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先生在农业外交战线上的点点滴滴/刘志仁
标题看似童语，实则我的心声。
人的一生有许多老师，总有一位或几位会使人难以忘怀。杜润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最让我肃然起敬和终生难忘的恩师。
我与杜老相识于1978年，至今已有33年之久，但真正与杜老有密切工作来往，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同志和杜老的弟子们都知道杜老十分关注国外农业发展，而作为几十年间一直接受杜老谆谆教诲并陪同杜老参与多项重要涉外工作，又被刘堪同志笑称为“杜老外交秘书”的我，经历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人与事。前不久，杜老的得意门生吴镕大哥近乎“命令式”地对我说：“杜老外事上的一些事迹，只有你知道，你不要‘贪污’，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几乎被杜老称谓大半辈子“小刘”的我，2010年也步入老人行列。若将杜老在农业外交战线上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埋在心里，不仅对恩师不敬不孝，也必将有负于时代。思想万千，追思既往，欣然动笔，以谢恩师之恩及弟子同仁们之情。
一、杜老让我注重研究国外农业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初识杜老
1970年我结束两年农场锻炼后，被国家统一分配至位于西单大楼的农林部外事局。1978年农林部改称农牧渔业部，办公地址也由西单大楼搬至位于和平里的原林业部大院。我所在的外事局在大院内二号楼二层办公，国家农委筹备组也在二号楼二层，因此才有与杜老多次见面并开始交谈的机会。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在农林水产领域的交流合作十分活跃，工作十分繁忙。当杜老得知我在外事局外联处负责日本事务时对我说：“你们搞外事的不光要迎来送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外农业上。你去过日本多次，又懂日文，日本农业与我国农业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要多研究日本农业，找到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经验。”当时我就感到，这是杜老对我的首次教导，很有可能改变我的人生道路。由此，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外农业研究上，并撰写发表了大量国外农业及中外农业比较的文章，参加了许多专题研究，与其他同志一道编辑了几大本“国外农业资料”。
（二）为杜老撰写《国外农情》
自80年代开始，我先后参加了由国家农委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外农业研究工作，1983年被聘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记得最清楚的是参加了由杜老倡议、何康副主任主持的“国外农业现代化研究”。我撰写的《苏联东欧农业》、《国际农产品市场》及《日本农业立法》等研究报告均得到杜老的赞许和重要批示。
1985年告别“借调”，我正式由农业部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即农研室四组），进入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工作。当时国际部设对外联络和调研两个处，我虽担任对外联络处头头，但主要工作还是搞国外农情调研。根据杜老的要求，我与刘泰尘同志（时任中央调查部研究员）专门为杜老及农研室、农研中心领导提供国外农业情况，并以《国外农情》简报形式定期报给杜老。杜老不仅期期阅读，还常有批示。一段时间看不到时，还让秘书问“有没有二刘的简报？”
杜老的许多文章及讲演都提及国外农业及中外农业比较。我深深感到，关注国外农业发展经验与教训已成为杜润生农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杜老重视国外农业研究，也启发后辈倾心此项工作，并给予指点。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中，大多对国外农业一知半解，而像杜老这样力求搞深搞透的领导极为少见。
（三）“对国外农业研究要持之以恒”
1991年4月我由日本进修回国后入职新成立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结合在国外获取的新知识并观察我国农业发展实态，我于1992年3月撰写了《世界农业发展趋势及对我们的启示》。1993年6月又以我在日本进修时掌握的“国际农业比较学”理论为基础，撰写了《我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何在》，并呈杜老指教。杜老看到两篇文章后很是高兴，说：“这是你小刘在日本进修的重要成果。”同时嘱咐我：“你有搞国外农业研究的优势，不要断断续续，要持之以恒，密切追踪”。杜老还专门各要了五份文章，批给有关领导参阅。
