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买来的考察报告和各项条陈，五大臣也多少写了点原创的东西，比如上书主张“立宪”，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他们同时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14年宣布宪政，22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最后是载泽的一席话说动了慈禧，他说立宪即需改革官制，则可名正言顺地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而若不如此，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必将重现。慈禧明白这绝非危言耸听，而立宪既可拖到几年以后，裁抑督抚立马就能实行，那又何乐而不为？而在慈禧心中，首先需要裁抑的，正是袁世凯手里的兵权。
不过慈禧并不因人废言，她始终觉得端方代袁世凯递上来的奏疏很有些道理，尤其是其中一段话，很对慈禧的胃口。袁世凯是这么说的：“请在立宪准备期间，先推行机构改革，制定将来与议会制相一致的新型官制，以为实行立宪政体的官僚基础。”慈禧于是在决定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召开预备立宪筹备会议的时候，专门强调与会者只需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但一定要加上袁世凯。
这是一份殊荣，袁世凯确实也担当得起。事实上袁世凯这几年在直隶任上的作为，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当时人称“直隶变法”，又有说是“北洋新政”。总而言之，在改革方面，袁世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军事方面无需再多说，农业改革方面，早在1902年，袁世凯即在保定设立农务总局，总管全省农业改革。农务总局下设农业试验场，从日本购买先进机器农具，并聘日本专家指导实验和生产，同时还开办了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后来成立的直隶农业总会，更印刷出版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科普书籍，比如《栽桑捷法》4000册，《养蚕捷法》3000册，并翻译出版了国外农科书13种。再后来甚至还创办了一份专门的报纸——《农话报》，每月销量居然也能达到2200份。
商业方面，袁世凯照搬他在山东创办商务局的成功经验，设立了天津商务局，任命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旨在“官、商联为一体”，重振天津市面。但因该局买办色彩过浓，起不到联络众商、疏通市面的作用，袁世凯又将之改组为商务公所，加派4名本地绅商为董事，协助吴懋鼎等的工作，并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主要是负责政策上的协调。这一下果然卓有成效，官、绅参与社会控制的力量大为加强，很快就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结果就是，袁世凯所提出的推缓新旧欠款、倡行钱票、设立银行、规复厘卡旧章等4项挽救天津商务危局的措施，得到广泛拥护，“一时全津欢声雷动”，推行未久，“津市已渐有转机矣”，“街市流通，成效粗著”。
工业改革方面袁世凯更是大手笔。他先是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以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及“直隶全省振兴实业之枢纽”，并委任了周学熙为总办，统筹全局。
周学熙是周馥的儿子，生于1866年，举人出身。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创办山东高等学堂，就是委任他一手操办，并大获成功，小周因此受到袁世凯的赏识。
袁世凯总督直隶，小周随同前往，先任银元局总办，创办制币厂，成绩斐然，被袁世凯誉为“当代奇才”。担任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后，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周学熙更是大展宏图，牵头集资办起了启新泽庆公司和栾州矿务公司，后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在此带动下，直隶工业发展日新月异，教育品制造所、劝业铁厂、造纸厂、织染公司、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织布厂、木工厂、纺织厂、织布厂、制油厂、制革厂、麦粉公司、颜料公司、精盐分司、制棉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发展现代工业，袁世凯特别强调“倡国货，拒洋货”，不过他并不盲目抵制洋货，即使在全国掀起抵制美货浪潮，连慈禧太后都不再抽美国香烟的时候，他也并未附和。袁世凯内心的蓝图是，以优质国货与洋货竞争，并战而胜之。他为此大量引进外国科技及机器设备，并努力开启官智，以适应新的形势。像周学熙所言“往往有民间创一新业，官府从而抑制之，吏役从而鱼肉之。此所以人人乐于蹈常习故，不肯变通”之类的事，最为袁世凯所深恶痛绝。他因此下令，除现任官员不便离岗者外，其余将要上任的官员，上任前一律先到日本游历3个月，参观学习行政、司法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并接受考试，文理不通及不懂科技之辈，将“全行撤参”。如有胆敢借故不去者，同样不许当官。
与此同时，袁世凯大力整顿吏治，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对新老官员进行考验、考核。此外他还着重整治腐败，不过并不蛮干，而是迁就现实，把各级官员的各项陋规，即灰色收入明白统计出来，作为合法收入按月发放。之后如再有陋规出现，则以贪污罪论处。
