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一
没有人记得那个小脏孩了。
三十二年前，小脏孩跟在二姐的屁股后边，一步一步向田野走去。那是八月的黄昏，秋阳浸染在西天的霞彩中，“叫吱吱，”点墨一样在天边舞着，穿枣花布衫的乡下二姐大人似的前边走，细细的身量拖着长长的影儿，影儿是斜的，荡着一窝一窝的热土。
小脏孩走在斜斜的影子里，晃晃的像个跟屁虫。
走在乡村的土路上，夕阳中的绿色显得很遥远，很灿烂，一片一片地透着浓重。不断有村人从浓重处钻出来，喝着老牛，扛着锄头，背着沉甸甸的草筐仄上黄黄的村路。遇上了，就有村人野野地喊：“妮，谁？！”二姐大人样地说：“城里俺姑家的……”而后仄回头，闪一眼给小脏孩，“叫舅哩。”小脏孩羞羞地低下头，扭扭地蹭着脚下的暄土，不吭。二姐又大人样地说：“认生。”村人疑惑地望着小脏孩，上下打量了，说：“不像城里人……”
那时，小脏孩就是一个小要饭的。他赤肚肚儿穿一小裤头，很黑，很瘦，一身肋巴骨，还拖着长长的鼻涕。他八岁了，在城里上小学一年级，饿得不像城里人。他来乡下就是为了总也填不饱的肚子。
那会儿，乡下正吃大食堂呢，家里连口铁锅都没有，日子也紧巴。二姐看他来了，就说：“上地吧，上地。”
就这样，二姐把他领到田野里去了。在夕烧的霞辉里，平着脚走过青青的豆地，走过蔓蔓的红薯地，钻进了茂密的玉米田。
天光渐渐暗了，那绿更显得浓，眼前是绿，身后是绿，一重一重的绿，绿里弥漫着一股甜腻腻的腥气，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钻着钻着，小脏孩就蒙了。他怯怯地说：“姐，我头晕。”二姐的细腿磕打着玉米叶，“唰唰”地往前走，走得很快。小脏孩拽住了姐的衣裳，无力地重复说：“姐，我头晕。”二姐扭过脸来，诧异地望着小脏孩。小脏孩身子晃晃的，眼里泛着豆绿色的死光，喃喃地说：
“晕，我头晕。”姐望着他，一会儿，慌慌地说：“你坐下，坐下吧。”
小脏孩软软地坐下了，身子斜靠在玉米棵儿上。二姐独自一人去了。片刻，她又匆匆回来，说：“你别动，你可别动。”、小脏孩就不动。他的屁股硌在一条埂上，硌得很不舒服，却仍旧不敢动，只慢慢地往下出溜，出溜着出溜着就躺下了，傻睁着一双豆绿色的眼睛。
二姐走了，先是还能听到“沙拉、沙拉”的响声，继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片死静。透过玉米叶的小缝儿，能看到西天里那淡淡的红烧，红烧残燃着，点点碎去，一片一片地灰，就有恐惧慢慢游上来，一点一点地蜇人的心。而后就听到小虫的鸣叫，这儿一声，那儿一声，似很遥远，又仿佛很贴近，总也捉不住。身边有软软的东西爬过去，一摸，是豆虫，忙松了手大喊：“姐，姐……”终于，远远地有了响动，小脏孩忙仄头去看，却没有人。小脏孩哭了，泪水洒在湿热的玉米田里。
暮野四合，天灰下来了，风呜呜地响着，周围像有千军万马在动。二姐已去了很久，老不见回来。小脏孩心里害怕，很想动动，却又不敢动。他顺着田垅往前爬了一段，又赶忙爬回来，坐回印着两小半屁股的土窝里。多年后，他仍然记着那印着两瓣小屁股的土窝。他坐在温热的土窝里不敢动，却狠命地骂二姐，一遍一遍地骂，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她！就那么咒着咒着，忽然，一个沉重的布袋倒在他的身旁，接着又是“咣”的一声，撂在地上的是一把小铲。
二姐回来了。
二姐突兀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身汗湿，鼻孔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两只小辫多多地披散开去，像个小疯子似的。他狠狠地剜了二姐一眼，转过头去赌气。二姐说：“你饿了吧？”他的确饿了，饿得想吃人，可他不吭。二姐蹲下身，随手拿过小铲，很快在地上挖了个土窖，那土窖四四方方的，分上下两层，还留出一个出烟的小道儿。而后她从身边拖出一小捆柴草，又摸摸索索地掏出一盒火柴，接着，一块块红薯、嫩玉米从她身后的袋子里跳出来，又被一个个摆在火窖里，四周偎上土……小脏孩呆呆地望着二姐。他不知柴草是从哪儿捡来的，也不知那些馋人的红薯、嫩玉米又是怎样扒来的，更料不到二姐竟还带着火柴。只见二姐的手在动，很神奇很灵巧地动，一切就像在梦中。他不再恨二姐了。
夜完全黑下来了。风从玉米田上空刮过去，大地便有些许摇动，在摇动中玉米缨缨上那粉色的长须晃着点点丝丝的银白，看上去就像老人的胡须。再看就像是很多很多银须飘逸的老人站在周围，默默地述说着什么，叫人心悸。渐渐，土窖里的火燃起来了。冒着黑烟的土窖里飘出一朵朵蓝色的小火苗儿，火苗儿窜动着，送出一缕缕暖意也送出一丝丝诱人的熟香……二姐的手像黑蝴蝶似的在火苗儿中闪动着，一会儿翻翻这块儿，一会儿又捏捏那块儿，嘴里“咝咝”地吹着，总说：“不熟呢，还不熟呢。”说了，就又去捏。捏着捏着就翻出一块儿来，说：“吃吧。”小脏孩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地吃，真香啊！二姐就看着他吃，吃了一块，又递一块……二姐盘膝坐在窖火边，脸儿被窖火映得红扑扑的，两眼亮亮地怔着，手却不停地在火窖上跳动。直到窖里空了，她才说：“还饿么？”小脏孩不吭，直望那火窖，盼着还能翻出一块来。于是二姐笑了，把窖里的灰扒出来，摆上柴草、红薯、嫩玉米，再烧……
第二窖又吃完了。二姐望着他说：“小猪，真是个小猪！饱了么？”他拍拍圆圆的肚儿，不好意思地笑了。二姐站起身，用脚把土窖封上，又用力踩了踩，直到火星儿熄了，才说：“走吧。”二姐拽着他在墨海一样的田野里蹿动，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她停住了，只听得周围一片“哗啦、哗啦”的响动……一会儿她又不见了，像是化进了无边的黑夜，化进了叶叶蔓蔓的庄稼地。
四周只有风声虫鸣，茫然四顾，叫人胆战心惊。倏尔，她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精灵似的伸出一只手，拽着他又走。他就像瞎子一样跟着二姐走。当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地头的时候，二姐手里的小布袋又满了。里边鼓鼓囊囊地装满了红薯和嫩玉米。二姐擦一把脸上的汗，喘喘地说：“带回去，给家人带回去吧。”
夜很恐怖，远处有鬼火一闪一闪地晃着，周围总像有什么在动，黑黑的一条，“哧溜”就不见了。回城还有二十五里夜路要走，他怯。怯了又不说，就懦懦地站着，望二姐的脸。二姐说：
“我送你。走吧，我送你。”
二姐扛着小布袋头前走，小脏孩在后边紧紧相跟着，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走在树林里。那一踏一踏的步子都踩在二姐的喘息上，那喘声叫人心定。二姐知道他怕，就说：“你看你看，北斗星出来了，那是个勺子，记住那勺子就不会迷路了。”小脏孩抬头去看，夜很浓，天上碎着几颗钉子一样的星星。他不知哪颗是北斗，也找不到勺子，不过心里不那么慌了。走着走着，二姐又说：
“要是有人在后边拍你，你别回头，那是‘皮大狐’，你不理它，它不害你。”过一会儿，二姐还说：“要是遇上‘鬼打墙’，你就朝地上吐唾沫，呸他！你呸他，他就放你走了。”那会儿，二姐的话仿佛来自天穹，既遥远又神秘，两双小脚丫的行进声一踏一踏的，碎那无边的夜。
过了黑集，就是官道了。站在大路沿上，二姐喘口气说：“这就不用怕了。”可小脏孩还是不吭，他知道，前边还要过“八柏冢”呢！路边上有一个山样的坟丘，坟上有八棵参天古柏，柏树上有黑鸦鸦的“老鸹”……听姥姥说，这坟里埋着八位古人。又听姥姥说，坟上的柏树有几百年了，树上有精气。还说，有一天，一位贪财的乡人去砍坟上的柏树，斧子掉下来，却把自己的腿砍断了……白天路过时，他就很怕。夜里更怕。二姐看着他，说：“我再送送。”于是，二姐又扛着布袋往前走。远远地望见那八棵黑森森的柏树了，小脏孩的身子抖了，二姐的身子也抖了，可二姐却拽住他的手说：“别怕。胆儿是撑出来的，撑着，就不怕了。”
就这样，二姐一直把小脏孩送到城边上。待眼前灯火一片的时候，二姐说：“兄弟，回去吧。”这时，小脏孩才突然发现，姐也还小呢，她才十二岁。她要独自一人去摸那吓人的夜路，要过“八柏冢”，过那一片一片的坟地……小脏孩嘴干了，喃喃地叫了一声：“姐……”二姐默默地把小布袋放到他的肩头上。二姐已背了那么远了，现在把布袋交给了他，他立时感到了沉重。于是，在八岁那年他就知道了什么叫重负。那是二姐交给他的，他一生都背着……