杜老办公室从九号院搬到砖塔胡同后，老中心的朋友要我常去杜老办公室看望，免得老人家寂寞。杜老每天早早上班，我也经常去杜老办公室“聊天”，聊的也大多是国外农业情况。杜老还专门指点当前要关注的主要领域，希望我的研究更加深入。
二、杜老1986年访日二三事
杜老虽十分关注日本农业，但未曾亲临日本考察过，赴日考察是杜老多年的期盼。1985年我在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现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进修“国际农业比较学”时，农研室、农研中心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联系并敲定杜老访日事宜。经过多方联系，日本农协中央会（日本农协团体最高领导机构）决定1986年邀请杜老访日，并确定8月20～31日成行。
杜老一行代表团名称为“中国农村经济代表团”，一行六人，杜老任团长，时任中共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王建功同志担任副团长，农研中心陈锡文（时任发展所副所长）、蒋中一、刘伯庸（时任杜老秘书）和我（负责对外联络和翻译）是代表团团员。
我本人40多年间访问日本逾百次，陪同过许多领导同志访日，唯独陪同杜老访日印象最为深刻，许多活生生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杜老心中的两件大事
杜老访日是当年农研室、农研中心的重点工作。为使杜老访日取得圆满成果，我按杜老要求准备了大量资料，杜老也多次让我去他办公室进一步说明。记得出发前三天，杜老托伯庸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杜老说：“这次访日时间短，任务重，我们不爬富士山，也不去看风景名胜，主要是弄明白两件事：一是日本人生活现已实现现代化，要了解他们每人每年到底需要多少粮食。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数据，你在日本朋友多，让他们算算，我回国前要拿到数据。二是要认真研究一下农协，弄明白农协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很重要。”
听了杜老的指示，我感到十分为难。第二件事好办，日方已准备高规格接待代表团，选择十几个不同类型的农协供杜老考察，还安排杜老会见中曾根康弘首相及日本农林大臣。而第一件事不好办，一是我知道日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二是让他们算，时间怕来不及。但我深知这是杜老心中的两件大事，答应杜老照办。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挂电话发传真求助我在日本农林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朋友。在日期间，农林省统计部门和一些大学教授精打细算，最终算出日本人每年每人直接与间接消费粮食共为398公斤，并于回国前一天晚上杜老举行答谢宴会时交给杜老。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我国人均400公斤粮食消费量底线的依据，也是杜老访日的一大成果。
关于日本农协，我曾为杜老准备了长达100多页的书面资料。访问期间，一些农协安排其职员及农民夹道欢迎杜老，但杜老并不看得很重。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考虑农协方式能否在中国也适用上。在考察基层农协时，杜老不要求日方长篇大论介绍，而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考察过几个农协后，杜老感叹地对我说：“小刘啊，你为我准备那么多资料，还是眼见为实啊！看来，日本农协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杜老在他90周岁生日及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致答谢词中说：“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有个农民协会。我们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过，当时他就说你们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看三年。如果三年下来，大家都同意，那时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现在回想起来，正是杜老访日刚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还当面向小平同志汇报过。在后来与杜老的接触中，他老人家也流露出我国至今还没办成农民协会的“愤愤不平”。
（二）要多接触日本民众
杜老访日前几次对我说：“你告诉日方，安排日程时要让我们多接触日本民众。”杜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休假不在东京，未能见上，杜老丝毫不在意，笑着对我说：“不见中曾根没关系，我们还省了一幅画呢！”（注：访日前杜老曾求溥杰专为中曾根首相画了一幅画）。
但到日本的第一顿饭，既不是日方的欢迎宴会，也不是去饭店就餐，而是在山地进教授家吃的。出于安全保卫方面考虑，日方接待单位对杜老提出访向山地进教授家颇感为难，但经我们特别是驻日使馆的努力，还是实现了。
