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沈祖伦
今天，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农村改革30周年。今天，又逢杜润生同志95华诞。我有幸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高兴。高兴的是能够来看看杜老，也会一会当年共同参与农村改革的好友。
活动主持者安排，要我作一简短发言。我想说说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推动改革的热情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农村改革开展得最蓬勃，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那段时期，有一些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宝贵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能看清楚。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看到农民的苦难，知道在当年实行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下面，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不改革不行。
1977年，浙江省委派我到绍兴主持县委工作。这年冬天，我听了全县年终分配报表汇总，心情非常沉重。基本核算单位人均年净收入84.2元人民币。扣除口粮、柴草等实物分配和平时预支，一个农户分不到什么东西，许多户要倒挂。社员一年辛劳盼年终分配，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果！我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天下，暴力夺取政权，一切资源都控制到我们手中，一切由我们说了算。农民除锄头、铁靶是自己的，什么生产资料都没有，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磨洋工”也要天天出工，出远门要经过干部批准。那么，既把一切资源垄断在我们手里，能搞得好也罢了。但结果是老百姓日子不太好过。那里还是江南鱼米之乡，全国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都尚且如此，怎么不令人深思？那时看到农村两大问题，一个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一个是生产经营单一，只准搞粮食生产。绍兴有许多高产穷队，亩产接近吨粮，但工分值每个劳动日只有一包“大红鹰”（香烟），大概一角几分钱。这种情况，农民不找出路怎么行？知道农民苦难的人，怎么不思索，怎么不寻找改革的路？这是从我切身经历说的。要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立场很坚定地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为什么后来投身改革，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知道老百姓苦，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内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
我国整个农村改革，我想大体上也是这么来的。在中央，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些深知农民苦难支持农村改革的领导人，有最关爱农民又足智多谋，被我们一些地方同志称为“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同志。杜老说过一句话，“爱人民就要爱农民”，这话我不会忘记。还有，杜润生同志在他的农研室里，汇集了一批来自农村的优秀分子。这些人许多当过插队知识青年，他们知道农民疾苦。他们对党在农村的政策心里有一杆秤。
由此联想我们现在各级组织和干部的状况，就觉得远不如从前。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各级组织和干部，许多人都是自发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计想使老百姓的苦难情境得到改善。现在可不一样，一些干部说的比过去好听，但做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却不如从前。领导干部脑子里，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难，不考虑个人仕途、不计较既得利益的人虽然还是有的，但比过去毕竟少了。总的感觉，各级领导层对于推进改革的热情，已非当年。
这个情况与改革的氛围也有关系。现在的改革氛围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经过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问题，包产到户后全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势，后来又有整党，确实在全党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许多干部，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干。而现在不少干部的精神状态，遇事是首先看上级的态度，不看对老百姓有没有利；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轻脚踏实地帮助群众解决难题。不要说中下级干部，即使是一些地方高层领导，一遇改革敏感话题就不敢问津，反而让你不要去碰。其实，改革的氛围也要靠领导去营造。这要靠领导自身的改革热情的带动，再加上认真做好思想工作。那个年代的干部，都能记起胡耀邦同志慷慨激昂地作过的公开号召：中央没有想到的事你们可以想，中央政策没有规定的事你们可以探索。他的那种激情和为改革不怕牺牲的精神，感染了当年的多少改革者！
所以，把今天的改革与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那个时期的改革作比较，虽然有某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我们指望去推动改革的各级领导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对于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不如过去，这是一个大问题，很不利于改革。我看今天改革的领导问题，首先就是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改革的热情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大声疾呼，从中央以至各级领导，要多深入到基层，到第一线，了解老百姓的困苦情形和要求。同时健全社会各种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之能顺畅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改革的原动力。
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育。说明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关爱人民，而且从中央起至各级领导都率先垂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那么无论多大的困难都可以为我们所克服。我想，我们应该从抗震救灾拓展延伸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到改革开放，也像抗震救灾一样，各级领导都不怕艰难险阻，深入了解老百姓的苦难和呼声。把那种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中体现的对人的关爱，拓展延伸到各个方面。特别至于当前和今后的改革。现在都说“多难兴邦”。我想“多难兴邦”也是有条件的。现在，老百姓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受到旧的不合理制度的压抑，迫切要求建设新的制度。我们如果不能体会老百姓在这方面的苦痛和要求，不重视改革，恐怕多难未必兴邦。
