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住章太炎之后，袁世凯终于下令解散了国会，这是1914年1月10日的事。当然，之前少不了有许多布置。
当初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议员被取缔之后，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空出来的议员名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袁世凯对国会已是深恶痛绝，哪里肯让它死灰复燃，便在暗中授意各省不理此事。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声望与权势如日中天，已没有哪个省敢不买他的面子，所以议员人数始终无法补充，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就陷入了事实上的瘫痪状态。
袁世凯的真正想法是解散国会，但在此之前他需要整一个替代品出来，否则怕别人说他独裁，太不好听。这个替代品名叫“中央政治会议”，相较于国会，自然不是如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那样可以互相代替，而是像地沟油与食用油一般，有本质上的区别。
没错，这个政治会议基本就是一个摆设，我们不妨摘录其议长李经羲在开幕典礼上的致辞，以明究竟。典礼于1913年12月15日开幕，李议长如是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成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政治会议成立后，国会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于是广东都督龙济光率先发表通电，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紧接着，黎元洪领衔19省军政长官联名通电以示呼应，理由是国会自成立以来，毫无成绩。
这时候袁世凯充分展现了他虚怀纳谏的魅力，诚恳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又做了一些动作之后，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
中华民国的首届国会就此烟消云散，从成立到解散，本届国会历时9个月，只做成了两件事情，实际上也是一件，就是制定了《大总统选举法》，并选举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天可怜见，它并非像黎元洪所说那般毫无成绩。
国会没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内阁，虽说本届熊希龄内阁很听话，但谁又能保证他会永远听话？所以，还是没有内阁最好。
袁世凯先是派梁士诒去跟熊希龄吹了吹风，说是大总统决定要废除国务院，熊总理很是诧异，心想我们没得罪你呀，凭什么就不要我们了？以梁启超为首的多数进步党人对此也都很抗拒。袁世凯此时已没有太多耐心，他用的还是老办法，让各省都督发点电报来，吓死这帮恋恋不舍的家伙。
挑头的是安徽都督倪嗣冲，他于1月24日通电各省，呼吁修改约法，实行总统制。此电一发，就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省反响极为热烈，四川都督胡景伊和民政长陈廷杰联名通电做了篇马屁文章：“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屏息退听，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江苏都督冯国璋则要朴实得多，却也直截了当得多，他说：“（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如此这般的电报此起彼伏，梁启超、熊希龄等终于明白事已不可为，只好不再抗争，而选择听天由命。
袁世凯却还没完，他接着又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并于2月28日解散了各省议会，这样各级立法机构已然不复存在，而政治会议又不肯背骂名，那么袁世凯苦心孤诣修改《临时约法》一事，只好再组织一个机构来干了。
3月18日，约法会议组成，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这个会议看起来权力极大，比如按照规定，约法会议的决议，将成为正式法律。但这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征得总统同意。如此说来，我们称之为“政治木偶”，应该算得上比较厚道的说法。
这时的袁世凯有点欲火焚身的味道，约法会议刚一成立，3月20日，他就向之提交了增修约法案，包括七项增修大纲：（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一审通过、二审通过、三审通过之后，于4月29日征得袁大总统同意，并于5月1日向全国公布了这部《中华民国约法》。
这部约法只有一个目标客户，一切自然完全遵照袁世凯的意思而来，责任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自不必说，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总统制，根据此约法，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军政独裁大权，任期也长得要命——一届十年，而且还能无限期连任，甚至还能颁爵位、推荐继任者，应该说跟皇帝也差不太多了。
另外，立法机关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参众两院不要了，改为立法院。而在立法院建立之前，先设立参政院作为过渡，代行立法权。参政院共73名参政，院长由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副院长为汪大燮。
中央政治会议到此已圆满完成了使命，随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当天下午，他干脆下令连国务院也撤销了，而改设政事堂。政事堂在唐宋时期，大概是宰相办公地点的意思，袁世凯从故纸堆中搜出这么一个名字来，可说是意味深长。表面上政事堂取代的是国务院，但它实际上隶属于总统府，跟之前的内阁在权力和地位上相差何止千里？至于政事堂的首长，袁世凯别出心裁地命名为“国务卿”，这是日本人的翻译杰作，本是特指美国外交部长，袁世凯对这个名字情有独钟，却是因为“卿”这个字跟皇帝颇有渊源。
没错，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有了当皇帝的念头。
政事堂虽不能跟内阁相提并论，但国务卿毕竟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世凯既然已经俾睨天下，自不肯再让肥水流了外人田，所以这个大官，他一定要让徐世昌来当。
