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南赣大局将定，已无多少悬念，所以他于这年三月上了一道乞致仕的奏疏，结果朝廷不允。朝廷明白，这王阳明的身体还没到实在撑不下的境地，他肯定是想偷闲去讲学，而南赣的大局暂时还需要他的主持。
早在此前，守仁已经密遣千户孟俊督率着卢珂之弟等，布置好了人马以就近监视池仲容部。
而就在祥符宫密谋当晚，为了防止有变，守仁遂自率军从龙南、冷水直捣池仲容部巢穴所在的下斅。
当时山路难行，贼众在此前已经放置了很多石头于河水中，以防止官军渡河。守仁见大家有所惧色，便蹑跷先行，诸军继之，结果无一人被淹死。
由于出其不意且攻势猛烈，池仲容部的坚固寨门很快就被攻破了，时在正月初七。
势力最大的池仲容部一灭，三浰地区的其他贼寇就等被官军秋风扫落叶了。
到了这年三月，官军又破贼巢三十有八，擒斩贼首五十八，从贼二千余，余众则奔九连山商议对策。
九连山横亘数百里，四面陡绝，须半月始达，而贼已据险。守仁为了彻底扫清匪患，于是挑选精锐七百余人，都换上贼人的衣服，假装奔溃，乘夜逃至贼崖下。
山上的贼众见势便下来接应，这样官军就轻易占据了一些山上的险要。到了次日，山上山下的官军里应外合，便一鼓作气将这伙余贼剿灭了。
后来，守仁又视地理险易，立县置隘，留兵防守而归。
就这样，守仁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就基本平定了南赣地区的匪患。
想当初，守仁还没有到达赣州时，就已经先对赣州形势深入地研究了一番，所以当他听闻说有三省夹攻之议，便道“夹攻大举，恐不足以灭贼”。于是他便以《攻治疏》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讨贼方略，希望能获得朝廷的采纳。
可是当守仁的《攻治疏》才上呈朝廷时，三省夹攻的成命已经下达。守仁就此便对自己的门人们高屋建瓴地指出：“这所谓夹攻之策，名虽三省大举，其实举动次第，自有先后。”
守仁为此仔细分析道：“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犹、大庾、桶冈等处贼巢，与湖广桂东、桂阳接境，夹攻之举，止宜江西与湖广会合，而广东于仁化县要害把截，不与焉。赣州之龙南，有浰头贼巢，与广东龙川接境，夹攻之举，止宜江西与广东会合，而湖广不与焉。广东乐昌、乳源贼巢，与湖广宜章县接境；惠州贼巢，与湖广临武县接境；仁化县贼巢，与湖广桂阳县接境；夹攻之举，止宜湖广、广东二省会合，而江西于大庾县要害把截，不与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齐，然后进剿，则老师费财，为害匪细矣。今并力于上犹也，则姑遣人佯抚乐昌诸贼，以安其心。彼见广东既未有备，而湖广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犹。及上犹既举，而湖广移兵以合广东，则乐昌诸贼其势已孤。二省兵力益专，其举益易，当是之时，龙川贼巢相去辽绝，自以为风马牛不相及，彼见江西之兵又彻，意必不疑。班师之日，出其不意，回军合击，蔑有不济者矣。”
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守仁的这番洞见，当然也更得力于朝廷的支持及守仁的艰苦努力。
对于守仁的上疏，朝廷许以便宜行事，即改授提督一职。
由于守仁用兵的神速，当桶冈之贼已灭时，湖广方面才开始按照早前约定的日期发兵来助剿。守仁惟恐湖广方面徒劳远涉，即奖励其统兵参将史春，使之即日回军，只是让湖广方面的官军来桶冈武装巡游了一番。
等到守仁计斩浰头贼首、一举剿灭三浰的时候，按照约定本该出兵相助的广东方面，此时竟然都来不及听说三浰的形势变化，可见守仁用兵之出神入化。
其实，守仁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机动、灵活，尤其善于打政治牌，这才使得他能够在南赣地区如鱼得水。以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变故的发生，朝廷还将赋予守仁更艰巨的使命，而守仁凭借自身的这些优势，势必还将创造更多的奇迹！
守仁的军事天才自然不是凭空得来的，这与他多年的准备和努力分不开，他能深谙用兵之道也实得益于他所一贯倡导的身体力行的精神；否则要么只会纸上谈兵，要么只能是一介腐儒。
而且，守仁与那些好战者及一般将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以战争本身为目的，而必以安民保国为目的。因而他不轻于用兵、乐于杀人，甚至他也不会像一般主剿者那样，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地方的安定，不但滥杀无辜，还以掠取民财激励将士。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守仁则说：“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因此，他用兵才追求像孙子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也以极小的代价获取了辉煌的胜利。
NO.4 破心中贼
如今“山中贼”已破，守仁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尝试着去破除一下人们的“心中贼”了。