多年后，那小脏孩当了作家，没人知道那小脏孩了。可他自己知道，是二姐带他走向田野的。
“center”二
我的记忆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记不住二姐的面目。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我记不清二姐的面目了。二姐长得不丑，在记忆里，二姐的面相总是模糊的。每当想起二姐，脑海里就浮现出一片静静的乡野：那或是春日里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土路上印着小小脚丫和牛蹄的踏痕，踏痕一瓣一瓣地碎着，就像大地的图章，图章上刻着落日的余晖和割草的孩子摇摇的身影儿；那或是夏日正午的麦场，麦场上兀立着一座座高高的麦垛，场光光的，垛圆圆的，雀儿打着旋儿飞绕，啄那新熟的籽。烈日像火镜一般照在金灿灿的垛上，映出一顶顶草帽来，草帽有新的，也有旧的；那或是秋日霜后的柿树林，柿叶一片片飘落在地上，小风溜过，掀起一阵红染的“沙沙”，枝桠上的柿子红灯笼似的悬着，间或有“噗噗”一两声，就有熟透的柿子落在地上，血一样绽放；那或是冬日里漫向旷野的寒冷，大地默默地横躺着，瑟缩着扫荡后的疲惫，沟壑里，田埂上，却依然散着农人忙碌的痕迹：深深的脚窝，戳在地上的粪叉洞儿，弯弯曲曲的车辙……
然而，怎么就记不清二姐的面目呢……
二姐是个聋子。
二姐一岁没爹，两岁没娘，三岁发高烧，就烧成了一个聋子。
二姐的爹，也就是小脏孩的舅舅，死得很蹊跷。他被人打死在离村七里的沟里，头上有一个鲜艳的红洞，那洞里竟填着一颗产地遥远的美国子弹。美国人到处支援，终于支援到了舅舅的头上，叫二姐没有了爹。对于舅舅的死，乡人有许多传说。有说是土匪图财害命，有说是狗咬狗，也有的说是勾奸夫杀本夫……反正二姐没有爹了。
二姐的爹一死，二姐的娘就主动要求改嫁。按姥姥的意思，想让她活活熬下去，把孩子拉扯大。可她执意要走。她还年轻呢，才二十来岁，长得鲜艳。虽然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亲生肉肉儿，她还是想过那有男人的日月。后来姥姥看拦不住了，就跟她讨价还价。姥姥说：“进门来俺待你不薄，你要走俺也不拦你。这样行不行，孩子小，怕养不活，你再给孩子吃一年奶，到一年头上，俺套车送你。”二姐的娘不说话，把身子扭过去了。姥姥“扑通”往地上一跪，说：“半年，半年中不中？”二姐的娘还是不说话。
姥姥再没说什么，默默地站起身，眼一闭，说：“你去吧，把孩子放下。”二姐的娘就收拾收拾去了。她走到门口，不知怎地心里一软，勾回头说：“我再给孩子吃口奶吧。”姥姥硬硬地说：“不用，你走吧。”
当天晚上，二姐就嚼起了姥姥的瞎奶，嚼着嚼着就哭起来了，烈哭。姥姥自然咒那黑心女人。二姐哭了一夜，她就陪着咒了一夜。二姐夜夜哭，她就夜夜咒，咒语十分毒辣。然而，二姐的娘改嫁后仍活得十分鲜艳。
这都是母亲说的，母亲说老天爷不睁眼。母亲也咒，母亲说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二姐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姥姥那没牙的嘴先把干干的饼子嚼一遍，然后用粗黑的手指抿到二姐的嘴里，直到二姐长出满口小牙……多年后，二姐成家立业，曾提着点心去看过她的亲娘。亲娘抱住她就哭起来，边哭边说：“闺女呀，我哩亲闺女呀！娘想死你了……”不料，二姐站起就走，以后再没去过。
二姐三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一连烧了五天五夜。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姥姥一直守候着她的亲孙女，能使的偏方都试过了，该请的乡，医也请了，可小人儿还是昏迷不醒。眼看那小脸烧得像火炭一样，身子一抽一抽的，站在一旁的姥爷叹口气，说：“人不成了，拿谷草吧。”
按乡间习俗，姥爷正要拿谷草裹着埋人的时候，却被姥姥拦住了。姥姥歪着小脚一蹦一蹦地蹿了出去，站在院子里，仰望沉沉夜空，眼含热泪高声喊道：“妮——回来吧！”那一声如泣如诉，神鬼皆惊，姥爷禁不住在屋里应道：“——回来啦！”
就这样，姥姥走着喊着，喊着走着，一步步，一声声，从村里，到村外，而后面对那闪着星星鬼火的广袤旷野哀哀地唤道：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姥姥在外边一声声唤着，姥爷在家里一声声应着。那呼唤有多凄婉，那回应就有多苍凉；那呼唤有多执著，那回应就有多悲壮。这是一个天地人神均不得安宁的夜晚，两位老人泣血般的声声呼唤合奏着一部悲愤激越的招魂曲。那招魂曲越过农舍，越过旷野，越过茫茫夜空，越过沉沉大地，响彻九天云外，生生架住了迫近的死神……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天亮时，二姐终于睁开了眼，她活过来了。二姐大难不死，却烧成了一个小聋子。
听母亲说，二姐开初还不太聋，大声说话她是能听见的。七岁时，她还上过两年小学。她上学很用功，上课时两眼瞪得圆圆的，连个闪也不打。忽然有一日，她很晚了还没有回来。姥姥到学校去找她，却见她一人独独地蹲在墙角里，头一下一下地往墙上撞！姥姥远远地叫：“妮，妮……”她也不吭。待姥姥走近了，她赶忙擦擦眼里的泪，说：“奶，回去吧。”姥姥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后来才知道，那天在课堂上，二姐被老师揪了出来，让她念拼音。老师说：“东。”她便念：“风。”老师再念：“东！”她又念：“风”……
二姐不再上学了。那天夜里，二姐哭着说：“奶，我听不见……”姥姥伤心地摸着她的头说：“妮，命苦哇。”二姐又说：
“奶，我听不见可咋办呢？”姥姥流着泪说：“妮，这学咱不上了。我养着你……”
可是，七天之后，二姐却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吃惊的事。
那是黄昏时分，回村的人们全都怔怔地站在村口的路上，注视着西边那块染遍霞辉的谷地。在金红色的谷地里，只见一个毛茸茸金灿灿的草垛随风滚动，那草垛有一人多高，一会儿亮了，一会儿又暗了，一会儿摇摇地晃来，一会儿又坠坠地沉去……村人越聚越多，全都慌了神。老人说：“精气！那是精气，草成精了！”
然而，那成了“精气”的草垛却缓缓地朝村子滚来。近了，又近了。当那草垛临近村口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下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头，一张乏极了的小脸，那便是二姐，正是二姐的细麻秆腿支撑着那个大草垛！
老天哪，她是怎么背回来的呢？她才九岁呀！一个小小的妮子，怎么会呢？
村人都说，这妮不是人。
“center”三
二姐真不是人么？我不敢这样说。可我总觉得二姐是有神性的。不然，我怎会记不起她的面目呢？
要知道，我从八岁起就跟二姐在乡下野，野了许多年哪。那时候，为了一张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乡下来。每次来，二姐都站在离村口远远的大路上等我。是的，我记住了那座石桥，也记住了二姐穿在身上的枣花布衫。我常常把那件枣花布衫当作乡村的旗帜，远远地望见了，就急煎煎地向它奔去。它也仿佛具有某种灵性，老远老远，就听见它说：兄弟，你回来啦，兄弟。
二姐的枣花布衫在田野里是会转色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红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紫的，有时候它是黄的，有时候它又是绿的。在夕阳下它是金红的，人也仿佛融进了金红色的大地；在荞麦地里它是紫的，人一进去就不见了影儿；在油菜地里它是黄的，人像是化在了灿灿的粉黄中；在玉米田里它又是绿色的，走着走着，倏尔就寻不到了。所以，田野里总响着我声声急切的呼唤：“二姐，二姐——”
我似乎是记住了二姐的手。二姐的手并不鲜嫩，手指也不纤细，那是很粗很涩的一双手，摸上去像锯齿一样。每当这双手牵着我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草香。那草香一日日伴着我，久久后，熏得我也有了一点点灵气，以至于多年后我仍然认得什么是“马屎菜”，什么叫“面条棵儿”，什么是“芨芨菜”，什么是“狗尾巴草”。至于哪种是能吃的“苦瓜蛋儿”，哪种是“甜哑巴秆儿”，那是一看便能认出的。
