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杨诚斋说：“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大都喜欢谈论诗歌的格调，而不懂得其中的风情趣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调只是空架子，只要有嘴就能描绘出来；而风趣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十分喜欢这段话。要知道，有了性情就有了格律，格律不会出于性情之外。《三百篇》中有一半是劳动者及思妇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韵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出这个范围吗？况且，皋、禹时代的歌谣与《三百篇》不同；《国风》的风格与《雅》、《颂》不同。难道风格是可以用一定的规矩来制约的吗？许浑说过：“吟诗好比求道成仙，骨子里没有诗根就不要乱吟。”可见，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风骨，不在于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