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大礼议之争
在正德去世到嘉靖初政的这段日子里，身为首辅的杨廷和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掌握到了巨大的权力，他几乎成了代理皇帝。
杨大学士本来想着，新即位的嘉靖小小年纪，总应该对自己这位顾命老臣礼敬七分，甚至会感恩戴德，因为正是他杨廷和选中了这位朱厚熜来继承皇位，尽管他并非是出自对朱厚熜的偏爱，而是执行祖宗家法的必然结果——如此才可以服众！但如果杨廷和有野心，他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可以左右时局的。
可是没想到，朱厚熜的个性是那样倔强，弄得最后竟与杨廷和、杨慎父子等议礼反对派水火不容……
话说在正德后期，多亏了有杨廷和在朝廷的苦心撑持，国家才没有乱成一团糟。就此，他与慈寿皇太后张氏（非正德生母）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为正德、嘉靖两朝的政权的平稳交接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由于正德死时没有选中皇位继承人，皇太后也无明确的意见，乃至于“权奸各欲立非次，以贪功避罪，相求如贾市”。在此关键时刻，身为首辅的杨廷和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拥立朱厚熜为帝。
那一天，他召来了一向与自己关系不错的谷大用和张永，一面命人关闭了内阁大门，一面从袖子里拿出《皇明祖训》和草拟好的皇帝遗诏，杨廷和遂对谷、张二人说道：“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其他阁臣自然都赞同杨首辅的主张，皇太后也没有意见，皇位继承人的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通过打击江彬等人，朱厚熜得以顺利即位。
杨廷和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可谓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老臣。他对于前朝的政治得失、军民利病，都非常了解。小皇帝新从藩王入继大统，朝中政务自然非常生疏，不能不事事倚赖这位老臣，这也是杨廷和施展才干的绝好机会。
在皇帝与太后的支持下，杨廷和基本厘清了正德一朝的弊政，颇使新朝有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当然，他也借机打压了王琼等政敌，也压制了像守仁这种潜在的政敌或假想敌。
只是令杨首辅及天下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却是那样令人纠结！
朱厚熜本来是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的，可是就在他即位不久，便为了给父亲兴献王上尊号的事与大臣们发生了冲突。
此前，当他从安陆兴王府到达京师时，礼部尚书毛澄便敦请他以皇太子礼即位，结果遭到了朱厚熜的断然拒绝。可是，杨廷和等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了他，但却把朱厚熜看作是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这样他的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而杨廷和等一班人才坚持要新皇帝尊弘治皇帝为父考，而以生父为叔父。
在杨廷和等人看来，作为中兴之君的孝宗弘治皇帝可是难得的明君，他在大明的文官心目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正德皇帝作为孝宗唯一的儿子现已撒手西去，而孝宗又没有其他的子嗣；这些旧臣怀着对孝宗的深厚感情，自然不愿意看到孝宗绝后，于是才建议朱厚熜过继给孝宗做儿子。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被大臣们重新选定了父亲，这令嘉靖母子情何以堪？当时朱厚熜的父亲已死，他又一向有孝名，自然不愿意屈就大臣们的安排。于是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想要迫使嘉靖屈从廷议。
可是朱厚熜执意地认为该称父亲为皇考，伯父孝宗皇帝为皇伯考，他甚至还想把父亲追封为皇帝并且入祀太庙，把他的生母也尊为皇太后。
小皇帝的主张立即遭到了满朝大臣的强烈反对，君臣矛盾也日益尖锐，双方起初还处于冷战状态，可是随着大礼之议的逐步展开，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便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杨廷和也并不是没有私心，他及一干元老重臣参预定策立帝、协力清除弊政，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誉，自然不免自恃功高，企图专断朝纲。
“大礼议之争”正是个好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压皇帝一头，从而在今后的政事中获得足够的发言权。当然，文官集团制衡皇权，也是为了保障国家权力的平稳运行，免得再出现正德那般肆无忌惮的皇帝。
出于对杨廷和等人的敬畏和在伦理上的认同，绝大多数臣僚都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只有少部分中下级官员对皇帝的支持最为有力，他们是：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黄宗明等八人。