乡村是手的世界。我很难说清这双手的魔力。跟二姐在田野里野的时候，我知道这双手出奇地快，出奇地灵巧。先说割草吧，乡村最美妙的音乐就是割草，那“嚓嚓，嚓嚓嚓”的声响让人心醉。那是生命的音乐。那音乐奏起的一刹那间天还是灰的，东方仅露出淡淡的一线红；继而滚滚的一轮红日升起，一竿两竿地跃动，渐渐就钉在了中天，送大地一片泛着七彩光色的气浪；然后慢慢西移、下沉，烧一天胭脂的红……直到那一线灰红消去的时候，乐声才止。二姐十二岁就是劳力了，凭着这双手，二姐挣的工分抵得上两个壮汉。
我还知道二姐的指纹，二姐手上有九个“斗”。乡人说，九“斗”一“簸箕”是福相，可二姐的福在哪里呢？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那锯条样的小手指一顿饭的工夫就能编出十个好看的蝈蝈笼子。当然还有两层楼的，那要慢一些。二姐编的蝈蝈笼使我从小就有了一点点商品意识。编好了笼子，二姐就带我去地里抓蝈蝈，那是一抓一个准。抓住了，二姐就问我：“叫了么？”我欢欢地说：“叫了！”二姐说：“只有母蝈蝈才叫，公蝈蝈不会叫。”于是我就把装了母蝈蝈的笼子带回城去，拿到学校门口跟同学们换蒸馍吃。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二姐原是听不见蝈蝈叫的……
那时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着她我尝遍了乡间的野果。即使在光秃秃的冬天里，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营造的“搬仓洞”里刨出一捧花生来！可这双手平素却是专拣黑馍馍吃的。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乡间的女人，似乎都长了一双拿黑馍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岁，又是姥爷姥姥极疼爱的孙女，为什么就不能拿白馍呢？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
我痛骂过自己，似乎不应该这样“肢解”二姐。二姐施惠于我，我凭什么“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许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后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姐肩头上那块补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块蓝色的补丁，布是半成新，针脚很细，细得让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难忘的是那补丁上还绣着一朵花，是“牛屎饼花”。这是名字最难听的花，却是乡村里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乡人的院子里，种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饼花”。这种花的香气很淡，在风中细品才能捉到，但这种花的香气最久，即使干枯了，也有丝丝缕缕余香不散。后来二姐那绣在补丁上的“牛屎饼花”磨去了，只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
从二姐的肩头望过去，还时常能看到邻村的一块坡地，坡地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汉子。在夏日的黄昏，那汉子总是野野的光着脊梁，远远看上去热腾腾的。间或拄着一张锄，就那么斜斜地站着，身上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亮亮的，像黑缎一样。开初我不明白，后来总见二姐就那么站着，即使背着草捆的时候，她也那么站着，痴痴地朝西边望。而西边坡地上的汉子，也常常那样站着，久了，就见他也朝这边望。那一瞬间，二姐就把头勾下去了，而后耸一耸背上的草捆，又慢慢、慢慢地抬起头……那坡地并不遥远，却没见谁走过去或走过来，就那么仅仅望着，望着。有时候，就见那年轻的后生在坡地里犁田，犁着犁着就打起牲口来。
那鞭儿炸炸地响着，人也一蹿一蹿地骂，骂声十分地响亮。于是，我拽起割草的二姐朝那边看。看着看着，那汉子就不再打牲口了，重又规规矩矩地犁田，鞭儿悠悠地晃着，在坡上一行一行地走。收工时，天地都静了，又见二姐朝那边望，他朝这边望，就那么默默无言地相互望着……
这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有色彩的部分了。在那个夏天里，二姐的脸总是很生动地朝着西边，与那年轻的汉子无言地相望。
没有见谁说过一句话。我曾一再倒放记忆的胶片，是的，他们没有说过话，连一声吆喝都没有。后来那汉子就不再来了，坡地上空空的。可二姐还是朝西边坡地里望，一日又一日，无论风天还是雨天，二姐总在望，默默地，默默地……
终于有一天，二姐带我穿过了那块坡地。那是秋后时节，坡地里的芝麻一片一片地开着小朵的白花，香气十分浓郁。可二姐并没有在那块坡地里停下，她仅仅是看了一眼，就又往前走，身子摇摇的。穿过高粱地，又穿过玉米田，也不知走了多久，抬起眼来，已经站在了坟地里。那是一块极大的坟地，坟地里最显眼的是一座潮湿的新坟。二姐就在那座新坟前站住了。
二姐站住了，我的记忆也“站”住了。只记得二姐留在坟地里的脚窝很深，五个脚趾的印痕深深地扣进地里，那印痕一圈一圈地绕着新坟，就像在地上镌刻一个巨大的花环……
这就是二姐的秘密。二姐一生中就这么一件秘密。
记得那是雨后的黄昏，在回去的路上，我要二姐带我去捉蜻蜓，二姐就带我去场里捉蜻蜓。空气湿湿的，地也湿湿的。蜻蜓在空中一群一群地飞，忽一下高了，忽一下又低了，那薄薄的羽翼在晚霞中折射出七彩的神光，旋得十分好看。我拿着场里的木锨去扑，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扑不着。急了，我就喊：“姐，姐……”
二姐干什么都帮我。可那一次二姐没有帮我，我记得二姐没有帮我。她站在场院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看着蜻蜓飞。蜻蜓飞来了，又飞去了，亮着黑黑的头，摇着薄薄的羽，一双双，一对对，在她身边打着旋儿。有一只蜻蜓竟然停在二姐的肩上，二姐还是不动，愣愣的。我跑过去扑，却见二姐的嘴在动，二姐说：
“丁丁（蜻蜓）比人好。”
蜻蜓飞了，飞得很高很高。我听见二姐说：“丁丁（蜻蜓）比人好。”
“center”四
二姐十八岁定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量。母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按母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
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布料是当时很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工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姐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得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假，唯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王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