山地进教授是杜老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山地进原任日本主要报刊《日本经济新闻》著名农政记者、论说委员，后任东海大学教授。记得有一年山地教授携夫人访华时，杜老见了他两次，谈得十分融洽。山地教授的质朴坦诚及丰富见识给杜老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杜老提出拜访山地家的原因。
当天晚上，山地教授夫妇儿女及亲戚与杜老欢聚一堂，山地教授用日本传统的“寿司宴”欢迎杜老，宾主恳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到杜老拜访山地家，山地教授至今仍感激不尽，他常对我说：“杜老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能到我家做客，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杜老为山地当场题字，那幅字至今仍挂在家中显要位置。
杜老每参观一个农协，肯定要到农民家看看，最愿意与农民直接对话，问长问短。当我们把准备好的礼品只送给家庭主人时，杜老让我们送给家里每一个人，杜老说：“礼品要少送给官员，多送给农民。”
（三）记者招待会轰动日本
位于东京政务集中地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是外国首脑和政要会见记者的场所。日方接待单位为了让日本官方和民间更多了解中国农村改革，在出发前提出希望杜老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请求。在杜老访日呈报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并未提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按外事请示程序报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举棋不定。当时很多领导人出国常常回避记者采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杜老坚持认为，这是向日方宣传我们农业发展，消除日本官方及学者对我国农村改革误解及疑惑的最好机会，怕什么呀！
我们按杜老的指示精心准备，记者招待会举行得十分成功，对一些记者及学者提出的许多尖刻问题，杜老都一一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贴切回答。第二天日本的四大报纸均报道了杜老记者招待会的盛况，一些报纸还详细刊发了杜老的讲话内容。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题的日本农政记者协会会长、《朝日新闻》资深记者团野信夫会后对我说：“杜先生的记者招待会是近20年来在这里举行的最成功的招待会。杜先生思路宽广，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希望。”
（四）杜老喜欢日本料理
在访日期间，日方接待单位十分关心杜老的餐饮安排，常常问我为杜老安排中餐还是西餐，我也多次询问杜老的意向。有一次，杜老对我说：“以后别问了，到了日本就吃日本料理”。
与杜老接触几十年间，我发现杜老对日本料理还真是“情有独钟”。访日期间，中晚餐几乎都吃日本料理。记得在日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杜老致词说：“日本料理营养丰富，是世界上的美餐，食物新鲜可口，件件餐具都是艺术品。”
记得在岩手县访问时，县知事为杜老安排了日本数一数二的“一口面”店。“一口面”是荞麦面条，一个漆器小碗中只装一口能吃下的面条，吃完后把碗摞起来就能知道吃多少碗。当地还经常举办吃“一口面”比赛，看谁吃得多。杜老兴奋地说：“这个‘一口面’是日本人的发明，把餐饮和游戏结合在一起，餐馆可发大财了！”杜老兴致勃勃地吃了30多碗。
（五）日本农协代表团回访
在杜老出国上报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已批准邀请日方代表团回访。8月30日晚杜老在东京举办的答谢宴会上，正式邀请农协代表团访华，素有“农民天皇”之称的全国农协中央会会长岩持静麻当即表示接受邀请并于近期率团访华。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访中团一行11人于1986年10月4日至10月12日访问了我国。岩持静麻会长任团长，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农”，主要负责农协系统的经济活动）副会长鹿垣粽义（后升任为会长）与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共联”，主要负责农业保险）副会长吉村宗一郎任副团长。团员包括农林中央金库（以下简称“农中金”，负责农协系统金融），全国新闻信息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简称“新闻联”，负责农协系统新闻出版）及组合贸易（负责农协系统内外贸易）等团体主要负责人。
