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沃德利
哥哥艾米尔是个坏小子，是臭名昭著的斯卓贝尔帮的智囊人物，提到他就绝不能不提遏尼·斯卓贝尔。他们互相补充，就像手枪的托和握着枪托的手。
姓斯卓贝尔的还有艾德娜——一个野火般狂热不羁的女孩，长臂长腿和黑得不寻常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和他们的父亲。他们住在克林顿大街一所木板房里，往上就是西部铁路的铁轨，这条铁轨穿过我们这个地区。
差不多是中午了。前一天下了雨，草地显得格外的绿。我和邻居家的男孩乔尼·麦西光脚走在林阴大道上，人行道在阳光的曝晒之下早已经烫得不能站脚。我们轮流拖我哥哥的玩具滑坡车。
车里全是瓶子。我从家里偷偷拿了一只面粉口袋。现在这口袋里装满了所有形状和大小的瓶子，只要工厂生产过的，就能在这里找到。从麦西家的药箱里找到的药瓶有些是空的，有些还装有少量的药。在我家搜寻的结果也是如此。我们在后街小巷里来来回回地搜索每一个垃圾焚烧炉。车里的瓶子响个不停，他们都很干净。药商收购时按瓶子的光洁程度付钱——棕色的阔口短身瓶一个三分或五分；特殊的瓶子一毛五一个。药商是一个粗壮的像瞌睡虫似的男人，他给的价钱却很公道。
我和乔尼从没沿克林顿大街走到过这里。没人警告过我们。
斯卓贝尔家的男孩子们正在自家焦枯的草坪围边上玩掷刀游戏；还有三个粗野的孩子蹲在周围。他们用一把童子军的刀轮流投掷。
看见我们过来，他们便停止游戏，候着我们。乔尼拖拉着车，转身对我说他们要找我们的麻烦了。我知道他们会的。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拉车继续走的时候腿都软了。
“你们好，伙计们。”当我们走到这伙人跟前与他们并排的时候，我们打了个招呼。
“你们好。”只有遏尼·斯卓贝尔回答我们。
“车里装着什么？”艾米尔问。
他是最大的一个，唇上有一撇茸毛，留成中国式髭须的模样。他穿着长裤，浓密的棕发垂下来，一绺一绺地排在耳前，下端尖细，像骆驼柔软的毛发被结成的巨大的毛刷。
“只是些旧药瓶。”乔尼哑着嗓子说。
我适时地插入以配合乔尼，说话时尽量装成不以为然的样子：“是啦，我们得把这些送到大沙道夫那儿去。”沙道夫还有个兄弟，住在离这儿五个街区的地方，被叫做小沙道夫。
艾米尔发出一声喊，从手背抛出一把长刃水手刀，钉在地上。他在草坪围边上站起身，剩下四个孩子上前把我们团团围住。
“让我们看看你的瓶子。”遏尼·斯卓贝尔说着把我从车边推开。袋子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跌落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街对面是一根拴车的柱子，还有一块寻常的花岗岩石板，刻着那边的房子原先的主人的姓名。遏尼尝试着扔过一只瓶子。扔得很准，瓶子发出美妙的响声，卜的一声着地，碎玻璃片四散飞溅。
一伙孩子们高叫着扑向车子，开始扔车里的瓶子；我和乔尼绝望地试图阻拦他们却惹得他们把剩下的瓶子都砸碎在人行道上车的周围，他们自己则退到草坪的围边上。
我和乔尼灰溜溜地拖着车往来路撤离，我听到艾米尔对遏尼说：“好了，废物，你这么干有什么意义？”他仍在往地上掷刀子，用力地往下甩，好让刀子深深钉入土里。
“我让你干这事了么？”他问。“好吧，我想你最好还是继续和他们那些娃娃们玩吧。”
他进了房子，刀还钉在地上。
我和乔尼过了桥，咒骂一番之后，照例由这件事生出仇恨之心来，策划报仇雪恨的种种阴谋，埋伏起来用弹弓教训教训斯卓贝尔那一帮小子，诸如此类。我们都被玻璃划破了脚，但是既然我们的父亲都为了这件事大为光火，我们也觉颇受重视。
