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料到原本是打算作为部门行政法案来操作的——预算法修订，会唤醒如此高涨的民众参与热情，其实前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三公经费公开已经开了个头，在民意和舆论引导下，《公共财政法案》由此诞生。另一个突破，则发生在全国房产交易系统的四十城市联网和累进型房产税开征以后，这再次推动了各地的新任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多年激烈的社会辩论后逐渐形成《增量阳光法案》，这两个自上而下主动决策和自下而上民间推动的改革成果貌似润物无声，但确实对中国核心成长动力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锦标赛实现了扬弃并注入正能量。这开启了一个顶层设计（ctrl）+升级引擎（shift）+改革时弊（del）的系统热重启过程，镀金时代结束，进步时代开始，中国稳定走在去向一线大国的正确路上。
Hard模式下以质换速升级版
回顾那段经济史，2008—2015全球同步进入hard模式，危机的第二波（主权债务）和第三波（货币体系）连续袭来，世界经济陷于停滞，欧元几近崩溃，期间夹杂着众多重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换届和党派权力交接。当时中国的情形与二战刚结束后的美国非常相似。第一，当时美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48.5%），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3.2万亿）。第二，当时美国拥有最大的产能（50%的产量和30%的贸易），中国则遍地都是过剩产能。第三，二战后美国出现婴儿潮，有当时最大的潜在消费。而中国有靠2亿农民工实现的50%的伪城市化率，期待消费的人口是美国总人口的3倍都不止，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换句话说，中国三十年血汗积累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胚子，当然不可避免地带着镀金时代的种种后遗症和阴暗面，但这仅仅是序曲。“十二五”开始，中国这列动车通过制度性的刹车片设计，主动寻求降速，重新启动多项重大改革措施，以质量换速度，以便检修并更新三驾引擎。
深度城市化及政策放开
投资依然重要，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不过深度城市化替代原来的半城市化成为新一轮增长的抓手，老版本GDP锦标赛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是县竞争制度，参赛队员太多，2.0版本的GDP锦标赛则升级为城市群之间的竞赛。
第一线的城市群是沿海的三个超级三角洲，三个超级城市群在原来泛三角洲城市联席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城市群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辖区内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产业方面，主要布局先进制造、研发与创新以及生产服务业，例如长三角是围绕着上海的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虹桥枢纽及生产性服务业中心，世博园及创新创意基地，迪士尼及生活服务业片区展开。而相应的新兴产业制造中心和居住区则分布在一小时生活圈内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及周边大量的卫星城镇中，由于更集约和有效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这三个超级城市群容纳了接近6亿人口。
第二线是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即沿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展开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区域，这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各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产业定位，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武汉有光通讯产业集群，长沙有重型装备产业集群，成渝有电子产业集群等，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5%左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热核，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就地就业机会，同步启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同完成。
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是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龙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例如北部湾地区已经修通去往新加坡的高速铁路；新疆的口岸城市则是对中亚贸易和能源的主要通道，它们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连接这些城市群和其他一些次级经济中心的就是现代化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公路、铁路快速客运网络、重载货运通道和众多的机场和内河航运系统，在城市群内部则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等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群区域内实现全面互联互通，并且运用智慧城市技术有效地进行管理和运营，这个系统便捷、环保、高效，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物流和通勤成本。这其中涌现出大量的投资机会，而且投资的有效性成为决策考虑的重点，为此政府放开了原本限制私人资本进入的各个部门，特别是服务业，充分引入竞争，帮助经济更加均衡增长。除了优化新兴产业布局，大幅度增加研发投入以外，更重要的是，各城市群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取消了户籍制度，改革了土地制度，深度城市化为以前的农民工就地提供工作、住房、福利、教育和归属感，机会的均等保证了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消费引擎及改革收入分配
消费的扩大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历时十多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法案》。它的核心要素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全面减税，企业方面，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实施，制造业则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对小型低利润企业给予50%税收减免。个人方面，重大的进步体现在所得税按家庭收入加总征收，并根据实际赡养情况进行减免调整；二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国有资本归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以弥补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的资金缺口，这与《公共财政法案》中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相关条款衔接，这些改革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补充，新实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法案》，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步骤，例如增加城乡居民大病报销比率等，以巩固社会安全网来减少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
有标志意义的是，作为中国居民消费中的最大头——住房相关消费，得到了充分释放。这发生在3600万套保障房的建成使用，以及累进式房产税的实施以后，房产税提供了地方政府管理城市的稳定资金来源，大量的新房和存量房的供给使得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经历了一轮普遍的下降，随即中央政府宣布取消限购限贷政策，还完善了差异信贷支持政策，伴随着房价下降交易量反而逐步上升，房屋去投资属性，成为普通的消费品，困扰政府和民众多年的房价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更大的好消息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选择放开2胎生育，使得总替代率逐渐恢复到1.8左右，并适当提高了退休年限，这不仅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延续，也使得养老保障更具可持续性，这就充分解放了社会购买力，一个大消费时代终于来临。
