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原有三百余篇，后经刘向校阅整理，编定为32篇，取名《孙卿新书》。到了唐代中叶，一个叫杨惊的人把《孙卿新书》分为三卷，重新编排，加以注释，定名为《荀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荀子》，就是杨惊所编定的。《荀子》一书，大部分为荀子亲笔所著，少部分为他的弟子记录整理，我们研究荀子思想也主要以其为基础。
《荀子》一书，内容丰富，其中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教育、科技、历史、文艺，无不思虑精湛、蹊径独辟。荀子治学严谨，识力卓著，综合百家，既师法有源，又不抱残守缺，规模宏浩，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个为诸子百家划句号的人。
荀子学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批判精神。《非十二子》是批判诸子的名篇，《不苟》、《解蔽》、《儒效》、《富国》、《王霸》、《天论》、《正论》、《乐论》等篇，锋芒所向，如秋风过林、摧枯拉朽。凡此种种批判，鞭辟入里，尖锐中肯，取其精华，讽其糟粕，扬长弃短，可以说，荀子对诸子的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荀子学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求实精神。当时百家争鸣，诸子偏重言辩辞利、不务其实，“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正名》），或“用名以乱名”，或“用实以乱名”，或“用名以乱实”。总之，就是歪曲事实、名实不符。荀子用他那勇毅、坚定而犀利的笔调，大力提倡“课以名实相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所以，荀子的文章绝少浮气华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着边际的玄思，不得要领的论辩，不可考查的言语，统统为荀子所唾弃。
荀子的文章中，主要阐明了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荀子否定了天命论，肯定了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决不讳言人的丑陋。他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人，他的矛头直指人性中最肮脏、最黑暗的部分。他认为，人性被恶，生来就好利、好色、好嫉妒，如不加以克制，任其发展，就会产生争夺、淫乱乃至危及整个社会秩序。“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丑恶的，所以善，那不过是人为的结果。而孟子则说人性本善，荀子一次次地批判道：“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性伪之分者也。”（《性恶》）在他看来，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加以区分，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从而也就看不到教化的作用。荀子所认为的善，则是一切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仪制度，但这是人性中所没有的。为了把人由恶引向善，就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进行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引导。荀子打了个比方：弯曲的木头必须修整才能挺直，钝刀必须磨砺才会锋利。没有原始材料，礼仪道德就没有加工的对象；没有礼仪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也就不能自行变得完满美好。
人性本恶是荀子全部学说的基础。它彻底打破了天赋的道德观念，否定了先天良知的存在，提出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主张，从而为礼义、道德、君师、修炼等对于人的重要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尧舜与桀跖天性一样，可前者是圣人，后者是小人，所以，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
人当自救，荀子在人性上强调人为的力量，这与他否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力无边的天神存在有关，人不但可以驾驭自己，而且还可以战胜自然，体现了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荀子“性恶”解读
人性究竟指什么，本善还是本恶？几千年来让中外贤哲争论不休。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社会制度。
最早提出人性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圣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并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明确回答人性是善，还是恶。所谓“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都未明说。孔夫子到底是大圣人，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谈得很少，也不轻率武断地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抱怨他：“夫子之言性也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正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处，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探讨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要算战国中期的孟轲。他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对孔子极为敬重，曾明确表态：“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看作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地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也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孟子也没作出严谨的论述。因此，他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就深恶痛绝，曾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对君主不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尊长；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
对于孟子的“性善”主张，荀子不同意了，他第一个站出来提出了人性本恶的主张。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与前人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夕”，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就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善”从那里来呢？荀子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那么，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在他看来：凡人都是好色贪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在荀子看来就是人性中的恶在作怪。也是这个原因，那些人类中的有识之士，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来约束人性中的丑恶表露。所以才出现了“法治社会”。
荀子不仅提出了“性恶说”，还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司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由于时代的限制，荀子“人性恶”的观点，也不正确。其错误与孟子一样，都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属性相混淆了。“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扩大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时，其行为才称得上恶。简单说就是：人性之自私自利、憎丑爱美，本身并非是恶，放纵人性使之妨害了他人才是恶。荀子所说的人性恶，实际上是指人性如没有受到限制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但他误把人性的自私自利当成了恶。这就等于把洪水泛滥当成了水性本身。水不受控制可能导致水灾，但我们不能认为水性本恶，更不能灭绝水源；没有了水，自然界便没有了生机，而正确的做法可以修堤建筑，把水限制起来。人性不受制约，人也可能犯罪作恶，同理，我们也不能不据此认为人性本恶，更不能去灭绝人性；没有了人性，个人会失去生机，人类便失去动力，则社会不会进步，历史不会发展。如果不把人性与恶的关系搞清楚，“人性恶”的观点很容易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会造成两种恶果：一是否定人性，有戒欲、绝欲之嫌。导致如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二是否认自私的正当性。人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幸福，而另一些人一生却总是痛苦？自从人类开始认识自己以来，人们思考最多的就是命运。命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事物，命运又是所有人最关注的事物。然而，早在几千年前，圣哲荀子就以其睿智的思想告诉了我们，命运不是由神来安排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