“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床上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于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定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嗞啰、嗞啰”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上总绣着一只黑蜻蜓。那蜻蜓用黑丝线绣成，翅儿乍乍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而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
二姐就“嗞啰、嗞啰”地纳鞋底，纳着纳着就拿出一双新做的鞋子让他试，试了，看看合脚，二姐就说：“穿着走吧。”而后，二姐趁姥姥出去的工夫，偷偷地说：“别再借人家的衣裳穿了，别再借了……”
姐夫脸就红了，红得像新染的布。于是那借来的新蓝衣裳穿在身上就显得格外别扭。那天他刚好借的是一条侧开口的女式裤子。
后来姐夫再来时穿的自然破旧，肩头总是烂着，那神色倒显得自然了。来了，二姐待他更显得亲切，一进门就打水让他洗。
临走，总要给他缝一缝衣服。那时，二姐让他坐着，嘴里咬一节避灾的秫秸，就蹲着一针一针地为他缝，就像缝着未来的日子。
记得二姐出嫁前曾到邻村那汉子的坟上去看过。坟荒了，坟上爬满了萋萋荒草。二姐就蹲下来拔那荒草，留下了一圈密匝匝的脚印。似乎没有哀怨和痛苦，拔了荒草，她就去了。不像城里人，有很多的缠绵。
二姐是阴历九月初八出嫁的。那天，为了抢“好儿”，画匠王迎亲的马车四更天就来了。喜庆的日子，二姐自然是穿了一身红，红棉袄，红棉裤，头上还系了一条红披巾。待一阵鞭炮响过，二姐跪在姥姥面前磕了一个头，就挺挺地上了那围着红圈席的马车。
不料，五更天起了大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好那赶马车的老汉眼不济，过小桥的时候，赶着赶着就把马车赶到河里去了。只听得“咕咚”一声，二姐已坐在河里了！送亲的三嫂忙把二姐从齐腰的河水里拉出来，接着就破口大骂：
“画匠王的人都死绝了吗？派这么一个瞎眼驴！大喜的日子，把人赶到河里，这不晦气吗？！不去了，不去了！叫人给画匠王捎信儿，重置衣裳重派车，单的棉的一件不能少，少一件也不去！”
迎亲的画匠王村人全都傻了，谁也不敢吭声。那赶车的老汉是姐夫的本家叔，见办了这等窝囊事，竟咧着大嘴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老脸：“老没材料哇……”
众人忙给三嫂赔不是，连连求情。三嫂一口咬定：“不中！大喜的日子，妮一辈子就这一回，这算啥？！”
二姐苦苦地笑了，说：“算了，谁也不怨，这就去吧。”
三嫂说：“妮，这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呀……”
二姐说：“既没坐马车的命，就不坐了。三嫂，咱……”
三嫂说：“妮，死妮，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老丢人哪！”
二姐不再说了，就默默地往前走。三嫂在后边喊：“妮，妮，这就去么？你就这么去……”
天大亮了。二姐头前走着，身后散散地跟着一群垂头丧气的画匠王村人。没有鼓乐，也没有鞭炮，二姐就这么步行去了。
她穿着那身湿漉漉的红衣裳，红衣裳在凉凉的晨风中张扬着，像是生命的旗帜，在漫漫黄土路上行进着，很孤独地飘扬。
后来，那赶车的老汉流着泪对三嫂说：“侄媳妇明大义呀！”
“center”五
姥姥去世的时候，二姐已经嫁过去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姐就差姐夫来看一看姥姥。那时姥姥已来城里住了。姐夫每次来从没空过手，或是一兜鸡蛋，十斤白面；或是一包点心，二斤芝麻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可拿，就烙几块油馍兜着。姐夫来了，姥姥总要问：“妮咋不来？”姐夫便说：“忙哪。”母亲说：“忙啥，地都净了，还忙啥？！”姐夫说：“白日里一摊子活计，夜里浇地呢。浇一夜两毛钱，她不舍那钱。”母亲气了，就说：“叫她来，没钱我给她！”可二姐还是没来。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了二姐。她跟姐夫上山拉煤去了，从城边路过却没有进城，硬是从城关绕过去。三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二姐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段枯枯的树干。
我不禁怔住了，赶忙拉她上家。她硬是不去，说：“兄弟，不去了。看俺这要饭花子样儿，丢大姑的人。”二姐还是走了。姐夫驾着车，二姐拉着襻绳，在暮色里，就见二姐背上那块地图样的黑色汗斑……
那是怎样的苦做呀！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人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夏天里二姐在地里割麦，曾经拼倒过八个精壮的汉子！别人割麦一人把六垅，她一人竟把十二垅，头一扎进地里就再也不出来了，就那么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无休无止地割下去。还听说她游过街，为养鸡游过街。人们让她在村街的碾盘上站着，她就站着，直直地站了一晌。可下了碾盘，她竟又去赊了十二个鸡娃娃。村干部说：“怎么还喂？！”她说：“还债哪，还债。”干部摇摇头，说她聋，也就罢了。
姥姥是腊月里过世的。姥姥临咽气前曾反复地叫着二姐的名字。母亲赶忙打发人去叫她。可是，待二姐赶到医院的时候，姥姥已经咽气了……
按照乡间的习俗，姥姥是送回故土安葬的。回到乡间的那天夜里，一家的亲戚都坐在姥姥的身边守灵。半夜时分，我熬不住就躺在姥姥的身边睡了。突然我听到了哭声！睁眼一看，“长明灯”忽悠忽悠的，竟是二姐在哭。二姐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家人都怔怔地望着她，只听母亲惊慌地说：“下来了，下来了！”
二姐“下”来了。二姐盘膝正襟端坐在姥姥的灵前，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忽然就说起话来。二姐竟用老人那种庄严、肃穆的口吻，像“先人”一样地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慑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母亲一向胆大，可这会儿也蒙了，只是呆呆地听……直到鸡叫的时候，二姐说：“我走了。”于是，“先人”就走了。
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那晚的印象，因此我无法说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虽然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是老祖爷的魂儿扑到二姐身上了。可老祖爷的魂儿为什么会扑在二姐身上呢？或许，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磁场，这磁场可以跨越阴间阳世，那“先人”的魂灵就借着二姐的躯壳返回阳世，借二姐的嘴传达出他的神性意旨？或许，是二姐过度的悲伤造成了精神的混乱，这混乱便产生出幻觉？
第二天，当人们纷纷议论二姐如何“下”来的时候，二姐却一切如旧，没有些微的神经失常。她先是坐在姥姥的遗体前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老人擦脸，极小心地把皱纹中的污痕拭去。而后又跪在姥姥跟前，把姥姥苍苍的白发重新梳理一遍，梳得很亮很亮，梳着梳着就有泪下来了。待入殓时，二姐就跪在一旁，一声声喊着：“奶，躲钉吧。奶，躲钉吧……”
母亲是极注重形式的，一切都按乡间的礼俗来办。可二姐比她更注重形式，“牢盆”上的“子孙孔”几乎全是她一个人钻的。
别人钻了，她总嫌不圆，还要再钻，直到一个个孔都圆了为止。
钻了“牢盆”，她又去糊“哀杖”，糊得极其认真。倏尔，她郑重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大姑，我给俺奶写（请）一班响器吧？”
母亲瞪她一眼，说：“咋，你老有钱？不写。”
二姐是很怕母亲的，可她却重复说：“大姑，我给俺奶写班响器。”
