国际桥，来到该国首都加拉加斯。
两位旅行者的利益很快出现分歧。阿尔维托不仅接到在当地麻风病医院工作的建议，而且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委内瑞拉姑娘胡利娅。埃内斯托应该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12门功课的考试，结束自己的大学教育。一个不小的问题出现了：上哪儿去搞路费？天降的幸运在向他招手：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偶然遇到自己的一位远房商人亲戚，正在空运自己采购的几匹马。他建议埃内斯托护送一匹马从卡拉卡斯到美国的迈阿密，然后从那儿乘飞机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还给了一些现钱。
我们还应该知道，格瓦拉是一位求知欲旺盛的旅行家。他在迈阿密滞留了整整一个月。尽管日子过得半饥半饱，但经常到当地的图书馆消磨时间。更早一些时间，小伙子在一封信里写道：“在图书馆消磨时间，是度过自由时间最廉价的方法。”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防治麻风病的。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通过了12门课程的考试。1953年3月，他终于拿到渴望已久的外科医生、皮肤病专家证书。然而一张入伍通知单很快打消了他获得文凭的喜悦。如果格瓦拉同意到他自己所说的“大猩猩的军队”里服役，那他就不是格瓦拉了。医生知道该怎么办：埃内斯托用冷水洗了一个澡，哮喘病发作得很厉害。他在病中走进体检中心，得到一张身体不合格的证明。
在未曾发表的格瓦拉的信件里（保存在哈瓦那的切·格瓦拉纪念委员会里），我读到切就此事的一个坦白：“我的不好的肺这次帮了大忙。”
现在埃内斯托已经是一位自由的受人尊敬的人，周围人在他的称呼上加了“医生”的头衔。此时米阿尔及卡拉卡斯带来消息，说他在自己工作的麻风病医院为切找到了一个医生职位，月薪800美元。然而，切不急于挣这份可观的薪水（特别是按当时的标准）。顺便说一句，他已经拒绝在自己的老师皮萨尼教授的住院部占一个舒适的研究人员位置。这位年轻医生仍然向往在美洲大陆城乡旅行，更喜欢思考生活在那儿的人民的命运。他再次来到秘鲁。1953年6月14日，庆祝了自己的生日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相信，而且这次旅行之后现在更加坚定地相信，将我们美洲分成假设的、虚构的几个民族完全是不真实的。我们同属一个整体的混血儿肤色。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都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的民族特点……因此我为秘鲁歌唱，为统一的美洲歌唱，为‘空格瓦拉日’歌唱。”
格瓦拉带着拉丁美洲国的理想来到玻利维亚。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一年前发生人民革命的这个国家，在统一运动方面有无进展。然而，第一个重大认识是玻利维亚已经成为政客们出卖、背叛劳动人民利益，特别是出卖、背叛占全体公民80%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利益的场所。危地马拉历史学家马努埃尔·加加奇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1953年。—作者注），革命伦理学被完全抛弃，甚至在内部的一场大病没有损害它的情况下……在一位‘好政治伙伴’（美国。—作者注）的毒害下，玻利维亚革命失败了。”
格瓦拉在朋友的安排下，与未来的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谈话时对方也是这样讲的。切称他为“头脑里有某些坚定的社会信念的政治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切简直不能放过更深入了解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当然，如果在拉美大陆任何地方真正有的话）的第一个机会。应该承认，同年—1953年古巴猛攻蒙卡达军营时，由于报纸的报道含糊不清，攻打过程实际上不明确。而现在，在危地马拉，突然发生了勇敢的民主变革。它是由哈卡沃·阿本斯爱国政府进行的。在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部分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政府表现了空前的勇气。
