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曹州教案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眼看大清朝注定要迎来又一场重大危机，康圣人坐不住了，从上海回到北京，首先拜访已经复出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李中堂既已复出，自然就不算汉奸了，求见他也就不丢人了。
康有为带来的是他的最新科研成果——“开巴西以存吾种”，也就是说，将中国人全体移民到巴西，建立新中国。李鸿章听完该建议，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小，需要先和巴西驻华公使商量一下，不过这位先生现在回国过圣诞节去了，咱们不妨等他回来再研究。康有为碰了个软钉子，觉得李鸿章这厮简直不可理喻，转而请翁同龢代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变法。
这个时候袁世凯同样忧思满怀。1897年年底，他也上书翁同龢希望转呈光绪，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必须变法。袁世凯是干实事的人，他建议即使是变法也要循序渐进，现在只能先抓重点，着重搞好用人、练兵、理财三件大事。大清朝的规矩，御史之外，只有一、二品大员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其他小官如有上奏，必须经本部堂官或相应高官转呈，所以转呈三品的袁世凯、六品的康有为，都得找翁同龢帮忙转呈。
翁同龢听惯了高调，自己本身也是个高音歌唱家，对袁世凯的建议很不以为然，觉得不过瘾，太空洞。这让袁世凯很郁闷，难道非要空喊口号才叫不空洞不成？
袁世凯很执着，继续上书翁同龢，建议变法，也就是改革。他坚持认为在最初的阶段，改革重点应该着重于人事、财政和练兵，并且参考外国的制度，先在部分省市搞试点，但要真搞，搞好了再向全国推广。他特别提到了那些守旧派大臣，认为不妨依然维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但不赋予实权，只要他们不反对改革，尽可以养着他们。
翁同龢没搭理袁世凯，光绪却想要召见康有为，而且想到就要干。可是他的六叔恭亲王奕不愿意，因为康有为官太小，只是个六品主事，皇帝召见不合体制。他建议不妨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位大臣约谈一下这个小官，如果此人确有经天纬地之才，皇上再亲自召见不迟。
1898年1月24日上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间会议室里端坐着六个人，其中五人坐在一面，他们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相当于考官；考生坐在另一面，那就是康有为。
不过这次一点也不像是考试，倒更像是教授上小课，讲课者自然是康圣人。康圣人的颐指气使、高谈阔论很让五位大人反感，虽然翁同龢、张荫桓曾经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中间荣禄跟康有为有这么几句对话，我们不妨共享之。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可同意？”
康有为：“所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再说了，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什么总理衙门？所以说各位早已经在变了。”
荣禄：“那么请问如何才能补救时局呢？”
康有为：“只有变法！”
荣禄问：“大清的法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了，一下子就能变过来？”
康有为答：“这事容易，杀一两个二品以上阻挠新政的大臣就成了！”
杀大臣岂是可以随便说的？荣禄觉得这完全是拿变法当儿戏，道不同不相与谋，遂中途退场离去。
如此大家肯定都反对皇帝召见，可是光绪久闻康有为大名，更为他的变法主张及所编写的如《波兰分灭记》等所打动，还是执意召见了这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为了这次召见，康有为专门写了一个条陈，建议设立制度局总揽变法工作，设计更改全部旧法和官制，废除六部及一切过往行政惯例，代之以12个现代化的行政机构，并在地方设立民政局，推行地方自治。
光绪对这一切都很赞赏，具体也没多说什么，这是大事，肯定需要有个筹备过程。
有了皇帝的支持，康有为做起事来更加放心大胆，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强学会。不过他把名字改了，叫做保国会，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为宗旨，鼓吹变法，欲协助治理国家，并规定北京、上海设立总会之外，各省、府、县都要设分会。一时间，保国会的声势相当浩大。
但也只是声势大，因为不再有朝廷重臣、地方督抚的支持，整个保国会几乎就成了书生们激扬意气的平台，而且很快遭到迎头痛击——什么“聚众不道”、“辩言乱政”、“形同叛逆”等等，这些奏疏均出自各路御史之手，其分量绝对重如泰山。更有甚者，新贵刚毅面见慈禧，危言耸听“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让名义上已退居二线的老太后对康圣人起了很大的戒心，对光绪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也不满起来。