母亲说：“不写。”
为安葬姥姥，按乡间的礼俗，母亲已经请了一班响器了，就不想让她多花钱。况且，在那种时候，写一班响器已是很冒险了。
二姐没再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出去了。大约二姐很想做人，她在兜里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摸出钱来，就悄悄地把姐夫拉到一边，让他回去借，不准在这儿借。姐夫吭哧了一会儿，还是去了。
半晌，门外的国乐响起来了，不是一班，而是两班，二姐硬是花了三十块钱又请了一班，与母亲花钱请来的一班对吹！引了许多村人围着看。
姥姥的葬礼开始时，母亲与二姐为响器的事反目了。母亲怒冲冲地说：“谁让你叫的？谁让你叫的？一点儿话都不听……”
二姐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那沉默里含着强烈的倔强。姐夫缩缩地蹲在地上，更是不敢吭声。
下葬的时候，二姐趴在姥姥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去拉，她都不起来……
当天夜里，办过丧宴后，母亲沉着脸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二姐：“拿去吧。”二姐不接，说：“大姑，俺再穷，也是奶把俺养大的，写班响器都不该么？”众亲戚也劝道：“妮，拿住吧，你日子过得紧巴……”二姐还是不接。母亲气了，把钱摔在地上，站起就走。二姐默默地把钱拾起来，重又塞到我的兜里，硬是没有拿。
母亲是很固执的人，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裂痕。
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亲戚面前诉说二姐的不是，说她犟。后来，二姐生孩子的时候，差人送来“喜面”，可作为大姑的母亲，竟没有去！只打发妹妹送去了礼物。这在很重面子的母亲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情。
妹妹回来时，母亲问：“孩子胖么？”
妹妹说：“胖。”
“你姐身体好么？”
妹妹说：“脸蜡黄，可瘦。就那又下地干活了。”
母亲咬着牙说：“好得死吧！”
母亲愣了一会儿，又差妹妹送去了一篮鸡蛋。回来时，姐姐却又回了一篮子红柿。母亲看见那红柿就恨恨地骂道：“死妮子！”
此后，在母亲与二姐之间，这种“精神仗”打了许多年，可母亲似乎总也胜不了二姐。二姐一年四季都去给姥姥上坟。逢年过节，二姐总要割块肉到姥姥的坟上去祭。烧一把黄纸，磕几个头，总是很认真地说：“奶，今儿过节哩，拾钱吧。”在那个没有了亲人的村子里，姥姥的坟总是添得最大。
“center”六
我夜里时常做梦，梦里出现的总是那片灰蒙蒙的土地，土地上长着两株黑色的穗儿。在梦中我知道，那穗儿就是二姐的眼睛。醒来后我又觉得可笑，也许是我的记忆联想产生了错误。
记得童年时二姐曾带我去掐“麦佬”，二姐说：“那黑穗穗儿就是麦佬。”于是我记住了麦佬，却记不住二姐的眼睛……
二姐十年里只进过一趟城，那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腊月里结婚的。结婚时本应通知二姐，可母亲说，二姐的日子过得艰难，人又撑得极大，别再让她花钱了。于是就没有通知二姐。
谁知，腊月二十三，就在我结婚的前一天，二姐竟来了。这是二姐出嫁后第一次进城串亲戚。可以看出，二姐为进这趟城，曾经长时间地准备过。二姐是拉着架子车来的，车头上挤挤地坐着三个孩子，车里却赫然放着一扇猪肉。听姐夫说，得信儿晚了，来不及置办什么，二姐就连夜央人把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肥猪杀了。二姐的礼太重了，重得叫母亲无言。二姐站在母亲面前，笑着说：“大姑，我看你来了。”母亲却故意嗔着脸说：“看我干啥，我还没死哩，你别来看我。”二姐显然没听见母亲的话，就把孩子一个个扯到母亲面前，说：“叫姥姥。”三个孩子高高低低地在母亲面前排着，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们全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衣裳，连戴的帽子也是蓝的，一色的斜纹蓝，二姐和姐夫竟也穿着一身崭新的蓝。
这支蓝色的小队在接受母亲的目光的“检阅”。十年了，整整十年，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现在她来了，带着一个蓝色的小队……这不由使人想起十年前二姐相亲的那天晚上，来相亲的姐夫也是穿的一身蓝，然而那套“行头”却是借人家的，从上到下都是借的。这会儿二姐带来了自家的“蓝色”，那衣裳显然是一块布料剪出来的，一针一线都是二姐缝织的。为穿上这一身蓝，二姐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母亲也被这宣言般的“蓝色”镇住了。她的手摩挲着孩子的头，目光却望着二姐。二姐依旧很瘦，颜色黄黄的，但精神很好，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透着喜庆，只是额头上的皱纹太重了，一重一重的，鬓边竟有了白发！那笑也很疲倦，是硬撑出来的。
母亲把二姐拉到隔壁的房间里，大声说：“妮，别太撑了，别撑了！”
二姐说：“没称，自家用的，还用称么？”
母亲骂道：“死妮子呀，死妮子！”
二姐笑了：“大姑，到乡下住几天吧。我喂了十几只母鸡呢，天天给你打鸡蛋……”
母亲没话说了，叹了口气说：“多住几天吧，好好养养身子。”
二姐说：“老大上学了，二年级，叫钢蛋。老二叫铁蛋，也快了。小三叫平安，可能吃呢……”
母亲摇着头说：“怎么就聋成这样呢？”
二姐一拍手说：“兄弟媳妇呢？得叫我看看新媳妇呀！”
母亲大声说：“还能不让你看么？明儿就来了。”
二姐说：“忙呢，俺赶黑还回去哩。”
母亲发火了：“忙，忙，成天就你忙！忙就别来呀？！”
二姐笑笑，就又不吭了。
吃罢午饭，我把妻子叫来了。妻是城里长大的女人，城里长大的女人都有一种先天的优越。她进门是带着笑的，但我看出那是一种敷衍的笑，笑得很勉强，没有甜味。我介绍说：“这是乡下来的二姐……”
妻点点头，仍笑着，没有话。她平时话很多，这会儿却没有话。她的目光巡视了“蓝色小队”，那优越就暗暗从眼里溢出来。
是的，那蓝斜纹布在城里已不时兴了，她看到的是很土气的乡下人。可她哪里知道，那“蓝色”是二姐十年辛劳的宣言哪！
二姐一向待人亲热，她跑上来拉住妻的手说：“多好啊，高挑挑的，多好！”
妻的鼻子却微微地耸了一下，身子往后撑着，说：“你坐，你坐。”
二姐一点不觉，欢欢地说：“不忙。秋收了，麦种上了，光剩拉粪、捡烟这些零碎活儿了……”
妻子很勉强地说：“哦，哦……”
二姐说：“啥时到乡下去玩玩，恁一块去。我给恁擀豆面条，烙柿饼馍馍吃。”
妻子又应付说：“哦，哦。”
二姐说：“不麻烦，一点儿也不麻烦。”
我暗暗地捅了妻子一下，希望她能待二姐热情一些，二姐不是一般的亲戚……然而，妻子却突然贴近我的耳畔，悄悄说：“看见了么，她身上有虱，在衣领上爬呢！”
我没有吭声。我装着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继续跟二姐说话。一边说话一边逗小三玩，想借机转移妻子的注意力。
可是，妻子却以为我没有听见，那目光仍斜斜地望着二姐的衣领，一直跟踪下去。片刻，她又一次贴近我的耳边，急煎煎地小声说：“她身上有虱！”
我狠狠瞪了妻子一眼，仍旧不吭。二姐是很要面子的人，我不能让二姐看出来。妻子没下过乡，不知道乡下日月的艰辛，因此她很看重“虱子”，她不知道“虱子”是靠汗水来喂的。
城市女人的浅薄是无法想象的。妻子在我的暗示下虽然有所收敛，可她那游来游去的目光却不由得依然停在二姐的衣领上，看那匹“虱子”的蠕动……
我站起来。我站起来挡住了她的视线，以免使二姐难堪。
可妻就像得了心病似的，也跟着站了起来，嘴一张一张的。我说：“你走吧。”
终于，出门之后，她还是忍不住地说：“她身上有虱！晚上别让她在这儿住。”
我的头“轰”地一下大了，我很想给她一巴掌，狠狠地给她一巴掌！我知道城市女人一向都用肉体的眼睛看人，而从来不会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人，因此城市女人的眼里没有温情和体谅，更没有厚道和宽容，只有刻薄和挑剔。我不知道应该跟她说点什么。我很想说说二姐送来的猪肉，可她不会理解，她不知道在乡村里一扇猪肉意味着什么。我很想说说我的童年，告诉她我小时候就是很脏很脏的小脏孩，生满虱子的小脏孩，那时，我的每一条衣缝都是二姐用牙咬过的，因为虱子太多……
