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的佛禅因缘
苏轼出生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四川，父母俱信佛，父苏洵喜与佛人交往，与云门名僧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熟，母“崇信三宝”，家藏十六罗汉像。据《佛祖统纪》卷四十六载，他自称八九岁时就梦到自己前生是僧人。其《洞仙歌》（“冰肌玉骨”）中自云7岁时已见眉山老尼。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中说：“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其父母不仅生前事佛，死后还将生平所爱之物施之佛寺。
学术界通常认为苏轼对佛书产生浓厚兴趣始自嘉祐八年（1063），此时苏轼年28岁，为凤翔判，初习佛于同事王大年（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四），他在《王大年哀辞》里说：“嘉祐末，予从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实际上苏轼早在青年时期已接触佛教了，其与弟开始阅读佛典，接触佛教应该早在庆历八年（1048），这正与他后来所写的“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相合，当时苏轼才13岁，也就是说苏轼至多十来岁时就开始接触佛教了。苏轼在《中和胜相院记》中的追述可作为旁证，兹录如下：
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与之游甚熟。
此事在至和二年（1055），当时他年仅20，已与惟度甚熟，在此之前必已闻释氏之说。但苏轼较多地研习、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苏东坡在苏杭结识的禅师，有清顺、守诠、仲殊、道臻、可久、垂云、思聪、惠思、怀琏、善本、道荣等，尤其与参寥子、佛印等结下了真诚的友谊。
元丰二年（1079），苏轼44岁，此年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于精神苦闷中向佛教寻求安慰，逐渐形成了淡泊名利、超然旷达的处世态度。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为“东坡居士”。苏轼此时亲近佛教除寻求安慰外，还因为文字狱给他造成的伤害使他暂时不敢“近笔砚”，《与程彝书》中写道：
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
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中说：
初到（黄州），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以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他在畏祸亲佛的这段时期，从佛经中得到了战胜苦难的法宝，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体会：“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地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上后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荣，表里悠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这法宝就是“身心两空”，一念清净，身心皆空，则罪无所得，恶无所附，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但能”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林虫鱼之类，佛是吾家乐事也。此后苏轼屡遭贬谪而神闲气足，正是得益于佛禅的“身心皆空”之理。唯其如此他才能在苦难中开口而笑。
其间，许多旧日友人与他断绝了往来，而参寥子却远来相慰。被贬惠州时，一位叫契顺的僧人竟从苏州为苏迈带信到惠州。再贬儋州时，友人参寥子得到消息后要过海相看，苏轼万分感动并以信相劝：“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念。”
二、苏轼的人生态度与佛禅
佛教尤其是禅宗对苏东坡影响深远，缘起性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禅宗的理论基石，禅宗经典《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六喻”旨在强调万事万物的虚幻不实，因为宇宙万有都是凭借一定的条件合和而成，本身不存在实在性。这种缘起性空的思想可用苏轼的一首《琴诗》解释：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声虽妙，若无拨动琴弦的妙指自然不能发出声响；妙指虽妙，倘无在琴之弦亦是徒劳无功！这首诗正是对《楞严经》中缘起思想的精彩演绎。“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苏东坡由此感到了人生的虚幻，其对人生如梦的感叹早在苏轼早年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已见端倪：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作于苏轼出任凤翔签判，得子由诗因而和韵。这首诗里诗人把人生比做“雪泥鸿爪”，人生的轨迹如同飘忽不定的空中之鸟在雪上印下的鸟迹，而这偶然留下的鸟迹也终归随雪而化，归于虚无。苏东坡对人生如梦的吟唱在诗词中有很多，如：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人生如梦，一樽还酌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清凉。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回首旧游真一梦，一簪华发岸纶巾。
旧事真成一梦过，高谈为洗五年忙。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苏轼诗词中举不胜举。
佛禅中的人生如梦思想与禅宗透脱无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是紧密相连的，既然一切如水月泡影，万物自不必挂于心间，一切唯有随缘而已。禅宗初祖达摩有“随缘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纵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这种不以万物为虑、随缘自足的思想使苏东坡在种种危难困厄中仍能保持通脱无碍的姿态和积极乐观的信念。东坡在贬惠州时，乐观旷达一如以住，常以作诗自娱，其中有一首《纵笔》诗写道：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禅宗通脱的思想使苏轼在无肉、无居、无医、无友的艰难尘世下仍能开口长笑，伸腿而眠。这首在睡意蒙眬中的喟叹给苏轼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据说时任宰相的章惇闻此诗后，以为他在惠州的生活太过逍遥，因而进一步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迫害，将苏轼流放到儋州。苏轼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离开惠州，渡海来到海南儋州，此时苏轼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
苏轼一生屡经波折，使他认识到了人生如梦之理，而人生如梦的体认又促进了他随缘自适、任运而行的旷达人生观，使诗人不至于被宦海的风波所吞噬。无论身在何方，身在何境，他总能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态来应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