对于此事，袁大公子克定亦有贡献。袁世凯任总统这几年，内阁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他手下的第一号红人却始终是梁士诒，老梁先是当总统府秘书长兼财政处长，后来又兼任交通银行经理，再兼任财政次长代掌部务，外界更是直呼他为“二总统”，简直是红得发紫。据说当时在官场上，不走梁秘书长的门路，根本就没有希望进步。
那么正常来讲，设立政事堂，由梁士诒来出任国务卿本也未尝不可。可惜老梁太不懂得做人要低调的道理，在培植个人势力方面用力过猛，把财政和交通两大块紧紧攥在手中、形成著名的“交通系”不说，还积极和各省军政大员交往，包揽政务，大犯忌讳，渐渐就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
到了这年年初酝酿改革政体的时候，梁秘书长居然向袁世凯建议不必另设政事堂，更不需要国务卿，只需“将秘书厅扩大组织”。在外人看来，这绝对属于狼子野心，袁世凯的另一位心腹杨士琦便趁机攻击他“心怀叵测，勾结军人，欲为总统”，这未必不是危言耸听，却起到了打蛇打到七寸上的效果。
更要命的是，袁克定也很不喜欢老梁，觉得他会妨碍自己上位，一心想搞掉这厮。而放眼北洋系内部，能够压过此时的梁士诒者，也就只有一个徐世昌了。于是袁大公子没少在父亲面前说徐老伯的好话，袁世凯当然也知道菊人兄有才干，又能镇得住北洋系的文武大员，就派了徐世昌以前的秘书吴笈荪去青岛劝驾，可惜无功而返。
徐世昌和许多前清遗老一样，说起来是顾念清室，不愿在新朝为官，要守节。也不只是说，像上一年4月，清室为隆裕废太后举办“梓宫奉安”之礼，遗老们无不闻风而动，徐世昌也特意由青岛赶来参加，并接受了小朝廷赏戴的双眼花翎。而后来袁世凯所授的民国最高荣誉勋一位，却被徐老中堂婉言谢绝。
不过要说徐世昌打死不肯出山，那多少也是冤枉他，比如当年执意离开北京时，菊人兄就曾给苦苦挽留他的慰庭老弟留下过这么一句话：“凡事当求一稳，今日百事不稳，总统、总理徒负虚名耳。苟能稳也，一知事（即县官）亦可乐，奚必高官大爵哉！”说来说去，徐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眼下局势不稳，再大的官当得也朝不保夕，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可是现在局势稳定了，天下太平了，民国姓了袁，各省噤若寒蝉，想来菊人兄的顾虑足以打破，袁世凯便派王揖唐再去跑一趟青岛。
这王揖唐是徐世昌的门生，说起话来自无须顾忌，加上袁世凯亲笔所写的那封信实在是情真意切，徐世昌不好意思再装，心思就活动了。可是好事多磨，这事被老婆王夫人知道了。王夫人有一点文化，知道“忠臣不事二主”之说，便告诉了小叔子徐世光，让他千万劝大哥保住晚节，气得徐世昌只能反复念叨孔老夫子的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徐世光跟大哥是同科举人，后来通过贿赂，活动到了一个到山东当候补知府的名额，候补四年之后，赶上袁世凯巡抚山东，终于时来运转，先是实授为青州知府，然后立即转调济南知府，这一切，当然都是因为徐世昌的面子。不过徐世光并不因此太感恩于袁世凯。毕竟是饱读圣贤书的人，思想没那么庸俗，他把一切恩德都记在了大清朝的账上，因此清帝退位，他也跑到了青岛，决定为前朝守节到底。
因此徐世光对徐世昌的劝谏极为苦口婆心，他说：“大哥，你难道忘了大清朝的皇恩浩荡？你可别忘了你亲口说的话，‘不背清廷，不作二臣’，若是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你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徐世昌当然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再说这年头，谁又不经常冒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出来？孔老夫子还说要仁义礼智信呢，不照样杀了少正卯？这么一想，徐世昌顿觉豁然开朗，收拾一番之后，跟着王揖唐踏上了归途，于3月29日抵达北京。
可是等到5月1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菊人兄为国务卿时，徐世昌却来了个婉言谢绝。他的意思是，作为朋友，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帮帮忙什么的，但是身为心系前清的志士，岂能在民国为官，行此失节之事？
袁世凯太了解这个菊人兄了，心想你人都下海了还跟我装什么清纯？但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事就像是追女人，不可用强，但也别被前面的推三阻四所迷惑，那不过是摆个姿态而已；只要把功夫下够，没有不就范的。
若要把徐世昌比做女人，那一定是名女人，所以若要下功夫，就必得下大功夫。袁世凯也是给足了面子，派了段祺瑞和孙宝琦前去劝驾。
段祺瑞一介武夫，没袁世凯那么好的涵养，见苦劝之下徐世昌依然扭扭捏捏，不禁勃然大怒：“菊老何忍辜负大总统一片苦心？又该叫我们如何复命？”就这样，徐世昌才勉强答应帮这个忙，但是，“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会领受的”。
袁世凯得报大喜，立即让人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了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并吩咐手下，以后管徐国务卿得尊称为“老相国”。另外他还交代，每月从大总统交际费里拨出4000元致送徐相国，因为这不属于民国公款，徐世昌也就笑纳了。
政事堂虽隶属于总统府，不像内阁那么独立，且主要管辖文官，但徐世昌当的这个国务卿依然权力巨大，包括：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另外当时还有规定，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每日必须谒见大总统，也需由国务卿率领。算起来，这个国务卿，基本和前清的领班军机大臣类似。当然，他事事处处都只听从袁世凯一个人，也和军机领班之服从皇帝或太后一脉相承。
有了军机领班，那就自然应该有助手，或曰军机大臣，这时叫做“丞”。左丞杨士琦不用说，右丞钱能训以前就是徐世昌的得力助手，用起来如臂使指。除此还有8个政事堂参议，相当于军机章京，分别是林长民、曾彝进、伍朝枢、方枢、李国珍、许士熊、张国淦、徐拂苏。
政事堂下辖6个局：法制局局长施愚（后为顾鳌）、机要局局长张一麟、铨叙局局长夏寿康（后为郭则澐）、主计局局长吴廷燮、印铸局局长袁思亮、司务局局长吴笈孙。这些人都归徐世昌直接管理。
但以往内阁的各部，此时已直隶于大总统，不过也有规定，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处理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因此理论上徐世昌也可以管管这些人，这些人是：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交通梁敦彦、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
以上各部总长及政事堂各局长加一块，除了汤化龙和张謇属于进步党之外，其余清一色全是北洋派。大家都是多年的友好，如今济济一堂，各得其所，真是好不得意。
只可怜曾经不可一世的梁士诒，此时却只能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