我俩的母亲把所有的黄油罐子都找了来集中到一块，我们俩把这些罐子运到奶牛场去卖，途中特地穿过克林顿街，我们的父亲吸着雪茄跟在后面，与我们相隔半个街区。这些黄油罐卖得的钱要比原来那些药瓶多，但我们以后再也没能找到过这样的罐子。
我听到父亲说：“绝对没错，以后他们肯定会乐得到那儿去。很可惜没法采取某些措施。”
“我们能做什么呢？”乔尼的父亲说，“警察早该管这事了，但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孩子。只不过是孩子，我的奶奶啊！我们要的是一位至少是小学毕业的警长。”
遏尼在学校里高我半级。我记得自己上七年级时艾米尔被判犯了谋杀罪，送进监狱服刑，终生监禁。他为了一个陪舞女郎与一个人发生争执，结果捅死了那个人。父亲说这事肮脏透顶，他告诉我母亲：“有时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会为自己身为人类而羞耻。”
他被判刑的时候，艾米尔对法官穆恩说：“也会有人来收拾你的；他们其他人也逃不掉。”他说话的对象包括陪审团，很可能也包括了所有近旁的人。
对此，穆恩的回答是：“你的宣判书里将加上一条，建议通过苦役来改造犯人。”
好像艾米尔的仇恨真有什么魔力一般，艾米尔的律师和陪审团主席相继死亡，前后相隔仅一个星期。场面都血腥暴烈。一个误食了毒菌，另一个擦枪时误触扳机，枪是他在受到艾米尔威胁后才买来防身的。
接着我在西尔俱乐部遇见遏尼。这是一个体操馆，我的父亲和乔尼的父亲花钱让我们参加这个俱乐部。
当我进去的时候遏尼正在做一些复杂的双杠动作。他认出了我，不慌不忙地从杠上下来，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然后走到外面的衣物柜那儿去了，一路上他的体操鞋踩在地板上吱吱作响。
他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黑的眼睛，看我的神情好像他恨我似的。我想不出原因来，除非是和那些该死的瓶子有关。如果我没有到那儿去遇到他们，他当然也就不会砸烂我的瓶子，被他哥哥责备了。
过了一会儿，乔尼·麦西说：“嗨，你知道么，他的腿上别着安全别针呐。”
“哪儿？”
“就在这儿。”
“你是说就别在腿上的肉里？”
他说是，我让他别瞎说。
几天后的晚上，我们在游泳池里。女孩子们单独编成几个班，穿着泳衣，男孩子们却赤裸着身子。乔尼和我在深水区一头的跳板底下，我仰着头往上瞧。遏尼走到跳板的尽头，摆好姿势，准备起跳，这时候我看见了它们。是普通的安全别针，有两根，穿过皮肉别在大腿内侧。整个晚上，遏尼看到我，就好像我没在那儿似的。
附近有几个喜欢恃强凌弱的家伙，其中一个叫查克的站在我衣物柜旁的过道里。他喜欢欺负别人，体操教练古德马克从来不管。我正在穿衣服，他突然从后面别住我的胳膊，我叫他别胡闹了，正闹着，遏尼走进了过道。
没有任何警告，他一个箭步冲到查克面前，在他结实多肉的脸上重重掴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大，“放开他，这套把戏已经没人玩了。”
查克的怒气差点就爆发了出来，看起来如此恼怒。遏尼看都没看我一眼便走开了，从此再没人找我们的麻烦。
遏尼在体操方面的优异表现给自己争取到一份在古德马克手下当辅导员的差事，并有一份微薄的薪水。从体育方面讲，他简直是个奇迹，身上遍布着肌肉，分布均衡，比例匀称。大家预计，他最终会取代古德马克成为教练。他熟悉字典里所有的体操项目，做起高难度动作来毫不费力，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而且他从不在人前卖弄。
一个星期六，我从窗子里看到他，他以为没别人在，正顺着绳子爬到两层的屋顶，两手交替抓住绳子，不停地换手，动作流畅得仿佛是金属线一端牵着的傀儡。我纳闷他的腿上是不是还别着别针，腿上别着别针难道不会溃烂生脓么。