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情况和要求，有一个全党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抗震救灾，弄清楚灾害情况固然不易。而要弄清楚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生活在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下面的老百姓的困苦，更不是能一眼看穿。改革中面临的许多情况，很容易被既得利益的部门和人群所掩盖和歪曲，导致领导决策的困难和失误。
再是，今天说老百姓的苦难，要从单纯着眼于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供给匮乏的老概念中跳出来。现在说老百姓的苦难，不只是说老百姓温饱问题。老百姓的温饱，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确实还是问题，不可忽视。但总体说，老百姓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改变。现在说老百姓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民生问题，如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的保障和均等化以及某些资源应该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民生问题也是民主权利问题。除了民生，老百姓还有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如老百姓要求真正有权管干部、管党政官员以及法律赋予他们各种应有权利的兑现落实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深层情况，他们中间不知有多少无奈、无助的事！他们心里深怀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追求。而我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之却了解很少，体会不深。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国家”“政府”就有权侵害群众的权利。这正是我们多少年来信访问题处理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恶性爆发的根本性因素。
这里要强调，对于人民群众的情况，高层领导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亲身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这个词现在用滥了。人们都把领导人视察指导称作调研。看媒体报导，好像领导天天都在调研。实际上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多为假象。我们说全党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着重是要求高层领导对人民群众的情况亲身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是领导向实践者、向下层的求教，是为了知道真情，探求真理，获得科学决策的依据。那必须是自己动手，舍得花时间，放下架子蹲下去，而且必须使被调查者打破顾虑、开动脑筋，让人讲真话实话。这样的调查研究才会对领导有较大的帮助。这是作为真诚信奉党的基本理论的领导人所不可或缺，也是党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我们要大力倡导这样的调查研究。特别希望中央和省部级领导，真正下工夫作这种调查研究。
说到这里，联系说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制定五个一号文件那个时期，中央领导和农研室以及各省市区领导，在农村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确实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很值得今天借鉴。
中央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五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都参加了。大概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半年或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就要调查研究下一步农村工作。他们下来都不只是用几天时间，至少是一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系统地听取下面的意见，总结下面的经验。中央同时要求各省市区领导也进行思考和调研。我们在省里搞农村调查，都是一出去就半个月不回机关。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真知。杜润生同志他们和农研室的调查研究，则更有针对性并紧紧围绕要解决的问题，工作更为具体深入。所以，那时期中央领导和各省市区同志对于农村工作情况，基本上是每年都亲自动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既是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每次会议都有让各省市区同志面对面地与中央领导对话的机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同志都会直接听各省市区同志意见。我们在会上发言，基本上不是唱赞歌，也不是只一般地表态。因为这不是中央开会的目的。我们发言，都是开门见山地反映情况和提意见，说真话实话，而且常常不乏尖锐的言辞。那时，确实没有怕得罪领导或引起领导印象不佳的考虑。我们从内心里感觉得到，中央领导是真诚地喜欢听到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提意见的积极性也高。这中间，杜润生同志起着鼓励支持的作用。所以，当时我们兄弟省市同志背地里议论，很钦佩杜老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提意见，有的时候难免有片面或偏激，中央领导从来没有怪罪过，有时只是耐心地做些解释。
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开得非常成功。每个一号文件都大大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非常值得总结经验。我以为，这中间中央、省市区的领导和农研室的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在一定范围形成的良好气氛，能通畅地把老百姓的呼声反映到中央决策层，从而也不断地使领导获得改革的原动力。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的改革所面临的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特别是改革的深化，涉及一些部门和人群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就更加要求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重视亲身进行深入调查。而不是单纯依赖部门和助手获取信息，不然就很难避免不受制于某些部门和某些人群，为他们的立场所左右，使自己头脑里缺少主心骨，因而对重大改革下不了决心，延误改革进程。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浙江省原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