美国人觉得此举“过分”，指派危地马拉军队的军官卡斯蒂略·阿马斯为雇佣军头目（此人的姓与西班牙语的“武器”一词奇怪地吻合。—作者注），开始准备入侵危地马拉。还在1950年，阿马斯就搞过反对阿本斯的武装暴乱，后来逃到洪都拉斯。阿马斯与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有电台联系，每月从美国得到15万美元的雇佣军军饷。美国还向他提供几架飞机（当时危地马拉尚无空军。—作者注）华盛顿官方人士指责阿本斯总统与共产党勾结，也不掩饰美国准备参加侵略。9月20日，阿马斯在给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信中写道：“朋友们通知我，北方政府（美国。—作者注）承认不能用别的方法解决我们国家的尖锐问题，批准我们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些事件前不久，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律师里卡多·罗霍。他保证给格瓦拉写一封推荐信，自己也打算在危地马拉工作。他还邀请埃内斯托去那儿，被对方拒绝。于是，格瓦拉经过秘鲁（的的喀喀湖，再次来到库斯科）继续自己的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之行（在首都圣·约瑟结识一批与巴斯蒂塔独裁者斗争的古巴地下工作者，向他介绍了猛攻蒙卡达军营失败的经过）……
年轻的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之前的十年，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1944年，那儿爆发了一场革命。行动的组织者是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危地马拉军队上尉哈卡沃·阿本斯和他的同志、政治活动家豪尔赫·托利埃利奥。在士兵们的积极支持下，起义军占领了军营，开始武装人民。胜利来之不易：仅在首都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国家权力落到军事公民委员会手中。独裁者乌维科流亡国外，大批将军和被推翻的政府部长被驱逐。委员会的最初步骤是断绝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的关系，与流亡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共和党政府建立关系。在1944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民族主义者胡安·阿雷瓦洛获胜（哈卡沃·阿本斯担任国防部长）。尽管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济纲领，但仍然不受地方寡头及其在美国的庇护者的欢迎。在阿雷瓦洛6年的统治期间，国内揭露了三十多起由美国大使馆或者联合果品公司煽动的阴谋或者叛乱。
危地马拉的军队当时并没有经过重大人事变动。军官队伍主要由豪门后裔构成。阿雷瓦洛害怕军队，竭力不与军队的将军们发生冲突。1950年11月，何塞·阿本斯当选总统之后，危地马拉的革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特点是用更深刻的革命方法解决国家的发展，开始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变革。
此时，埃内斯托觉得应该尽快赶往危地马拉。1953年12月，他与几位阿根廷同志一起分乘几辆便车来到首都危地马拉市，衣袋里装着利马一位熟人给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的信。她是半个印第安人、经济师，因为在民族主义党进行左翼活动，被奥德里亚将军的专制政府宣布为非法分子。伊尔达支持阿本斯政府，在国立发展国民经济研究院工作过。格瓦拉在她的帮助下，住进了拉丁美洲政治侨民集中的塞万提斯公寓。这位阿根廷医生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们后面再介绍，首先谈谈危地马拉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儿，格瓦拉再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友们相遇（命运的安排？）他们所有人后来都参加了“格拉玛”号远征。他们希望危地马拉革命胜利，希望胜利将改变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的力量对比。它是民族主义革命，如同西方所说，当然不会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
（1963年秋天，我在哈瓦那与以政治侨民的身份、与妻子和女儿一起下榻在哈瓦那加普里饭店的前总统阿本斯交谈过。他在回答我的问题，1954年发生在他的国家的革命性质问题也是这样讲的，而且苦笑着补充说，如果它在现在，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进行，那就会继续前进：“我并不掩盖自己当时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将我的政府说成是‘共产党’政府，那是愚笨的。在这些著名事件三年前成立的共产党，只有几百名党员，在议会只有4名代表。”—作者注）
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的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危地马拉人200人）入侵危地马拉。他们的军用飞机开始轰炸首都和国家的战略设施。尽管政府拥有一支6，000～7，000人的军队，但在开始阶段接到命令，避免与入侵者交战。入侵危地马拉恶化了该国高级军官的情绪。军队领导担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受到削弱，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恢复自己对所有国内军事化组织（包括警察）控制的措施。阿本斯注意到军方几乎是公开的消极怠工，同意组织由教师、运输工人、建设者和来到首都的农民构成的民兵。