令人颇可玩味的是，这八人几乎人人都与阳明先生有些瓜葛，除了故交席书之外，方献夫、黄绾、黄宗明更是王门高足。不过张璁、桂萼二人对于皇帝的支持还是相对比较突出的。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他半生坎坷，七次乡试不第，直到正德十六年，已四十七岁的张璁才得登第，可谓大器晚成。进入仕途以后，张璁首在礼部观政，对于皇帝与廷臣们的议礼争执，这位小小的实习官员没有选择沉默，他看准了时机，于是在七月的上疏中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尽管言辞凿凿，落魄半生的张璁在政治上投机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一大把年纪了，也不会像小年轻那样谨小慎微。
张璁的态度明显是支持皇帝的，这令孤立和苦恼中的年轻的嘉靖一时大喜，竟不禁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随后皇帝将此疏下廷臣议论，惊骇之余，大家对此群而攻之。关键时刻，一向精通礼仪的张璁又挖苦心思著《大礼或问》上呈皇帝——此举无异雪中送炭，年轻的皇帝凭借这部著作提供的理论依据连连驳斥众礼官的奏疏。
最后，廷臣不得已，合议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张璁则受廷臣排斥，被发落到南京任刑部主事去了，“追崇议”就这样暂时不了了之。张璁临行前，杨廷和还派人专门警告他说：“你本不应当做南官，多亏我雍容大度，姑且安静等待，别再作大礼说和我为难！不然没你好果子吃！”
不过张璁到了南京却并没有就此沉寂下来，在这里他反而找到了一群同志：桂萼当时也是南京刑部主事，时为南京都察院经历的黄绾、南京兵部主事的黄宗明等，都站到了皇帝的一边，希望能全皇帝的父子之情。这样，南京也就成了议礼的中心。四人连名上疏，请皇帝尊孝宗为“皇伯考”，尊父亲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这时已经到了嘉靖三年正月，本来已经有些灰心的皇帝得此奏疏又不免心动，遂下廷议，于是大礼议之争风波再起。
议礼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战后，仍然各不相让，最后杨廷和以退休相威胁。
不过此时的小皇帝羽翼已丰，他也已经相当厌恶杨首辅的跋扈专断，竟毫不挽留地批准了杨首辅的辞职报告。杨廷和退休事件成为大议礼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后皇帝便把张璁、桂萼等人诏回京城；此举又引起旧臣的极大不满，他们阴谋处死张璁，但这一计划被皇帝察觉，他竭力保护张璁，并擢升其为翰林学士。
嘉靖四年，皇帝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正式下诏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待朝会结束，一时舆论哗然！
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愤慨道：“宪宗朝，百官哭于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这是煽动大家去请愿。
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则振臂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于是，在杨慎等人的带领下，二百余名大小官员一齐跪伏于左顺门并放声大哭，希望皇帝能够回心转意。
小皇帝眼见形势不妙，先是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退去，但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皇帝屈服。然而没想到皇帝的倔强个性顿时被激发起来（这与张璁此前的教唆也不无关系），他当即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投入锦衣卫诏狱，廷杖伺候，结果有十六人被活活打死；幸而不死者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重则流放充军，轻则革职为民。其中杨慎被流放云南达三十余年，直到嘉靖去世。
就这样，嘉靖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并凭借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与反对派的诸位大臣争论了若干年后终于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场争论的余波仍然持续了十余年，此后皇帝迭兴狱案，对议礼反对派展开大清洗。
其实，议礼不仅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
以张璁、桂萼等为代表的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朝廷的核心人物。张璁由于这次赞助嘉靖皇帝议礼有功，在六年内就入阁为大学士。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在嘉靖八年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而杨廷和则被拟定了罪状：“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
尽管张璁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比较投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他作为新进的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政治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他锐意任事，具有一定的革除弊政的勇气。
可是，他和桂萼毕竟是以迎合皇帝为资本发家，而且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名次也未佳。这样，他们遂成为当时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