可我什么也没说，对“城市”我无以诉说。妻的心不坏，可她不懂，永远不懂。
二姐没有参加第二天的婚宴。她坚持说：“家里还忙呢。”执意要走。家里人都劝她留下来，母亲发了很大的脾气！好说歹说，总算把三个孩子留下了，可她和姐夫还是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钢蛋说：“俺妈说了，夜里不叫喝汤（吃晚饭）。”
母亲问：“为啥不叫喝汤（吃晚饭）？”
钢蛋说：“铁蛋、平安光尿床。妈说，城里姥姥家的床干净，尿上了要打屁股！”
母亲说：“吃吧，姥姥让吃，尿上了也不打屁股。”
可三个孩子竟不肯吃，硬是饿了一晚上。气得母亲直骂！
后来听街坊说，那晚二姐并没有走，她和姐夫趁晚上的工夫掏粪去了。他们是拉着满满一车粪回去的。
“center”七
我怀恋乡村里的点心匣子，那种摆在乡村集市上的马粪纸做成的点心匣子。
在乡村的集市上，每每会看到一群一群的乡下女人蹲在那儿卖点心。那点心匣子有浸了油的，也有没浸上油的，匣子上的封贴都很精彩。那时我自然就会想起二姐，就觉得二姐也在那儿蹲着，面前摆着花花绿绿的点心匣子，等人来买。是的，我记住了乡村里的点心匣子，却没有记住二姐的脸。
乡下人一般是不吃点心的，乡下人的点心都是串亲戚用的。
过节或逢会的时候，就见乡人一群一群地提着点心来串亲戚，那提来的点心必然是带匣的。乡下人买点心并不看重点心的质量，而是看匣子，只要匣子上的封贴是新的，匣子没油浸的痕迹，就买。买了还是串亲戚用，没有人吃，不舍得吃。亲戚家送来的点心，就一直搁房梁上挂着。那点心或许放了一年，或许放了半载，待有了出门的时光就再送到亲戚家去。也有的一送来就提到集市上卖了，卖的价自然很低，换一月的盐钱。还有的就这么一直串下去，点心匣子在一家一家的亲戚中转，转到最后，又转回来了，打开来看，点心早已风干，就只剩下了匣子。到了这时候，点心自然倒掉。匣子若还新，就还留着。在二姐家的房梁上就挂着这么一串点心匣子，匣子旁边是一个竹篮，竹篮里放的是点心，竹篮外面挂的是空匣子。匣子和点心分开放，是怕点心油了匣子。
二姐家的钢蛋十五岁的时候，偷吃过竹篮里的点心。那时他很好奇，很想尝尝点心是什么滋味，就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爬到梁上，把竹篮里的点心吃了。后来他说那点心是甜的，里边有小虫儿，小虫儿很香。
待二姐串亲戚的时候却发现点心没有了。她先把匣子取下来，一只只摆好，然后再装点心。可一取竹篮，就发现竹篮空了。
于是很火，亲戚也不串了，把孩子一个个叫过来审。
钢蛋说：“我没有吃。”
铁蛋说：“我没有吃。”
平安也说：“我没有吃。”
三个孩子都不承认，二姐就让他们在当院里跪下，老实说了才能站起来。二姐说那是一只“气死猫”篮子，“老鼠进不去，猫也够不着，不是你们馋嘴是谁？”
三个孩子在院里跪了一个时辰，跪着跪着平安哭起来了。
这时钢蛋说：“是我吃了。叫他们站起来吧，是我偷吃了。”
二姐气坏了，说：“你咋这么馋呢？就你大，就你不懂事。你不知这点心是串亲戚用的？在你老姥姥那儿，无论多金贵的东西，放一年，放十年，搁在眼皮底下我都不动，咋脱生个你？！打嘴！”
钢蛋就打自己的嘴。打了十下，把脸都打肿了。
二姐问：“记住了没有？”
钢蛋噙着泪说：“记住了。”
三年后，钢蛋当兵去了。临走那天，二姐知道钢蛋好吃点心，就背着铁蛋和平安把放点心的竹篮取下来让他吃。钢蛋没吃。钢蛋说，点心留着串亲戚用吧。钢蛋还说，等当兵回来，上北京捎几包好点心。那好点心不串亲戚，自家吃，让家里人好好尝尝……
就在钢蛋参军的第二年，县民政局的人突然到乡下来了。
县民政局的人提了五匣点心来到了二姐家，一进门就很客气地说：
“老嫂子，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一直没空来……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多批评吧。”
那会儿二姐才四十来岁，还不算老，可在公家人眼里已是很老很老了。二姐正在院里拾掇玉米呢，玉米刚从地里拉回来，就赶着剥，好挂起来晒，怕捂了。二姐看见公家人提着礼物来了，就慌慌地让他们上屋里坐。待民政局的人坐了，二姐一边剥着玉米，一边听他们说客气话。民政局的老马说：“老嫂子，王钢蛋同志在部队表现很好，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立了功呢……”
二姐就说：“别叫他回来，俺也不去搅扰他，叫他好好进步吧。”
老马说：“王钢蛋同志入伍第一年就当上了班长，一直是吃苦在前……”
二姐说：“不缺，家里啥也不缺，叫他别操心家里。咱庄户人没别的，有力，叫他别惜乎力。”
老马说：“王钢蛋同志一心为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二姐说：“可不，玉米还湿着呢，晒干了好交秋粮。这是玉米种，得单打单晒，金贵着呢。”
老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没话找话说：“老嫂子，今年、今年收成不赖吧？”
二姐手剥着玉米，眼一洒就落在点心匣上了。她说：“来就来了，还花那钱干啥。咋能让公家花钱哪……到底是城里点心，那匣多好！”
众人就看那点心匣子。看了，默然。片刻，老马从提包里拿出一套新军装，缓缓地说：“王钢蛋同志……”
二姐说：“这孩子，还叫人捎回来一套衣裳。不叫他挂家，他还挂家。真不主贵！恁拿去穿吧……”，老马愣住了，民政局的人也都愣住了，不知往下该怎么说才好，就默默地抽烟。抽了一会儿，老马嗫嚅道：“老嫂子，组织上……”
二姐说：“不怕恁笑话，俺缺人手，日子也紧巴一点儿，日子紧巴主要是想省钱盖房子。这会儿乡下说媳妇得先有房子。俺想趁他在队伍上的时候给他说房媳妇，在队伍上媳妇好说一点儿。这会儿先别给他说，等盖了房子再说。今年雨水大，烟没长好，乡下全靠这一季烟哩，要不就盖了……”
民政局的人不吭了，都望着二姐剥玉米的手，默默地盯着看。看了，就觉得不像人的手……而后又看自己的手，看了，就再没说什么。
后来民政局的人在地里找到了姐夫。姐夫在地里拉玉米呢，车装好了，就遇上了民政局的人。姐夫说：“来了？”
民政局的人勾着头说：“来了。”
往下就站着，默默地站着……姐夫就蹲在车杆下哭起来了，手捂着脸哭。
姐夫把那车玉米从地里拉回来天已黑透了。二姐帮他卸车，二姐说：“咋恁晚？天都黑透了。”
姐夫没吭声。他揉了揉眼，没吭声。
二姐又说：“县上的人来了，说钢蛋进步了，还拿了五匣点心……”
那晚，二姐吃得很多，姐夫吃得很少。二姐看看馍筐说：“累了？累了就早歇吧。”
姐夫就早歇了。二姐一个人坐下来剥玉米，一直剥到半夜。
半夜的时候，油灯忽悠了两下，灭了。二姐忽然就站了起来，站起就往外走。她怔怔地走出家门，走出院子，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夜很淡，大地灰蒙蒙的，月光像水一样泻在树上，撒一地斑斑驳驳的小白钱儿，二姐的脚跳跳地踩着小白钱儿走，走得很邪。
等姐夫从家里追出来的时候，就见二姐独自站在寂寂的旷野里，像疯了似的大声喊：
“钢蛋——！”
“钢蛋——！”
“钢蛋——！”
喊了，她又顺原路慢慢走回来。路上，依旧是踩着斑斑驳驳的小白钱儿走，跳跳的。回到家，又原样坐下来剥玉米，一直剥到天明……
次日，二姐好好的，一切如常，像是并不记得昨晚的事儿。
她看见民政局拿来的点心匣子油了，就赶忙拿到集市上去卖。
开初她打算一匣要一块钱，可在集市上蹲了半晌没人要。后来有人看了看匣子说：“油了，九毛吧？”二姐说：“新封新匣，你看看？”人家不看，摇摇头去了。又有人看了看，说：“八毛吧？”二姐说：“新封新匣呀！”人家比了个手势，说：“油了，你看油了。八毛吧？”二姐说：“你随意给。城里的点心，你随意给吧。”人家就掏了四块钱，提走了那五匣点心。
就在二姐卖点心的时候，姐夫被民政局的车接走了。
这时，村里人才知道钢蛋在边境上牺牲了。钢蛋虚岁十九，头年三月去当的兵，走时高高兴兴的。他才去了一年零六个月，就被越南人打死了。越南人用中国制造的冲锋枪射出了一颗美国子弹，钢蛋就牺牲了。
村人都说二姐没福，钢蛋刚能接住力就走了，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这事儿一直是瞒着二姐的。去集市上卖点心的时候，二姐见了人还说：“俺钢蛋进步了……”