对外贸易变得日益均衡，净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2%左右，在众多的自贸协定和类似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下，进口商品关税率大幅下降有些甚至为0，中国居民在享用世界各国的优质特色产品的同时，中国制造深入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洲市场。此外，中国进一步推出了被称为“龙的礼物”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全力向亚太周边和其他新兴市场输出工程、服务、商品和资金，支持地缘周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以及能源和资源方面的相应回报。
全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更重要的举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即便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都是巨大的押注。在2008—2015年危机中，中国最终有条件地支持了欧洲，因为欧洲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解除了对华武器禁运，向中国企业开放核心资产和技术，并承诺用实际行动支持人民币国际地位。
类似2001年加入WTO时的努力，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展：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这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了居民的资金收益，进而优化了资金的配置；另一方面是汇率市场化，这再次平衡了出口行业和内需行业的价格参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出的方向，同其他类型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一起，这两个核心价格变量的市场化最终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柱。
随之整个金融体系拥抱了双重脱媒时代的到来——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从银行体系扩散到资本市场及其机构；汇率市场化，则让外汇储备从被绑架的央行转移到居民和企业的自主决策中。这自然就要求建立一个成熟的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以及相应的衍生品，以容纳国内外天量资金的投资、投机以及风险管理需求。这种变化意义深远，特别是中国国债成为调节货币供应的基础，中国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也更多地通过直接融资来更加透明地筹措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利息、分红成为蓝筹股和高评级债券主要回报投资者的途径，从而寻找价值，奖励创新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投资理念和风格。
最终，在CIC等这类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掠阵下，中国全面开放了资本账户，高调加入货币竞争，力图三足鼎立。上海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则成为了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通过20年的顽强努力，中国以GDP年均7.5%的逃逸速度成功跃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城市化率达到70%，环境优美清洁；人民生活富足，不公平程度降低，中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更加融入全球社会，在国际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成为三大主要货币之一。
最新的好消息是第2X届世界杯预定将在中国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举行，总决赛在西安，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城市群和她自信的民众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新三驾马车：如何升级中国经济并从中获益
如何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就是重要思路，本文是对前一篇的更详尽的描绘，新的三驾马车更具有持续性和生产率，准备冲出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微弱的经济波动、捉摸不定的热钱和憧憬中的货币刺激方面了，当然市场历来只关注短期也很正常，但目前不可忽视的是中期的逻辑。研究显示，在中国重大的换届年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固定的政策步骤，差不多就是“三板斧”——反腐倡廉、治理整顿和规划设计。今年可以找到类似的模式，仍然都是些规定动作，当然其中也不乏新意。
在反腐方面，从改进政府作风反对浪费开始，也可能升级到后续的官员财产公示和抽查；而这次金融体系治理整顿的核心则是针对影子银行，目的是使得金融创新重新回到可以测度和监管的可控范围内，以免重蹈中国版次贷危机的覆辙，因为所有金融灾难的根源都是相同的——把钱借给了没有偿还能力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这次的改革规划有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表达——顶层设计。上一轮的关键设计要回溯到1992—1994年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奠定了接下来20年繁荣的基础。这次情况则更复杂，利益也更多元和顽固，不过我们仍然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最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上述三个步骤都十分重要，但都还不过是些热身动作。然后呢？
然后是继续推动增长，十八大给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仍然是中国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没有可持续的增长，一切都是白扯。因此从GDP构成的需求端来看，升级三驾马车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深度城市化
如何升级投资引擎呢？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深度城市化将替代原来的半城市化成为新一轮增长的抓手，老版本GDP锦标赛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是县竞争制度，参赛队员太多，必须升级为城市群之间的竞赛。
第一线的城市群是沿海的三个大三角洲，三个超级城市群可以筹划在原来泛三角洲城市联席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城市群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辖区内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类似标准的公共服务。产业方面，主要布局先进制造、研发与创新以及生产型服务业，例如长三角是围绕着上海的大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虹桥枢纽及生产型服务业中心，世博园及创新创意基地，迪士尼及生活型服务业片区展开。而相应的新兴产业制造中心、配套产业园区、转口物流区以及居住、休闲、养老区则分布在一小时生活圈内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及周边大量的卫星城镇中，由于更集约和有效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这三个超级城市群未来可能会容纳接近6亿人口，这给包括光网、排水及水处理、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智能交通、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信息化产业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