守仁知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如今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还不能尽举，不如先就一些浅近易行的实施起来，以开导训诲百姓。
四月，待守仁班师回赣州，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
所谓“社学”，始行于洪武八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见于乡村偏鄙之地缺乏学校，于是诏谕全国，命各级官员在乡村兴建社学，经费由官民合出。后来虽然社学一度废弛，但朝廷还是比较重视，如弘治十七年诏令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必须送社学就读。
由于南赣地方动乱已久，社学也随之荒废。如今守仁将它恢复起来，首要的还是要营造出一番“礼治”的氛围：凡百姓出入街衢，见官长至，则须叉手拱立；阳明先生还对此加以赞赏训诱，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对于有些人的疑问，守仁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道：“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阳明先生偏重德教，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守仁还注意到教学中方式方法的问题，对于儿童要适当尊重其天性：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若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求其为善也得乎？”
灌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这是老生常谈的教育内容；但是对于教育方法，守仁则根据自己不同的观感，提出了歌诗、习礼、读书三步并举，而且特别强调寓教于乐的重要性，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明智之举。
想当年孔子教学，既注重全面素质，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授徒，也注重寓学于乐，所以他才能够说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观感。
可惜后代儒者教人只知道逼迫学生死背经典，生吞活剥，致使学生全无学习兴趣，更无法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程颐当年曾教授过年幼的宋哲宗，守仁对于这对师生间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小事深有感触。
程颐自己不愧为一代学问大家，他十八岁时进太学读书，即以一篇《颜子好学论》，博得了当时的太学教师、国子监博士胡瑗的赞赏。后来他专以讲学授徒为业，名气极大；宋哲宗即位后，身为执政的司马光便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给小皇帝授课。
程颐平素就端着儒者的架子，做了帝师越加一本正经起来；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有时候还是不能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和所面对的对象。
有一次，才仅十岁的小皇帝在课间休息时折了一根柳条，接着它便拿着它玩起了骑马游戏，开心得不得了。程颐见了，却一脸的不高兴，他当着宫女和太监们的面，居然对皇帝教训了一番：“现在正是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皇上您怎么能无故去摧残生命呢？草木其实和人是一样的，都是生命。皇上您今日不爱惜草木，日后亲政，怎能爱惜百姓呢？”
程颐大道理讲得不错，后来这件事被程颐的弟子们广泛传颂。但是一个十岁的儿童能明白这些吗？他愿意听这些说教吗？因此，小哲宗当时无法接受这种批评，抛下柳条，转身便离开了。
司马光本人已经够儒气了，可是他对程颐还是有很大的不满，司马光对自己的弟子们说：“君主之所以不愿意接近儒士，就是因为程颐这样的腐儒造成的。”
守仁赞成司马光的看法，假如程颐能够以一种积极的、人性的方式来开导小皇帝，那么效果不是更好吗？甚至他可以与小皇帝一起做做游戏，再相机进行劝戒，那时候小皇帝不是更能接受吗？何必弄得小皇帝对自己敬而远之呢！
五月，守仁又奏设和平县，以严控制；并改和平巡检司于浰头，以遏要害。
六月，为奖励守仁讨贼之功，朝廷特升其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守仁上疏辞免，不允。
这一时期，守仁大致还是清闲的，所以他的学术活动也就多了起来。而且由于他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他的学术声名也迅速传播开来。不过在守仁看来，学问与事功本不是两事，所以处理军政之余，他才对于讲学投入那样大的热情和那样多的精力。