却不料，年底的时候，那五匣卖了的点心竟又转回来了。二姐不记得是哪家亲戚送的，姐夫也记不得了。可二姐认得那匣，那匣上油了一块……
过罢年，二姐又提着那五匣点心到集市上去卖。她从早晨蹲到中午，竟没一个人问价。于是二姐又把点心提回来，挂在了房梁上……
后来姐夫进城来说了这事儿，说得母亲流了满脸泪。母亲说：“不能说，别给她说。这事儿太邪了，叫她进城来住几天吧。”
姐夫说：“忙呢。”母亲说：忙啥，叫她来。
姐夫回去说了，可二姐没有来。
“center”八
是呀，我怎会忘了那台织机呢？忘不了的，忘不了。
那年冬天，我到乡下去看了二姐。
我是在坯场里找到二姐的。家里没人，我就顺着村路转悠。
远远，就看见坯场里竖着一排一排的坯架，在坯架中间的空地上，有一个晃晃的人影在动。我不知道那是谁，也看不清那人的面目。待走近些，我看见那人正弯腰蹲在一大堆和好的稀泥前摔坯呢。那人的一张脸全被乱发遮住了，身上斑斑点点的全是泥巴，两条细腿杆儿一样戳在地上，朝天撅着一个土尘尘的屁股。腰像弹簧一样就那么一弯一直地很机械地动着。直到走到跟前，我才认清，那的确是二姐。只见二姐被汗淹了，被黄尘淹了，也被那机械的劳作淹了，乍一看简直像一个黄色的幽灵！在那一刹那，只觉得眼前的天是黄的，地是黄的，风是黄的，树是黄的，一架一架的土坯更是黄的，一个黄荡荡的世界在旋转！在这个黄荡荡的世界里没有人，也没有声音，只有土坯。土坯是活的幽灵，一架一架的土坯都在无声地动……
我不得不问自己，这是女人吗？这是乡村里的女人吗？没有人回答。
我默默地弯下腰去，抓住二姐手里的坯斗。二姐诧异地抬起头来，乏乏地笑了。二姐本想起身，却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徐徐地吐了一口气，缓声说：“兄弟来了，上家吧。”
我看着疲惫不堪的二姐，比划着手势用眼睛跟她说话。我问：姐夫呢？她说：“我打发他去煤窑上做合同工去了。农闲的时候，我一人在家就行了。”我说：歇歇吧，你该歇会儿了。她说：
“不累。力是奴才，不使不出来。”我又问：打了这多了，还不够么？她说：“一万了，还差得多呢。”说着，她望了望天，“天还早呢。要不，你坐一会儿，等我把这堆泥挖完，咱就回去。”我抢过坯斗要打，二姐拽住坯斗说：“你不会，兄弟，你不会。走了这远的路，你还是歇歇吧。”我拗不过二姐，就松了手，站在那儿看二姐打坯。
二姐的劳作十分艺术。她蹲在那儿，两只手像切刀似的在泥堆上挖下两蛋泥，“唰、唰”两下摔进坯斗里，而后顺势用力一抹，坯斗里的泥就抹平了，动作是那样地快捷准确。然后二姐的腰像弹簧似的弓起来，扭身儿走上两步，那坯斗“咚”一下就扣在地上了，扣出来的土坯光滑平展，四角四棱的。倏尔，我在土坯上看到了二姐的指纹，那“斗”那“簸箕”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泛着甜甜的腥味……在那腥味的刺激下，整个坯场都活起来了。
那温馨和甜蜜从一排一排的坯架上溢出来，漾着很浓很浓的家的气息；而那机械的打坯动作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很天然，像诗一样地活鲜鲜地从坯斗上流了出来，惹人激动！
在回家的路上，二姐告诉我，房子已经盖了两所了，村头一所，村尾一所，这要盖的是第三所，盖在老宅院里，到时候，那老屋就扒了。二姐说，乡下没房子娶不来媳妇。这三所房子，三个儿子一人一所，娶三房媳妇，到那时候老东西就没地方住了，只有睡草屋了……二姐说着说着笑了，脸上绽开的皱纹欢畅地舒展开去，脸就很生动地亮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二姐特意给我烙了油馍，煎了鸡蛋。可她吃的还是黑面饼饼，饼里卷着两棵小葱，吃得很香甜。她说：
“我爱吃饼子。”可我看出来，二姐家的饭仍是分了三种的（她把姥姥家的传统带来了）：我吃的是油馍（油馍是乡下人待客的饭食），孩子们吃的是白面烙馍，只有二姐一人吃黑面饼子。她一生都吃着黑面饼子。
我抬起头来，一下子就看见了挂在房梁上的点心匣子，空空的点心匣子。竹篮还在呢，点心匣子还在呢，钢蛋却不在了……我不敢往下想，赶忙低头吃饭。
吃过晚饭，就见二姐走马灯似的屋里屋外忙着，涮锅涮碗、喂猪喂鸡……待一样一样都忙完了，天已黑透了。这时，二姐连口气都没喘，就又掌上灯，一盏小小的油灯，在那架老式的织布机前坐下，“咣当咣当”地织起布来。她织的是一种花格子土布，织好就在乡下卖。
我坐在二姐铺好的床铺上，静静地看二姐织布。二姐背对我坐着，我只能望见映在墙上的一个巨大的黑影儿，黑影儿里跑着一个梭子，那梭子像鱼一样来回游着，“哐”一下东，“哐”一下西；“哐”一下东，“哐”一下西，一下一下扯着我绵绵的思绪……
我知道这架老式织布机是姥姥的遗物。姥姥死后，二姐就把它拉来了。它已是很古老了。听说姥姥的姥姥在上面坐过，姥姥的母亲在上面坐过，姥姥又在上面坐过……现在是二姐坐在上面，继续弹那“哐当、哐当”的声响。那声响很单调也很陈旧，细听去还有哑哑的“吱吜”声伴着，就像一个浑身疼痛的老人在呻吟。
慢慢，就觉得有什么流过来了，缓缓地流过来，把那“哐”声像穿珠儿一样地连缀在一起，就有了圣歌般的肃穆。那音韵哑哑的，仿佛老人一边在唱摇篮曲，一边轻轻摇拍着婴儿。那和谐从一下一下的节拍中溢出来了，欢欢地、温柔地跳动着……
有时候，那“哐”声突然住了，很久很久地住了。这时夜就变得异常的静，沉闷一下子落下来，重又砸在焦虑的心上，叫人躁。
就见二姐这里动动，那里动动，“哐”声又接着响起来了。
夜深了，那织机还在“哐、哐”地响着。我闭上眼睛，试图在那陈旧的“哐”声中寻出一点什么来。有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了 什么，我看见姥姥坐在上面，我看见姥姥的母亲坐在上面，我看见姥姥的姥姥坐在上面……而后一切都向后退去，退向久远。
我觉得快了，就要捕捉到什么了，那神秘的切望已久的东西就要出现了。于是，我一下子激动起来，集中全部的心智去谛听。可细细听，却又什么也没有捕捉到，仿佛一切都在瞬间消失了。只有循环往复的“哐”声，单调乏味的“哐”声。
睡着，睡着，夜又静了，忽然就听不见那“哐”声了。矇眬中睁开眼来，就见墙上映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儿，那黑影儿俯在织机上，晃晃地动着，动着……片刻，那“哐”声就又响起来了。
我在“哐”声中重又睡去。睡梦中，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时钟，那时钟高挂在黑影儿里，时断时续地响着……
天快亮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了。那一声巨响如同房倒屋坍一般！只听得“咕咚……”一声，我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却见二姐怔怔地蹾坐在地上，那架老式织布机不见了……
那架古老的织布机整个散架了！映在眼前的是一堆散乱的旧木片，七权八权地碎在地上，扯着还没织完的花格子布。那堆散乱的旧木头里，有一群一群的臭虫爬出来，黑红的臭虫蠕动着肥肥的身子，慌慌地四下逃窜。
二姐坐在那堆碎木片跟前，人就像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久久，她才喃喃地说：
“散了。”
“散了”，我听见二姐说“散了”。
我也愣愣地望着那架织机，那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的织机。我盯着那堆碎木头，在那残乱的织机碎片上，凡是手经常触摸的地方都闪耀着乌黑的亮光，那是浸透血汗的亮光，看上去很亲切，泻着一片片光滑。我弯下腰去，拾起一块饱喂血汗的木片，把那光滑处贴在脸上，就有了凉凉的感觉。我即刻闻到了一股腥味，甜甜的腥味。不知怎的，那腥味仍然让人激动！
二姐慢慢地站了起来，就站在那架老式织机的前面。在她眼里，似乎织机仍在那儿架着，高高地架着。她的眼睛长时间地望着那空荡荡的地方，就那么盯着看了很久，才缓缓地、缓缓地落下来，落在那堆残破散乱的织机碎片上……
她说：“散了。”
而后，二姐像突然醒了似的，匆忙在那堆织机碎片中扒起来。她把织了半截的布捆起来丢在一旁，又把散乱的旧木头一块一块捡出来扔在一堆，眼四下寻着，像是找什么重要的家什。
她一边找，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梭子呢？梭子呢？”
织机散件了，找“梭子”有什么用呢？