杜老对农协访华团回访十分重视，专门听取具体接待安排汇报，并指示我们要高规格接待。从当时情况看，农协中央会会长访华接待规格高于日本农林大臣访华。我们请公安部专门为代表团车队安排了开道警车，杜老率农研室、农研中心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及北京烤鸭店先后两次会见并宴请代表团，确定双方建立长期交流合作关系，多派相关人员赴日考察。
在京期间，杜老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团。记得在会见前杜老向纪云同志汇报时说：“一个多月前我们访问了日本，专门考察了农协，很有启发。日本农业现代化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纪云同志在会见代表团时说：“希望中日两国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我国在推进农村改革进程中，将认真研究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农研室、农研中心主要领导与日本农协中央会长成功互访，奠定了双方合作交流的良好基础，为今后派更多人员赴日考察创造了条件。但遗憾的是由于“六四事件”，使轰轰烈烈的双方交流自1990年后完全中断。
（六）杜老指示派县级干部代表团访问日本
杜老访日印象深刻，指示国际部要继续派更多的同志去日本访问考察。遵照杜老指示精神，我们于1987年4月派遣由张根生副主任率领的“中国农村经济考察团”赴日考察农产品流通。该团由7人组成，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岳岐峰同志任副团长，团员包括段应碧（时任老中心局长、研究员）、程鹏（时任吉林省农研中心主任）、平欣（时任农牧渔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我和李岩东同志陪同。随后，又于1987年及1988年向日本派遣分别由张云千同志为团长的第一批“中国县级干部代表团”及由陈云鹏、黄青禾两位同志率领的第二及第三批“县级干部代表团”访日。几批县级干部代表团成员多由当时农村改革试验区所在地县级干部组成，访日前杜老均抽出宝贵时间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座谈，指明要着重考察的领域。后来，杜老又指示发展所派人去日本考察农村金融。
对于赴日考察，杜老与我还有一个终生的遗憾。刘堪同志是杜老的得力助手，杜老访日后，一直希望刘堪同志也去日本看看。老刘是位不太愿意出国的人，在老杜几次劝说下，老刘终于心动了。我们于1989年初报中央批准确定刘堪同志年内率团访日。但由于“六四事件”，老刘最终未能如愿。老刘在协和医院住院我去看望提及此事时，老刘对我说：“受你的鼓动，杜老访日后常给我们讲日本的事，几次让我去，我想去了，却未能去成，真是遗憾！”
三、杜老两本专著在日本出版
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泰斗，世界各地都有不少“杜润生迷”。但据我观察，“杜老迷”在日本居多，究其原因：一是杜老见日本朋友多。在我的记忆中，杜老见外国人属日本人最多，有许多朋友要求见杜老时，只要他能抽出空，一定会见。杜老经常对我说：“人家要了解我们农村改革情况，这不正是宣传的好机会吗？我也想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听他们对我们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二是1986年访日，的确在日本刮起了一股“杜润生旋风”，致使日本官方、大学、研究机构和农业团体对杜老的改革思想更感兴趣。作为杜老的弟子，我一直想在日本出版杜老的专著，让日本各界更多了解杜老，更加理解中国农村改革。
机会终于来了！在我与众多日本朋友共同努力下，自20世纪初开始的十年间，杜老的两本专著终于在日本出版，了了作为弟子及“杜老迷”对杜老爱慕和敬仰的夙愿。
（一）《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2002年3月在日本出版
在我与日本官民产学研打交道的40多年间，结交了无数日本朋友，其中不乏“杜润生迷”。滨口义旷、白石和良及菅沼圭铺便是其中典型的三位，我曾称他们为老、中、青三代“杜老迷”。只要杜老出书，我肯定求杜老亲自签名代老人家赠送给他们。杜老的论集就是他们阅读杜老文集后商议翻译出版的。
滨口义旷是我20多岁以来的老朋友，虽然他是农林省官员，但作为廖高办事处（廖承志·高崎达之助中日贸易办事处）农林省的代表，于1971年来京常驻。中日建交后，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任满回国后先后担任农林省粮食厅长官，后来任农林水产事务次官（常务副部长）。白石和良是我国农村改革起始之年来京担任日本驻华使馆农务官，回国后转行倾力中国农业研究，现已成为日本数一数二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用杜老的话说，菅沼圭铺是“小年轻”，其父是日本著名农经学家菅沼正久，父子两人都成了“杜老迷”。杜老与这三位日本朋友关系十分密切，一直记着他们的名字，多次会见并宴请他们。出于他们对杜老的崇敬和爱戴，最终以他们三人为主，担负起《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的繁重翻译任务。
杜老的论集是庆祝中日建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出版的，这一巨著在日本出版引起轰动。论集以精装本形式出版，定价11429日元，虽比同类篇幅图书价格贵了一倍多，但再版三次仍销售一空。