政府的这些措施加速了它的灭亡。6月27日发生政变，阿本斯提出辞职。此前阿本斯总统受到爱国主义情绪的政治家的支持，向联合国提出请求，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劳动者要求武装人民。总统没有采取措施，但下令军队采取果断行动。最终干涉者被驱逐。与其说这是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中吸取了教训，开始采取别的办法。美国大使普里弗依建议危地马拉将军们向阿本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总统辞职，否则就将他推翻。阿本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将权力交给武装部队司令迪阿斯，自己躲进墨西哥大使馆，从那儿流亡国外。
为了转移视线，阴谋者承诺尊重公民的自由和生活，继续进行反对雇佣军的斗争，但从未履行诺言。他们枪杀被推翻的总统的支持者。对格瓦拉而言，这是一个严肃的考验。他全身心地支持危地马拉革命，渴望拿起武器站在革命者一边战斗。年轻的阿根廷人号召建立民兵，武装劳动人民，对反动派采取果断措施……最后他要求将自己派到战斗地区，但官方不理睬。于是他主动参加了首都的防空队伍，帮助运送武器，在大火中、枪林弹雨中值勤。在入侵前，格瓦拉向卫生部长建议派他到危地马拉最偏僻的地方当医生，但被拒绝（所有地方的官僚全是一路货色！），借口是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审查”他的文凭。
美国特工机构对这一切不可能没有发现。在那些日子里它们已经将埃内斯托列入“危险的共产党人”名单，计划在阿本斯被推翻之后将其处决。阿根廷大使获知这一消息之后在塞万提斯公寓找到自己的同胞，建议他迅速住进大使馆。那儿已经集中了许多同情阿本斯的阿根廷人、古巴人、危地马拉人。格瓦拉并没有接受大使的建议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决定前往墨西哥。他的一些新的拉美朋友已经赶往那儿，准备继续斗争。年轻的医生在与他们和自己新的女友伊尔达的谈话中屡屡提起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思考失败的原因。因此，当他在墨西哥偶遇伊尔达的老朋友、危地马拉共产党总书记何塞·福尔图尼时，以自己固有的坦率同他进行了一场对话：
“切：为什么您的同志们不在那儿斗争？
福尔图尼：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决定最好放弃一切，进入山区，然后在那儿斗争。我们已经在努力继续斗争……
切：也许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更好地进行斗争。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福尔图尼（委屈地）：您想说什么？
切：我就想说这个。如果阿本斯总统在离开首都时，带着一批真正的革命者进入国家腹地（埃内斯托此时可能想起，当他来到危地马拉，请求福尔图尼接见他继续效力革命时后者并没有接见。—作者注），那么斗争将是另一种前途。何况总统的正式地位已经变成象征和心理因素……”
“福尔图尼一声不吭，干巴巴地告别。”伊尔达回忆说。
不错，当福尔图尼找到已经是古巴部长的格瓦拉时，后者协助他来到古巴并帮助他找到工作。
在危地马拉就认为埃内斯托·格瓦拉是共产党员的记者们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更不值一提）。下面我们听听他对自己的老乡、记者里卡多·马塞提是怎么说的吧：
“……没有一位美国记者不问我在危地马拉共产党内是怎么活动的—他们认为我参加这个党仅仅是因为我一直是哈卡沃·阿本斯上校的民主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是准确无误的事。”
这样的承认并不排除这位阿根廷医生对革命已经有了更高的认识。他还有一段话：
“危地马拉之后我明白了一个主要道理：为了成为一个革命医生（这里谈的仅仅是医生。—作者注），首先要有革命。孤立的个人的努力、纯洁的理想、甘愿牺牲自己……单枪匹马地在美洲某个偏僻的地方进行反对阻碍前进的敌对政府和社会环境的斗争分文不值。”（当您读到切在玻利维亚激战时想想他这句话吧？：他在那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希望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作者注）（后来埃内斯托为美国一家杂志写了关于危地马拉革命的长篇文章。全文收集在由他父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美洲的保卫者是这样前进的》一书中）。
格瓦拉带着这些或者与这些类似的想法来到墨西哥，他与自己的秘鲁女友伊尔达商量好在那儿见面。女友正在警察局接受审查，而他们的厨娘—拥护干涉的右翼天主教组织的成员却在向警察局告密。伊尔达买通狱吏，离开了监禁地，成功地越过墨西哥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