看她那急切的样子，我没敢多问，就也蹲下来帮她找。我把她翻过的破木头又重新翻捡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
二姐仍不死心，又在屋里四下跑着找。床下边，面缸后……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仍然没有找到。
二姐说：“刚才还在手里呢，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天大亮了，二姐没找到“梭子”。
“center”九
二姐死了。
二姐是猝死的。
二姐死在猪圈里。
春上，二姐家的母猪快生崽了，二姐怕人偷（村里的猪、牛常常被偷），就睡在猪圈里看着。有很久了，她夜夜睡在猪圈里。
那天夜里，老母猪哼哼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老母猪一窝生下了十二个猪娃儿，二姐却死在了猪圈里。大概二姐是给母猪熬过一锅米汤后死去的，盛米汤的盆子就放在老母猪跟前。二姐还给生下的小猪仔擦洗了身子，一个一个都擦干净了，二姐就猝然倒下了，手里还抓着一块破布……
等我和母亲匆匆赶来的时候，二姐已经躺在灵床上了。二姐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头前放着一盏长明灯。看上去她像是刚刚睡熟，身子很自然地伸展着，两只手很松地撒开去，仿佛该做的都已做完，也就一无遗憾地睡去了。
二姐死时没有痛苦，她是在宁静中带着微笑死去的。那一丝淡淡的笑意从嘴角处牵出去，因此嘴角处有一点点歪。那微曲的笑纹一丝丝牵动着二姐脸上的皱纹之花，那皱纹之花就很舒展很灿烂地开放了。于是那睡去的脸庞看上去很亮，很幸福。
母亲给她洗脸的时候，试图抹去那有一点点歪的牵在嘴角处的微笑，可是没能抹去，那微笑依然挂在二姐的嘴角上，带着一点点乏意，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光亮……
二姐死后，母亲翻检了她所有的衣裳，企望着能找一套新的给她换上，可母亲没有找到，她的衣裳全是打了补丁的。母亲叹口气，赶忙打发人去做。母亲说，二姐辛劳一生，要里外全换新的，让她干干净净上路。
那天夜里，我坐在二姐的遗体前为她守灵。半夜的时候，我企望着油灯再忽闪两下，企望着二姐能下来，在她走入阴世前再“下来”一次，给我讲一讲先人的过去，可二姐没有“下来”……
二姐是三天后安葬的。她的棺材是桐木做的。姐夫在村人的帮助下伐了三棵桐树，那桐树是二姐嫁过来那年栽的，每棵都有一抱多粗，现在又要随二姐一块到地下去了。
钉棺的时候，姐夫哭得死去活来，他后悔不该去煤窑上，后悔不该……然而，却没有人喊“躲钉”。按照乡间的习俗，“躲钉”的话应该由下辈人来喊的，可二姐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也不知忙什么去了。于是就没有人给二姐喊“躲钉”！
村人们说，这是多大的失误啊！没有人喊“躲钉”，二姐就被钉进棺材里去了，连肉体带灵魂一同钉进去了，二姐就不能够升天了……真的不能么？
二姐的葬礼十分隆重。起灵的时候，哭声震天！全村的老辈人都来给她送葬了。人们流着泪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她不该去呀！她才四十七岁，怎么就去了呢？
那天刚下过雨，送葬的队伍在黄黄的土路上缓缓行进。引魂幡像雪片一样“哗啦啦”在空中飘着，两班响器吹奏着凄婉的哀乐。可二姐的魂灵在哪里呢？二姐的魂灵……
当送葬队伍来到村口的时候，空中忽然出现了一群一群的蜻蜓。蜻蜓在二姐的棺材上空密匝匝地盘旋着，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竟眷恋着送葬的队伍，久久不去……
我看见了蓝蓝的天，我看见了黄黄的路，我看见精灵似的蜻蜓在蓝天与黄路之间飞翔、起舞。难道二姐的魂灵化成了蜻蜓么？不会的，不会。我知道二姐被钉住了，她被钉进棺材里去了。
走向墓地的途中，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哭不出来。在我的一片空白的意识中，仿佛仍是二姐牵着我的手在走，一踏一踏地走。我似乎又听见二姐在我的耳畔说：
“兄弟，别怕。”
进了墓地后，我才有了死亡的恐惧。我看到了一座一座的坟丘，漫向久远的坟丘。那坟丘排列着长长的大队，没有姓名标记的大队，那是走向死亡的大队。我看见十六条大汉把棺材放进那个早已挖好的土坑里，而后是一锨一锨的黄土抛撒在上边发出“噗噗”的声响。一会儿工夫，那棺木就不见了，只剩下了一抔黄土，一抔新湿的黄土。
周围全是哭声，哭声在袅袅上升的焚化纸灰中飘荡。我在哭声中追寻二姐的生命，我又一次听见二姐说：
“散了。”
埋葬了二姐后，我独自一人在田野里游荡。春风凉凉的，鸟儿在枝头叫，可我却无法排遣心中的孤寂。我看了二姐承包的 亩地，土地上种着小麦和早玉米。小麦一片油绿，早玉米刚出齐苗儿。在每一条田埂上，我追寻着二姐的足迹。我看到了二姐新打的田垅，田垅上留着二姐的脚窝；我看到了二姐新打的菜畦，菜畦里留着二姐的锄痕；我闻到了二姐长久呼吸过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着湿湿甜甜的芳馨……
可二姐你在哪儿呢？我的二姐！
我知道这是个充满怨言的时代，世界上到处都是怨言，人人都有怨言。可我不明白，二姐为什么就没有怨言呢？二姐总是在劳作，一日日地劳作，无休无止地劳作。那么，二姐的欢乐在哪里呢？欢乐？！
二姐面对的几乎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她割草的时候听不见铲响，锄地的时候听不见锄声，在树下听不见鸟叫，在家里听不见锅碗瓢盆的碰撞……可她什么都看见了，那声音在她心里。
她是最应该大骂大叫的，最应该发一发怨言的，可她没有。她总是默默地劳作，默默地……她不问活着是为了什么，从来不问。
天下雨了，她承受着雨；天刮风了，她承受着风；那老日头更是一日一日地背着……她为什么不问一问呢，为什么？
回到村里，我又看了二姐新盖的三所瓦房。第一所在村头，那院里已经栽上了树，瓦房却是空的，里边堆放着一些粮食和柴草。我看出那瓦房的墙是“里生外熟”的（里边是坯，外面是砖）。
大约盖这所瓦房的时候，二姐还没有能力全用砖，只能用一半坯一半砖来盖。房子的屋宇很大，空气却是生的，没有人味。我又看了二姐盖的第二所瓦房。二姐盖的第二所瓦房在村尾，是排在最后边的一所。一位放羊的老人告诉我，这地方原来是个大坑，这坑是二姐用一车一车的黄土垫起来的。二姐整整拉了一年土，才把坑垫起来了。如今那里矗立着一所房子，也是瓦房，浑砖盖成的瓦房。那院里也已栽上了树，瓦房仍是空的……我贴在墙上谛听，想听到一点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又看了二姐盖的第三所瓦房，那瓦房盖在老地方，是刚刚翻盖的，墙还是湿的，家里人还没来得及搬进去。三所瓦房是一样的门，一样的窗，一样的屋脊，一样的兽头……这瓦房是二姐为儿子们留下的。二姐有三个儿子，一个献给了共和国，余下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这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乡下女人的收获。那么，二姐一生的欢乐就在这里么？不，不是的。我感觉不是的。
我又重新查看房子，在每一座瓦房前徘徊，久久地徘徊。我发现乡村里的房子几乎是大同小异，并没有特别的地方。于是我走进新房，贴着墙壁一处处看。倏尔，我看见了二姐留在砖上的指纹！有“斗”有“簸箕”的指纹，那指纹是二姐打坯时留下的标记。那标记一下子使我激动起来，我仿佛看到了温馨的活鲜鲜的人生，诗一样的人生。那人生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难道，难道这就是二姐的生存之谜么？我不知道。
临离开村子的时候，二姐的两个儿子悄悄地跟到了村口。
这时我才发现，已经长大成人的这两个小伙都穿着西装，很皱的西装。铁蛋和平安脸上虽然还带着淡淡的哀伤，但目光却是坚定的，两人一同说：“舅，俺不想在家了，在城里给俺找个事儿做吧。”
我突然觉得什么东西断了，一下子就断了。我看到了背叛，可怕的背叛。我知道他们终将会离开土地的。即使我不帮他们，他们也会的。我无言以对，只默默地望着他们。
我想问苍茫大地，这是为什么？
大地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