依照日方巨著出版习惯，杜老论集的编辑部门农林中央金库综合研究所和出版社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于2002年4月27日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出版纪念会，日方翻译、编辑、出版及农经界人士与杜老弟子们欢聚一堂，共度杜老“最幸福的时刻”（杜老语）。以王岐山、段应碧、陈锡文、杜鹰、林毅夫、余展、高文斌为首的杜老几十名门生齐聚长富宫饭店，共享恩师荣光。杜老那天出奇地兴奋，频频举杯致谢，在致答谢词时，杜老谦虚地说：“这本集子在日本出版，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们这个团队智慧的结晶。”
（二）《杜润生自述》2011年8月在日本面世
继《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在日本出版后，人民出版社又于2005年8月出版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当我把由杜老签字的新书送给滨口先生时，他就开始考虑在日本翻译出版。当日方拟定翻译出版后，我即给杜老写了报告，杜老批示“同意”。由于版权问题，几经周折，《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自述》仍由滨口义旷、白石和良和菅沼圭铺三位担任翻译，由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该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出版，得到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出版总署的资助，并纳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规划”之中。白石和良在该书“译者后记”中认为，这一举动表明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这本书，并推荐在国外翻译出版。
滨口义旷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继在庆祝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出版《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后，时隔近十年，我们又翻译出版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主要有以下两个缘由：一是该书全面描述了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农政变革史，从中可以清楚了解杜润生先生在农政变革中的重大作用；二是通过本书，可以全面了解中国实施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农村社会建设以及保护水资源、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等现代世界最关心的焦点话题的时态。”滨口指出，该书在日本出版的最大理由是论集所列举的农业农村紧迫课题已在日本出现。东日本地震海啸及核辐射的最大受害地区是农山渔村，杜先生的很多论点将启发我们重新反思，以实现日本农业农村的复兴和重建，从而为日本提供借鉴。
日本著名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本书主要翻译者及杜润生传记专家白石和良在本书前言中以《说也说不尽的伟业》为题，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杜润生先生的经历及其丰功伟绩。白石先生写道：“杜润生农政观的核心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点。”白石指出，杜润生主导制定的前五个一号文件是“含智量”极高的文件，而后来的八个一号文件是“含金量”（指投资补贴多）较高的文件。白石认为，杜润生先生长期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民主和注重调查的学风、勇探真理的信心和踏实的群众观已成为中国的宝贵财富。
我收到日方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是2011年7月18日（正值杜老98周岁生日）。7月20日下午我带着样书及写给杜老的大字信到北京医院看望杜老。经与老主任段应碧同志磋商，大字信中主要向杜老报告两件事：一是介绍7月17日晚弟子们为庆祝杜老98周岁生日聚会的盛况；二是报告第二本著作已在日本出版。当时杜老正在午休，我等一个多小时后将信交给杜老看时，杜老连说：“好，好！”并举起了大拇指。
作为杜老的弟子及两本专著在日本翻译出版的牵线人和参与者，至今每当我看到这两本书时都会感到无限感慨。两本书均为精装本，共载114篇文章，杜老的主要文章均含其中，正文1117页，现已成为日本各界了解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改革的教科书，也成为日本各大图书馆的必藏书。
四、难忘的四次接待