可是光绪早已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并最终以“变法强国”的名义，取得了慈禧的谅解乃至支持，于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由翁同龢所起草的《定国是诏》，变法大幕初启，6月13日，再发上谕，定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
《定国是诏》名字很大，其实不过是篇夸夸其谈的文章，提到的唯一一项具体措施，只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号召大家都去上课，努力学习，更像是班主任的一席讲话，倒是很符合翁同龢的作风。
谁也没想到，就在6月15日，翁同龢被罢了官。与此同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应召进京，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完全接替了翁同龢的职位；而王文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由协办大学士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接任。
山雨欲来之际，直隶及北洋的兵权只有掌握在荣禄手里，慈禧才能放心。
翁同龢罢官当天，正是他68岁的生日，如果光绪不是定在第二天召见康有为，估计慈禧也断然不会选在生日这天让他触霉头。其实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早已不复从前，只是以翁同龢的地位，不便宣扬这一点；康有为则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以便处处拉大旗作虎皮；而翁的各路政敌看穿了康有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刻意要把他俩连在一起，更不会为他澄清。反正康有为的每一次上书，都是请翁代递，此为事实，这样翁同龢就有口难辩了。
翁同龢罢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约半个月前，恭王奕去世，对慈禧有一句临终遗言：翁同龢不可用！要命的是，恭王和翁同龢关系一向很好，临终作此劝谏，在慈禧看来是真正的老成谋国，极为感动，而对曾经异常尊重的翁同龢的观感，顿时恶劣了起来。偏偏翁同龢的政敌极端强大，徐桐、刚毅等守旧派及李鸿章一系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此时的第一号权臣荣禄，对这个曾经出卖过自己的把兄弟恨之入骨，这么多年来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报仇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光绪预备召见康有为的上谕一下，荣禄和刚毅就赶到颐和园，苦谏慈禧太后：恭王去世后，军机处虽以庆王为领班，但只是有名无实，翁同龢才是实际领袖。而康有为居心叵测，以翁同龢为靠山，一旦皇帝召见之后，翁同龢必将升他为军机章京。此二人联手，行新政废旧章，后果必将不堪设想。荣禄如此很正常，刚毅本是走李莲英门路、由翁同龢援引进的军机，他竟也这么说，慈禧不由得想起恭王的临终遗言，终于下了决心让翁同龢走人。
翁同龢走人后，1898年6月16日，光绪按计划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征得了慈禧的同意，从清晨5点持续到早晨7点——看来当个皇帝也不容易，至少睡不到自然醒。
召见过后，康有为有了新的职位，官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有“专折奏事”权。章京是个四品官，比他以前的六品主事大了许多，但在朝廷上仍只是个小官。可专折奏事大体是二品以上官员才有的特权，康有为以章京而享有此项权力，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厮要发达了。
康有为上位之后，光绪开始推行新政，像翁同龢所极力主张的京师大学堂，迅速得以设立；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因“阻挠新政”，导致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全部革职；更有甚者，中央政府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等七个衙门，导致大批官员下岗，其它衙门的官员无不人人自危，而这一切，慈禧都未反对。
但是砸人饭碗必然招致反弹，尤其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等于是断了天下读书人的升迁之路；而“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简直就是要人命；等到居然裁撤掉广东巡抚、湖北巡抚、云南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等要职时，矛盾终于开始激化，而慈禧虽对新政之激进有所不满，却仍未表示反对。
眼看官位不再，特权难保，既得利益集团愤怒了，迅即组成了一条反新政联合阵线，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刚毅。他们的目标，是要慈禧复出，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那段时间，天天跑到颐和园磕头痛哭恳请老佛爷出山者大有人在，但此时慈禧对复出并不太热衷。因为光绪搞新政，是首先征得她同意的，而且平心而论，作为当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老太太同样希望国富兵强，而不会像贪恋官位的大臣小吏们那样更多考虑自己的特权——她坚信光绪无论怎么搞，都不会威胁到她的地位。