七月，刻古本《大学》。先前守仁忙于讨贼，无暇顾及讲学论道，但是他的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郭治、周仲等二十余人，依然在赣州讲聚不散。这其中也包括守仁当年在龙场的学生冀元亨，他曾在守仁从龙场赴任庐陵知县时追随到吉安，当守仁北上时他不得已返回常德老家；如今他听说自己的阳明先生出任南赣巡抚，因此兴冲冲赶来赣州相聚。
如今守仁暂时没了军务之扰，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
早在龙场之时，守仁便怀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遂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录刻成书，傍为之释，而引以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守仁又刻《朱子晚年定论》以广布天下。
NO.5 高贤满座
单纯从讲学的角度而言，在赣州任南赣巡抚，显然比守仁在两京就职时要方便得多。而且巡抚还是封疆大吏，节制一方，有职有权，如果要扩大讲学场所、调拨钱粮经费均比较容易，基本没什么掣肘的力量。
特别是这南赣巡抚，远离江西省府，本省的镇守太监、巡按御史等也无法进行干预，司、道、府、县都是下属，更无从干预。
还有一点守仁不得不承认，中国向来政治权威独大，守仁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其扩大讲学身名自然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宣传作用。但是守仁也不能不承认，很多学子还是奔着他“巡抚”的名头来的，所以学习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巡抚衙门容纳不了，所以守仁便于正德十三年在赣州建书院，以宋儒周敦颐之名，命为“濂溪书院”。
当时聚集在赣州的王门弟子主要来自江西、广东二省，未来王门江右学派和粤闽学派的主要人物已开始在在赣州亮相了。
在江西籍弟子中，邹守益、欧阳德、何廷仁、黄弘纲是佼佼者；在广东籍弟子中，薛侃、薛俊兄弟及杨仕德（即杨骥）、杨仕鸣兄弟则比较突出。
邹守益，字谦之，江西安福人。他的父亲邹贤是弘治九年进士，算是守仁的同辈人了。守益举正德六年会试第一，以廷对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
一年后他告归还乡，听闻说守仁正在赣州讲学，特前往拜谒。当时他的父亲死了，他本来是打算让守仁为父亲写墓表的。守益少年得志，眼界很高，一般学者并不在他眼中，虽然他请守仁写墓表，但并无入王门之意。
后来他无意之中听了守仁的讲学，突然觉得有所感悟：程、朱补《大学》，先说“格物穷理”，而《中庸》却首列“慎独”，自己过去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是两般宗旨，总是怀疑自己感悟不透；如今听了阳明先生讲学，原来“慎独”便是“格致”的内容，看来不是我感悟不透，而分明是程、朱错了！他们割裂了事物。
在体会出阳明先生的高明后，邹守益当即拜守仁为师。守益天姿纯粹，守仁曾评价他说：“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出于器重，守仁也不止一次当着弟子们的面说：“以能问于不能，谦之近之矣。”
从后来的成就看，邹守益果然成为江右王门的第一号人物，后入《明史·儒林传》。
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举乡试，当他正准备进京参加正德十二年的会试时，听说守仁正在南赣讲学，结果会试也不参加了，遂赶往赣州拜守仁为师。他是王门中最年轻且有功名的弟子之一，被守仁称为“小秀才”；守仁经常派给他差事，欧阳德欣欣恭命，虽劳不怠，阳明先生深器之。
欧阳德在守仁门下一直呆了五、六年，直到先生离赣回浙。在中进士后，欧阳德先后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专以讲学为事，致有“南野门人半天下”之说，成为王学的有力传播者，后入《明史·儒林传》。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纲，字正之。二人皆是江西雩都人。
何廷仁性情和厚，与人相接，诚意盎溢。而黄弘纲则相反，人不易与之接近，他平素也不苟言笑。然而两人志行相准，皆以圣贤之道自期。
廷仁初慕陈献章之学，后在黄弘纲那里听闻到了阳明之学，当守仁往征桶冈时，廷仁对家人说：“我恨不得为白沙弟子，如今阳明先生来了，我不能再失去机会。”遂诣军门谒见守仁，于是拜入了王门。嘉靖元年举乡试，后来他又跟从守仁到了浙江。
廷仁立论尚平实，守仁死后，有为过高之论者，辄曰：“此非吾师言也。”
黄弘纲与欧阳德同年中举，也是因为守仁到赣州而放弃会试。此后他一路追随先生到浙江，守仁死后，他又在王家居守三年，直到嘉靖二十三年，才出任汀州推官。
何廷仁、黄弘纲二人后皆入《明史·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