自国家农委至农研室、农研中心时代，我们接待了大批国外代表团、驻华使节及著名学者。杜老亲自出面接待的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舒尔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郜若素，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及亲临纪念农村改革15周年国际研讨会，尤其使我难忘。
（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理论让杜老钦服
20世纪80年代中期，舒尔茨夫妇应杜老邀请访华。翻阅杜老当时的著作和讲话，可以看出杜老对当时我国农业及农村人才状况甚为担忧。杜老当时邀请舒尔茨访华，我估计杜老的用意是与舒尔茨深谈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寻找探索开发农业农村人才的新路。
舒尔茨是杜老的得意弟子林毅夫的博士生导师，也可能是出于这种关系，杜老与舒尔茨教授几次交谈十分深入，十分坦诚。在京期间，赵紫阳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了舒尔茨夫妇及其长子。总书记原定只见40分钟，因双方谈得十分融洽，结果会见时间翻了番。
我记得杜老在接待舒尔茨过程中，曾向舒尔茨表示希望他继续培养林毅夫，使他成为“中国的舒尔茨”，可见杜老对弟子们的殷切期望。同时，在上报中央的接待简报中，杜老又提及有必要将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国家战略。
（二）杜老对中澳关系未来走势的准确预测
在杜老应约会见的外国驻华使节中，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郜若素当属会见次数最多、谈得最深入的一位。郜若素赴任驻华大使前，是一位大学教授，出自职业本能，大使对中国农村改革兴趣甚浓，与杜老讨论得也最多。
由于当时九号院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杜老会见大使多半在饭店举行，有时也在人民大会堂。记得有一次杜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郜若素大使时，谈完农村改革的主话题后，大使突然问杜老对中澳关系的现状评价和今后前景的预测。当时我们担心杜老毫无准备会出现尴尬。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杜老十分平和坦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杜老说：“中澳关系现在仅是刚刚起步，今后发展会越来越好。中澳两国政治合作不应当出现大的障碍。而在两国经济合作中，将会出现相互取长补短和互利共进的局面。目前澳美贸易居澳大利亚对外贸易首位，用不了多久，中澳贸易肯定会超过美澳贸易。我希望澳大利亚朋友要尽可能多了解中国，就像大使阁下认真研究中国农村改革一样。只要两国心通了，什么事都好办。只要中国发展了，你们的丰富资源也就有用场了。我们发展了，你们就会有大发展。我知道你们国家有一股反华势力，但我认为终究成不了气候。台湾势力还在你们那里活动，但终究台湾会与大陆合作，否则是没有出路的。我对中澳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郜若素大使听过杜老一席话后，当即表示：“杜先生对中澳关系的中肯谈话，是我与其他部长会见时没有听到的，我会立即报告政府”。当时给杜老做翻译的外交部美大司同志感慨地说：“早就听说杜老是思想家，这次是真正领教了。连我们专搞这行的都很难预测中澳关系前景，杜老能做大胆的预测，而且谈得十分透彻，的确令人敬佩。”
（三）杜老与莱斯特·布朗讨论中国粮食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刮起一阵“布朗旋风”。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一篇《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了讨论中国粮食问题的“大地震”。布朗的“中国粮食论”引起方方面面热议，否定者占上风，攻击布朗者也大有人在。其实，当时参加这场大讨论的不少人并未读过或尚未真正读懂布朗文章的真意，而在英文译成中文过程中把《谁将供应中国粮食》误译成《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带有挑衅性的标题，更是火上加油，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1995年4月，布朗应他的老朋友林自新同志（曾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邀请来华访问。原定布朗来华后将与许多领导人会见，但由于布朗观点刺激性太大，谁都不愿意见。于是，林自新同志求助于老领导、老朋友杜老，希望杜老能会见布朗。当时杜老指派杜鹰同志（时任新农研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与我先见见布朗，听听他的想法。我与布朗座谈了近两个小时，并拿到他所撰写文章的日文译文，基本弄懂了布朗的本意。向杜老汇报后杜老会见了布朗。