这样的做法，最开始效果肯定不错。官智既开，民智自不难启，于是直隶工业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少的中国第一。比如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筹款、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便出自于直隶，由袁世凯提议于1905年开始修建。在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及总工程师的人选上，袁世凯更是力排众议，选择了詹天佑担此双重重任。
其实就连慈禧拥有的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轿车，也是袁世凯所送。那是一辆现代汽车开山鼻祖、美国的杜里埃兄弟所设计组装的汽车，一共只生产了13辆，被后人统一叫做“杜里埃汽车”。送给慈禧那辆，是袁世凯听李莲英说老佛爷喜欢西洋新奇的玩意，特意花1万两银子买来的生日礼物。只是大清朝规矩多，洋司机开车大家觉得不安全，便训练出一个叫孙富龄的国产司机来，却得跪着开车，那就更不安全，后来慈禧也就不坐了。
自来水也是天津开风气之先，1901年中外合资的济安自来水公司成立，使得天津人最早喝上了自来水——之前上海倒是有自来水，但是只向公共租界的居民供应。那会儿北京还没有自来水，而且水很苦，火灾也多，连宫殿里也经常失火。一次慈禧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问他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袁世凯表示“以自来水对”，并保举了周学熙去做，大获成功。
这样的第一还有很多，如1902年天津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发电厂，全市有了民用电灯；1903年天津设立了电话局；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无线电报学堂，并在南苑、天津、保定行营设机通报；1906年2月16日，天津的城市电车正式通车，居然比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早了一年……
不仅如此，天津的官银号在袁世凯的整顿之下，也已经赢得了足够的信誉。就这样，天津渐渐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袁世凯的成就，引来四面八方一片欢呼声，“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就连20年不通音讯的张謇，都写了信来，特别夸奖直隶工业“独特高明”，已然超过了一贯的领头羊江苏。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仍然有他的烦恼，那就是他所主持编练的北洋陆军，正面临着军费不足的难题，而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指望朝廷的。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借洋债，当年左宗棠西征，用的就是这一招，效果很好。经手人正是当时的财神爷胡雪岩。
袁世凯兴冲冲奔着洋人而去，可是几次接触下来，感觉到了不对，借洋债容易，但免不了会受人挟制，军国大事，岂容失去自主权？更何况汇率的波动还可能造成额外的损失，不值得，太不值得。
但袁世凯接触中已经了解到了国外有发行公债的做法，对此深表赞同，便决定一试。他是那种想到就做的性格，于是就立即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在直隶发行地方公债480万两银子，专款专用，全部用在练兵上。
袁世凯深知以往朝廷类似的举动信誉不佳，所以在奏折中特意强调此次直隶发行公债，一定要保证按时还本付息，朝廷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要求直隶动用归还公债的备用款项：“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既然不需要朝廷花钱，慈禧当然乐得批准，袁世凯立即就放手干了起来，这是1905年的事情。
公债发行的对象，主要是富裕的地方士绅。不出意料，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主要还是担心这笔钱能否归还，所以尽管有高息诱惑，最开始富商们并不踊跃。袁世凯很生气，派人挨家挨户去动员这些富商大户，声明公债是袁大帅发行的，袁大帅言出必行，到期定会连本带息归还。你们现在帮袁大帅的忙，大帅日后自不会亏待你们；如果不帮忙，以后有事，别怪大帅不给面子！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直隶地面上，谁敢不给袁大帅面子？袁世凯倒是真的想做好这件事，规定“收存公票在五万两以上者，准其在每年十二月初一日赴官银号查验备付款项，如收存公票不及五万可约集各票主凑成五万两，公举一人验票后赴查”。同时规定，对于侵吞公款的官吏，“一经查实，官员参革，差役监禁十年，仍将侵蚀之款加一倍追罚”，为的就是以透明度打开人们的信心之门。
僵局终于打破，后面就顺利了，加上袁世凯又订立了奖励制度：一人劝集数在1.2万两以上者，照寻常绩请奖；6万两以上者照异常劳绩请奖。这下子无论劝集者还是购买者的热情都大为提升，只几个月，直隶地方公债就全部售罄，480万两银子，其中的448万两都用在了练兵上面，剩下的则入了直隶藩库。正是因为有这笔钱，袁世凯的兵才练得有声有色，也才有之前提到的河间秋操的大获成功。
农业、工业、军事、行政样样得心应手，令人称道，但过最让袁世凯感到骄傲的，还是直隶蒸蒸日上的教育事业。
袁世凯一向重视教育，把开启民智与开启官智看得同样重要，视之为两件大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刚一上任直隶总督，他就在直隶各地倡导创办了诸多新式学校，为了便于管理、有效施政，他还特设了一个新的机构——直隶学校司，任命胡景桂任该司督办。为了把这事办好，袁世凯个人带头捐助了2万两银子。另外，他还从自己每月600两银子的薪水中拿出200两作为奖学金，专门用以资助北洋各个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无奈胡景桂出身于旧学，对新式教育完全不得要领，袁世凯遂请来热衷于在民间兴学的严修接任，全面主持这项工作。另外还聘请了美国驻天津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
严修字范孙，生于1860年，祖籍浙江慈溪，进士出身，后被分发到翰林院任国史馆协修，和徐世昌算同事，两人关系不错。不同于徐世昌的是，严修是个红翰林，于1894年外放为贵州学政，任上创办了贵州第一所新式学校。1897年，严修上书《奏请开设以经济特科折》，提出废除八股，破格取士，引发轩然大波，梁启超后来认为这是“戊戌政变之先声”。