就这样，以大议礼为界限，便开启了今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及党争之祸；尤其是在促成了嘉靖皇帝的专断血腥的政治作风后，也开启了官僚队伍的谄媚之风。大明王朝衰亡的种子便由此悄悄种下了。
这些可能是守仁怎么也想不到的，自己呕心沥血、艰难备尝，却仍然不能阻止国家一步步陷入黑暗与腐败的深渊……
NO.2 天下大道
对于朝廷中所发生的这件议礼的大事，守仁自然不可能漠然坐视，必要的关心总是应该的。
就在嘉靖二年十一月的时候，刑部尚书林俊致仕还乡，道经钱塘，守仁专门赴萧山相迎。林俊人称“素林公”，福建籍，他是成化十四年的进士，比王华还早一科；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及嘉靖初，都以持正敢言、不避嫌疑著称。
守仁与素林公二人同宿于浮峰寺，相对感慨时事。出于关切，林俊忽问守仁道：“伯安，你还在生杨介夫的气？”
“回老大人，说不生那是违心，不过我是替从义众人抱不平，杨介夫身为一朝宰辅，持心竟如此不公，怎能服天下人？”
“呵呵，这事情的缘起都是由他杨介夫和王德华的不和，一山难容二虎嘛，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些个！他王德华对你有知遇之恩，这杨介夫自然担心借你的势令王德华复起；而且若你二人同入内阁，再加联手，他杨介夫往哪里摆？压你一头就是压他王德华一头！”
“那请老大人指教，伯安今后该如何居处？”
“不瞒伯安说，其实老朽算是看清了，内阁那滩水本来就浑，你王伯安又是个讲求良知之人，能不趟也就别趟了！而且你功高招谤，朝廷委屈你一些，未必不是好事……诚然，老朽也知你是个不计个人毁誉得失的，至于要朝廷酬功诸人，老朽看这事急不得！”其实，整个京师的水又何尝不浑。
“谢老大人赐教，杨介夫为难众人也是要压我一头，要么我死，要么他去位，酬功之事才能有望！”
“呵呵，伯安你话虽糙了一些，但着实在理，不过他杨介夫年纪也不小了，而且最近跟皇上闹得也很不愉快，我看他的日子也不长远了！”
“不瞒老大人说，在晚辈心上，还是推崇杨介夫的，一旦他去位，皇上年幼，国家又多事，真不知道谁人堪当大任？”
“伯安，你的忧虑在理啊，像杨介夫这样的干才不多啊！他虽小有瑕疵，但总归是个力挽狂澜的人物……说到底，个人的私怨是小，大家但能和衷共济，将来国家还是有望啊！”
当时从行诸友颇多，在告别时，林俊语重心长地对大伙说道：“如今时世艰难，我辈读书之人更当奋起，望及时勉学，无负初志！”
在回去的船上，门人张元冲问守仁道：“释、老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守仁对这个问题思考已久，早已不再迷惑，他首先指出了弟子在说法上的错误：“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
接着守仁又指出了世人所犯的一桩重大错误：“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原来在守仁心目中，真正的圣人之学是无所不包的，根本不须与佛、老划清界限，若儒者要强调这种“界限”，便是自我狭隘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此时的守仁对待佛老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即不再像当年那样排斥了，而是重新认识到了其合理的一面。
对于朝廷的这场“大礼议之争”，守仁的立场是没有立场，他不想与那些正直之士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所以更加注重于传播圣人之道。
霍韬、席书、黄绾、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守仁为了避嫌，一律没有回复他们。
但私下里守仁还是有所表态的，一次，守仁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楼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又曰：“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守仁的这两首诗皆是有感于时事，对于大礼之议，已示其微矣。及至后来，虽然听说皇帝赢了，但守仁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左顺门经历了如此血腥的一幕！
而皇帝小小年纪就那么执拗和无所顾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时，转眼就到了嘉靖三年，由于守仁门人日进，绍兴又是个小地方，闲置的地方都住满了，所以当地都有些容纳不下这些学子了。胜友如云，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景观。
绍兴知府南大吉本是一位吸纳弟子的座主，如今也拜入了守仁门下，只是他生性豪旷不拘小节。有一次他与阳明先生论学有所顿悟，乃对先生说道：“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
守仁表示不解：“何过之有？”
大吉历数其事，守仁听后道：“其实这些我已经说过了。”
“什么？先生您已经说过了？”
“我要不是说过，你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许久，大吉才转过弯儿来：“哦，学生明白了，先生说的是‘良知’。”
“对嘛！若不是我整天说着的‘良知’，那又是怎么呢？”
南大吉不禁一笑，遂辞谢而去。几天以后，他又来见先生，指出了自己更多的过失，他且言道：“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
守仁道：“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嘴上说得再好听，也不如内心那种愧悔的感觉来得真切。
大吉再次笑谢而去。又过了几天，他再次来见先生，指出的自己的过失更多了，且言道：“身过可勉，心过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