记得当时杜老听了布朗的主要观点后，向布朗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粮食生产条件、潜力、需求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我记得当时布朗对杜老说：“我并不希望我对中国粮食的预测成为现实。但要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中国政府应当更严格地抑制耕地减少，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加，更科学地实行用水商品化，更稳妥地阻止环境污染。”杜老听完布朗一席话后对我说：“看来布朗并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幸灾乐祸的冷眼旁观派，他对我们自力解决粮食问题还是寄予极大期待。”后来杜老又对我说：“你搞国际农业研究要注意搜集国外学者对我们的评论，尤其是要重视像布朗这样能大胆为我国敲警钟的学者。”
1995年4月底，时任《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的高以诺同志率记者到新农研中心对我进行了粮食问题专访，并于5月6日在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国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刘志仁研究员访谈录》，文中着重谈对布朗的认识与评价，其中包含了许多杜老的观点。新世纪布朗来华后还要求会见中国的“卓越大学者”杜老，但因杜老健康原因未能见成，布朗十分遗憾。
（四）杜老为纪念农村改革15周年国际研讨会添彩
1993年12月新农研中心与国际组织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实际上是纪念农村改革15周年的一次盛会，是农研室、农研中心撤销后农经界的重大活动。为了成功举办这次研讨会，段应碧、杜鹰、魏唯等新中心领导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记得我参加的一次专门研究邀请国外嘉宾的会议上，也拟定了出席开幕式中方领导及嘉宾名单。当时虽无正式文件，但上面却对杜老有“不准发表文章，不准离开北京，不准出席会议”等几个“不准”传言（此事刘堪同志在杜老90周岁座谈会上亦有披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毫不动摇地邀请杜老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及几个主要活动。
在我与杜老接触的几十年间，我深深感到，不管什么活动，只要杜老到场，气氛就完全不一样。时年杜老80周岁，老人家依然神采奕奕地出席了开幕式、欢迎酒会及会见国外嘉宾等重要活动。但在开幕式前领导同志与中外代表合影时的座次排序，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始终认为，杜老是中国推进农村改革团队中的核心，但在纪念农村改革15周年合影中让杜老偏离应有的位置，我感到十分不解。而在当晚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杜老表现出少有的兴奋（我记得这是杜老在“六四事件”后首次出席的大型活动）。杜老的同事、弟子及外国朋友不断到杜老座位向老人家祝酒，并与杜老合影。我记得当时杜老的老朋友、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今村奈良臣高兴地说：“此次没想到能见到杜先生，杜先生出席此次盛会，确实为这次研讨会添了彩。”
我一直对开幕式合影座次对杜老边缘化的“不公平待遇”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弥补。机会就出现在研讨会闭幕后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代表上。因开幕式温家宝（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已与中外代表合影，有人主张没有必要再安排会见。但由于我们据理力争，还是实现了请田纪云副委员长会见的愿望。组委会指派我全权负责安排此次会见。
但凡领导同志会见，就必然会产生陪见人员合影排序与座次安排问题。记得那天田纪云副委员长一进会见厅首先与杜老握手，纪云同志两只手长时间紧握杜老的手，并向杜老问候，与杜老单独合影，可以看出杜老在纪云同志心目中的位置。随后我又安排纪云同志与杜鹰、魏唯、何宇鹏等新农研中心的同志合影，大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五、杜老让我当参事
1991年4月我在日本结束高级访问学者的生涯后回到新农研中心工作。也可能受国外政策研究人员不大加入党派的影响，我执意向时任新农研中心主任的段应碧同志表示，我什么职务也不要，只给我一间办公室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释放出来就行。向杜老汇报时，杜老也是这个意思，嘱咐我潜心搞研究。但后来不经意间，被“拉”入了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是高中级科研人员为主的政党，其章程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尤其令我赞赏。在做了十几年九三社员的时间里，我为自己的政党在参政议政方面做了一些事，在我带领社中央农林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提交的诸多提案中，有两个提案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政协大会“一号提案”。2002年6月，九三学社中央在考虑人事安排时，给我两个选择：其一是做全国政协委员，其二是做国务院参事。我征求杜老意见时，杜老对我做政协委员不大感兴趣，执意让我做国务院参事。记得杜老当时对我说：“你做参事合适，你不仅了解国内农业，对日本、韩国等国外农业也比较熟悉，还能说实话，到那里会大有作为。”于是，经过一年多中央统战部和农业部以及国务院参事室的反复考察，我于2003年8月破格（当时参事初聘年龄为60岁）成为温家宝同志任总理后的首批也是最年轻的国务院参事。