因为这次上书，严修被恩师徐桐逐出师门，并被罢免了翰林院的实职，只给他保留了一个编修的虚衔。此后严修和康、梁等人多有来往。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宣布变法，7天之后，严修来到小站，通过徐世昌见到袁世凯，为的是寻求救亡之路。
袁世凯对这位名翰林极为热情，倾谈之后，派徐世昌、段祺瑞、姜桂题等高层人物陪同参观考察新军的操练、功课等。小站新军的训练有素，令严修顿有耳目一新之感，故有“整齐娴熟，无以复加”的评语，袁、严二人自此结交，不过并未能在戊戌变法中有所合作。
好在有缘人终会走到一起，直隶教育的改革，终于使得两人展开了深层次的合作，几年下来硕果累累：到1906年6月，直隶办的高等院校计有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的前身）、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高等综合学堂共5所；专科学校21所，其中包括中国第一所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学速成馆、高级师范1所、初级师范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等小学182所、初级小学4162所、女子师范1所、女子一般学堂40所、胥吏学堂18所。此外还有电报学堂、图算学堂、客籍学堂各1所，入学人数共86652人。若再算上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等军事院校，则总数可达10万人。
这还不包括留学生。袁世凯对外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可观，像王宠惠、吴鼎昌等，都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在军事方面，则有后来的五省联帅孙传芳。留学生们回国后大都受到了重用，没有像当年的留美幼童那样被投闲置散。其实留美幼童们也正是在袁世凯总督直隶后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詹天佑自不必再说，其他像蔡绍基被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梁如浩当上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总办，周寿臣高就天津招商局总办……这些功绩多半应该记在袁世凯头上。不是说他官大就必须排名在严修之前，而是因为这是事实。
事实上严修1904年才走马上任，工作时间并不长，当然他做的事情并不少，比如创办了敬业中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南开大学的前身。他的教育思路及身体力行的作风极受袁世凯推崇，因此当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时，袁世凯推荐他当了学部侍郎，官居二品。学部尚书荣庆，在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担任山东学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部里再有严修这么一位侍郎，袁世凯办起教育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股教育改革的春风竟然吹动了慈禧老太后的心。1906年2月21日，她竟然命令学部兴办女学。就在全国上下大跌眼镜的时候，袁世凯率先行动起来，当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即已建立并正式开学，效率之高令慈禧大喜过望。老太后随后下令各省向直隶学习，大兴新式学堂，不分男女，努力培养现代人才。又一次，袁世凯成为举国瞩目的人物，好不得意！
袁世凯在直隶的大刀阔斧，也使得地方上的宪政派对他寄望甚殷。早在1904年7月，张謇在那封夸赞他“独特高明”的信中，就曾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坂垣主持立宪：“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
袁世凯不是那种易于头脑发热的人，在权衡了各派势力的实力之后，深感立宪之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在给张謇的回信中表示“尚须缓以俟时”。而在慈禧召见谈到张之洞等人打算奏请立宪一事时，袁世凯更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这让慈禧非常满意。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呼声高涨，张謇再给袁世凯写信，鼓励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则“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袁世凯再一次权衡了各派势力的消长，认为时机或已成熟，终于在1905年7月2日，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大清朝实行立宪政体。慎重起见，几个人把立宪改革的期限定为12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年限。
奏折由袁世凯领衔发出，这是地方督抚第一次正式奏请立宪，慈禧自知其势不可阻挡，立即就接受了，半个月后便有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诏令。五大臣回国不久，袁世凯成立了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自治领导机关，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现在朝廷要召开预备立宪筹备会议，慈禧要求始作俑者袁世凯参与，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1906年8月26日，袁世凯志得意满地来到北京，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何等惨烈的一场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