慈禧的这个自信，来自于光绪几乎隔天就会到颐和园来请安，并汇报、请示工作，态度极其可取；另一方面，翁同龢罢相当天，光绪发过一道上谕，规定今后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须面谒太后谢恩，老太太自信目光如炬，不怕有二心者混入高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此时京畿一带的军队，像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尽在荣禄掌握之中，而荣禄是她最信任的人。不止如此，她于6月25日又任命了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礼部尚书怀塔布统领圆明园驻军、刚毅统领京城旗兵健锐营。这几个掌兵权的人，也都是她的亲信。
太后不出山，群臣很惶恐，只能群策群力拼命想办法。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荣禄能亲自劝说，则效果定不一样，无奈刚毅不愿劳驾他，他主要是担心慈禧若因此而复出，会要求荣禄当军机大臣，则自己在军机上的地位将大打折扣。倒是杨崇伊很是热衷于跑天津游说，无奈荣禄根本不为所动。荣禄对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洞若观火，非常了解各国支持光绪的态度，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一旦慈禧再度垂帘，必将引来各国的干涉，果真如此，绝非国家之福。
这时候，有个谣言在京城四处流传，说是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太后将当场废黜皇帝，并把他抓起来。没有人知道这个谣言源自何处，但康有为等人因此更加了解了反对力量是多么强大，他们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想要动员点军事力量为自己的变法保驾护航，几经商量之后，大家选定了当初在强学会里表现积极的袁世凯。
康有为派了徐仁录前往小站，探探袁世凯的口风。徐仁录是江苏宜兴人，他有个伯父叫徐致靖，因抄袭张之洞早年的一篇八股文而中进士，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此时已官居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有两个儿子，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次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静，也都是维新派的中坚。至于徐仁录，本是康有为的学生，属于维新派嫡系。这些都还不是重点，挑选徐仁录去小站，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姐姐嫁给了言敦源的哥哥江南才子言謇博。言敦源为袁世凯看重，此时更是徐世昌的左膀右臂，有这层关系，干什么都方便一些。
果然袁世凯对徐仁录的到来礼遇有加，又是请阅兵，又是请吃饭，吃饭之时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高级幕僚悉数作陪，接待规格相当高。不仅如此，袁世凯更安排长子袁克定全程陪同，临走还送了丰厚的程仪，极尽地主之谊。这下子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两项徐仁录都占齐了，回到北京，说的自然全是袁世凯的好话，扭转了一些原本不看好袁世凯的维新人士的看法。
其实袁世凯如此礼遇徐仁录有他自己另外的考虑，除了交好京中维新派之外，更现实的用意在于他想换顶子了。
袁世凯此时是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帽子上的顶珠是蓝宝石的。而二品是红珊瑚，一品是红宝石，都是红色，袁世凯想换的，正是个红顶子。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将来的升迁积攒资历。徐致靖是正二品高官，有权向皇帝上书保举他人。于是徐仁录回京不久，徐世昌就领命追了过来，谈好出4000两银子，由徐致靖出面保举袁世凯才堪大用，整个从二品当当。
就在几天以前，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直接架空了几个军机大臣，一时间四京卿风头无两，连康有为的声光都被盖了下去。
谭嗣同出身高官家庭，尤其清楚枪杆子的重要性，一上任就在筹划培养效忠光绪的武装力量，见到徐致靖的奏折，便建议光绪召见袁世凯，好生笼络；林旭看不上袁世凯，主张拉拢董福祥。一番争论之后还是谭嗣同占了上风，于是9月14日光绪召袁世凯入京，并于16日在颐和园召见了他，随后就有上谕下来，“以侍郎候补”。虽是候补，但侍郎是正二品官，袁世凯官升两级，完全超出了预期，自是大喜过望。
同样喜出望外的是徐致靖，他让徐仁录去找到徐世昌说：“4000两银子只是保升一级，现在升了两级，袁慰庭应该加钱。”这是贪天之功，徐世昌自然不愿意，心里更对这家人充满了鄙视，说出来的话就不好听了：“实在是没钱了，要不你请你家老爷子再上个折子，把慰庭的官给降回4000两银子的水准？”话说到这份上，两个人只有不欢而散，此事也成了一时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