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在消费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那么这个消费增长的空间有多大呢？我们大致估算，在短短8年时间内将释放出3.33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因此，关键在于实现农业户籍人口的市民消费模式转换，实现进城务工农民与城镇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其中不仅包括务工者本人，还包括其家属。务工者主要是生产者，而家庭则带来消费，这种生活模式才能促成一个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
GDP锦标赛决定速度
GDP锦标赛决定城镇化的速度：中国特殊的GDP锦标赛通过推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GDP对于地方政府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的晋升机会，二是经济意义上的金钱收入。首先是政治动机。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对选民负责，为争取更多的选民，往往以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和个人税收等作为竞赛标的。而在中国，对上级领导负责的政治体制促使易于观测的GDP增长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场GDP锦标赛中，上级政府是竞赛的发起人和目标、规则的制定者，下级官员则是运动员。跑在前面胜出的运动员不但会享受更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优惠，更重要的是，胜出者将得到政治荣誉和晋升，落后者则可能失去机会。第二，经济动机。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按税种、按比例进行分成，实质上是中央将财权再度集中，地方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化，只能将税基做大，因而做大GDP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而相对成功区域的公务人员也能得到或明或暗的收益和奖赏。
GDP锦标赛的表现之一是发展目标的层层加码。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不难发现，当上级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下级政府往往提出更高的目标，往下层层加码，越到基层，加的越多。尤其是GDP和投资增长率，最后加总的结果必然是超额完成上级政府的初始目标。
GDP锦标赛的表现之二是投资与政治周期的高度相关。根据我们统计的过去三十年每个五年计划依次的平均投资增速，往往在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显著回升，财政支出上也有相似的规律。这一特征刚好与中国的政治周期相吻合。
GDP锦标赛是双刃剑，一方面加快了土地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就业的速度，另一方面却造成了资源的粗放利用和生态环境恶化。在西方，“用脚投票”的是选民。而在中国，“用脚投票”的是企业。地方政府为了做大GDP，为了增加长久的税基，需要吸引企业在辖区内投资办厂，于是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热潮在全国展开，“开发区”、“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工业用地零地价出让、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工具。
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资源价格（包括贷款、土地）极大地促进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拉力吸引农民的非农就业，这是中国过去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快速土地非农使用、快速人口非农就业的秘密所在！然而，在快速土地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就业过程中，土地资源由于价格被压低而导致粗放利用甚至闲置，工业企业对空气、水资源等的污染缺乏有效的监管，同时进城务工农民的福利也被忽视。这种在GDP锦标赛激励下的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必须看到GDP锦标赛，有红与黑、罪与罚各方面的表演，既有官员在分税制下的理性经济动机，亦有对上级政绩表现的主观政治动机，还有灰色收入和官员腐败等的副产品。就其对这一狂飙突进时代中几代人的影响，我们的评价可能不能过于苛刻或者理想化，实际上在全球城市化的过程中，非道德因素都很多，因为都是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无非海外叫“羊吃人”（英国），土地兼并（美国），中国叫“剪刀差”、“赶农民上楼”和“农民工”。
中国GDP锦标赛犹如经济列车运行中安装的强力引擎，过快地损耗了有限的资源以换取速度。现在需要改变，但并非急刹车将引擎拆下换装，那将导致列车停滞乃至不可控，而是要在运行中逐渐调整，以达到更可持续的常速。未来对待GDP锦标赛的合适态度将是扬弃，而非抛弃。通过适当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调整，引导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同时保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具体的改革方向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包括财政预算公开、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等。通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变过去不惜代价的土地城镇化模式，转向关注民生的、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深度城市化即将重塑中国
我更愿意用“深度城市化”这个概念，来表述这场在中国即将到来的巨大而且意义深远的变革。它将全方位地重塑中国。
过去30年中，快速的工业化催促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却并未真正“市民化”——即获得相应的市民消费方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身份认同。深度城市化的要义即是回归到“人口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其核心是有序推进现有2.6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完全市民化。深度城市化或者新型城镇化主要由以下五个要素支撑。
产业和产能布局再优化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部划分，我们把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沿海发达经济带（三个三角洲）、产业转移十字星区域（中原到湘中，武汉、皖江以及成渝）、能源和地缘经济区（内蒙古、西北和西南延边城市等）和次级经济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南岛等）。东部地区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运作阶段，并带来生产型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这里是未来“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大本营；对于产业转移带而言，人口加速集聚并就地吸收中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全球第四次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那里将是未来中国制（智）造的基地。至于地缘和能源区，随着中国在亚太周边国家战略性布局的展开，相应的边境贸易、跨国交通和能源通道（包括能源深加工）的大发展也会带来更大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机遇。再用广义的现代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连接这几类经济区，包括高铁（含城际铁路、地铁）、重载货运铁路、干线和支线机场（含低空通航）、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主干电网、水利调配网、光纤数据网等，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畅通，则一个由20—30个核心城市群构成的城市化核心地带即将有力地在亚洲中部崛起。