拿到温家宝总理聘书向杜老汇报时，杜老十分高兴，对我说：“你又找到一个一般人找不到的新平台，一定要干出成绩！”后来，在中南海里工作的几位杜老弟子对我说：“杜老让你当参事，是因为杜老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时看过国务院参事写的建议，他的弟子中可能只有你有资格（注：当时参事任职条件之一是90%为非中共学者），别辜负他老人家的期待。”
担任参事八年间，我遵照杜老多调研、多观察、多思考、多建言的嘱咐，共向领导同志提交了30多份建议。2006年我就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当面向领导同志汇报后并将领导同志批示过的我撰写的参事建议呈送杜老时，老人家十分兴奋地对我说：“小刘，还是做参事对吧！作用比政协委员大多了”。每次与领导同志见面或座谈时，领导同志都让我带去对杜老的问候，杜老自然十分高兴。
六、“我们团队中没有腐败分子”
在与杜老相处的几十年间，老人家朴实和自律的优秀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出于对政府部门及执政党民主监督的需要，有关部门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参与特约监督工作。我自20世纪90年中期开始担任“国家土地监察专员”，2001年又由九三学社中央推荐担任两届“监察部特邀监察员”，经常参加一些防腐反腐会议和制度监察，一干就是10年。在与杜老聊天时，杜老常说：“建立各类民主监督制度是件好事，但监督起来恐怕很难，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要自律。”当我向杜老报告他所熟悉的一些省部级领导违纪违法被“双规”及一些社会上频发的不正之风时，杜老说：“当前社会上已形成了一个新权贵阶层，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如果任其新权贵主义泛滥，将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他老人家强调，最重要的是要自律，要勤劳致富并遵纪守法。
杜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始终从小事做起。在杜老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出于对杜老的崇敬，外国朋友常给杜老送一些礼品，杜老都让我们登记造册，决不归为己有，与一些领导干部收了礼品拿回家，要都要不回来，形成鲜明的对照。记得杜老访日时带回了几大纸箱礼品，杜老让我们全部交公，一些难以长期保存的食品，杜老让我送到食堂，请工人师傅们品尝。由于遵照杜老指示，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处理涉外礼品，除贵重物品上交国库外，当时在农研室、农研中心工作的一些没有出国机会或不接触外事的同志还可以按规定廉价分到礼品。记得在一次杜老的生日宴上，杜老说：“方方面面出了不少腐败分子。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团队中到目前为止，没出现一个腐败分子”。
以上所述，只是我在杜老身边工作的一些感触，同时翻阅了一些史料档案及我几十年的工作记录，披露了一些杜老在农业外事战线上鲜为人知的人和事。有些老同志看到初稿后对我说：“你终于写出来了，这是老中心及杜老对外交往的辉煌纪实。”我本人始终认为，杜老不仅是我国农政战线的光辉旗帜，也是农业对外交往的好榜样。老人家用他的实践及对弟子的教诲，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搞农业对外交往，如何搞好对外交往及对外交往如何为我国农业服务等重大问题。每当回忆起在杜老身边工作的日子，心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涌起一股幸福感。
人生的长河堪比一出戏剧，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主角。但我自30岁以后的人生“戏剧”中，似乎杜老成了我的人生导演，使我这个平民的儿子渐觉悟性，不断领悟并学习杜老毕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人坦诚、智慧过人、谦虚谨慎等优良品质，在熏陶中不断成长起来。这也可能是我的文章取名为“杜老哺育我成长”的缘由吧！
（本文作者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主任、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