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二线城市、一线及特大城市周边卫星城镇户籍，确认已经转移至城镇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市民身份。初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开放关键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和基本住房保障。数据显示，一般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平均为8—9年，一旦解决户籍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当然，基于目前特大城市的资源分布状况，恐怕现阶段也不能将户籍改革妖魔化和完美化，户籍改革只是取消制度障碍，外来人口都可以均等地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要进一步长久定居并且成就事业，也还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类似美国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亦需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积分入户应该是一种现实的手段。户籍改革是一种反哺，一开始肯定是个分蛋糕的过程，它不大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进行，需要高度的政府主动性强制实施才能操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机制设计，转移支付（还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应当依据当地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进行分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在纯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压力，也有利于缓解原住民与新增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土地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关键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自由流转将成为政府土地政策改革的大方向。数据显示目前传统的“土地财政”模式正在被逐步打破，一方面土地出让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空间必然收窄，另一方面，土地出让的收益也正在被其他开支所分流。而土地流转的交易税费则逐年攀升，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不断提高，已经超过土地出让收益所提供的城市建设资金量级。因此集体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并不会给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带来明显的掣肘，相反土地自由流转增多还能为地方政府税收增加新的来源。
因此，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或将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调整。将看到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逐步有条件确权和放行，以及对城乡结合部的更大力度的改造，如广东“三旧改造”的经验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其二是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盘活农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推进农业向集约化发展。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亦是解决农业、农村长期发展的关键手段。无论是建设用地转让的收益分配重构还是农地经营性流转，都将充分体现农民的土地权益，最终都会使得农民和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提高。
财税体制改革
重点是建立“扁平化”的财政层级框架，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法》需要升级为《公共财政法案》，强化人大对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包括三公经费、预算内，预算外，土地财政和国有资本资产，这也是借鉴英国百年“光荣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一旦公共收支开始在阳光下运行，则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加杠杆和举债操作，并受到市场机构的监督和市场纪律的制约。同时推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上收部分事权，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外部性强、跨区域的和地方政府有动力扭曲操作的事权，例如食品安全、流域环境保护、基本社会福利等。为了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还需要推出累进式存量房产税、赠与和遗产税。当下中国需要更多的是针对财产存量而非收入流量的税收调节，这反映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改变目前亲资本仇劳动的税制性质，将有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展开。
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能力升级
合理划分大城市群管理层次，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城市群管理机制创新，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协调合作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进行统筹，长三角城市群市长联席会议可以是一种选择，也有很大的改良和升级空间；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与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的经济体制与相对缓慢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区域间非规范竞争和城镇化进程滞后。为了强化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同步发展，行政区划调整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手段。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长沙、芜湖、扬州、沈阳等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区划调整。通过区划合并、撤县（市）设区等调整，减少了管理层级和行政制度障碍，直接扩大了中心城市用地与功能重组的空间，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实现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协调发展。目前位于重点城市群区域内的60万人口以上县、中心镇等升级成为中小卫星城市的试点正如火如荼地进展中。
此外一旦实现更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则特别需要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卫星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这就要求城市必须建立起高度智能的城市信息管理系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居民信息管理系统、城市交通系统、水电网络系统、楼宇安防系统等一系列智能系统，全面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各关键领域的“智慧城市”将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问题的最关键切入点，这必将大大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同时为了营造更为集约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生活方式，需要绿色技术的大力支持，“美丽中国”战略更将环保的重要性推向空前的高度，可以设想未来污染治理、资源再生、生态修复、环保高效材料等将成为城市新的产业热点和投资方向。
深度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量级的增加，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投资+消费），而这正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这个城市化过程再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高科技结合，那么斯蒂格利茨的著名判断可能就确实会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