甚至古德马克都不是他的朋友。遏尼的行为仿佛向大家表明他完全能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里，他永远不笑的表情，宽阔的嘴巴，黑眼睛里露出的机警神色，似乎表明他对所有人都怀有敌意。他是一个体育运动的样本，完美无缺地做出每一个要求他做的动作，像机器般精确地完成任务。
有一天，在游泳池里，我发现他的大腿上别了三根别针。没错，多了一根。
我的俱乐部会员资格又续延了几次，在此期间我和遏尼的交谈仅限于“你好”之类的只言片语。从未有人提及他的哥哥艾米尔，除了遏尼·斯卓贝尔，似乎所有的人都已忘记了他。
他的妹妹变成了个引人注目的女孩，一个漂亮妞，与某些名噪一时的人物不时有绯闻传出。只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看电影。这是个错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接受邀请。她表现的像一个机械洋娃娃；祝晚安时我没有吻她，她也没有希望我吻她。
遏尼打电话商量要我再次续延会员资格；我告诉他我没法这么做，因为学校里功课太紧，他也能体谅我，就此作罢。
我上大学的时候，新闻里登了一则消息，随后又出现在关于艾米尔的周日专题节目里。他精神错乱，正处在监狱医院的观察之下，准备转到精神病康复中心。罪行赦免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保证说斯卓贝尔不会获释，无论是从监狱里还是从精神病院。
事情是这样的：斯卓贝尔向看守和其他犯人夸口，他正在履行法庭上许下的诺言，“把他们一伙通通干掉”。他精神错乱般地断然宣称，他能够灵魂出体，因而能够自由自在地徘徊于城市之中，并且一个一个地找他的仇人算账。
他幸灾乐祸地说，当他的躯体沉睡时，他的精神意志却自由地行走，打击仇人。他声称，如果他想的话，他能够和漂亮女人睡觉，并且他要继续铲除他的仇敌，一次一个。他那伙无此才能的朋友却建议，他可以在一次令人猝不及防的猛烈袭击中将他的仇敌们一网打尽，届时再捎带杀几个人，也算是给朋友们帮几个小忙。
以一种可怖的方式，斯卓贝尔的呓语清晰地反映着事实。自从他被关进监狱，陪审团中的五名在表决中认定他有罪的陪审员，一个逮捕他的侦探都已死亡或是被杀，两名检察官也难逃厄运。至少有两起死亡是谋杀，至今仍未破案。
即使在监狱也如此，有个报复警察的案子——警察住在城里，离监狱一又四分之一英里，他每天开摩托车上下班，直到一天晚上他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撞上了一根栓在两棵树之间的铁丝。新闻记者们对这一切作出的结论是：不幸紧随这些从事监狱工作的人，给他们致命的打击。
大学毕业后的一天下午，我正为工作奔波，却在某个地方遇见了遏尼·斯卓贝尔。他生硬而简短地说：“我们喝一杯。”
我们选了家以杂货店为门面的非法酒店，喝了些顶好的凉啤酒，两毛五一杯。他一点没变，只是眼睛变得比记忆中更大更黑，如果可能的话。他是个令人不自在的同伴，紧盯着人瞧的时候有一种疯狂的神气。我记起他腿上的别针来，寻思他是否和他哥哥一样疯狂。他对啤酒毫无兴趣。过了一会儿他才让我明白他的意图，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断定他是精神错乱了。他的嘴唇很薄，声音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砸碎了你的玻璃瓶，我很抱歉。”
就好像这事发生在昨天！我大为震惊。
“忘了这件事吧，既然我们都爱——”我红了脸，灌下很多啤酒。
“那么，你原谅我了？”
“当然！忘了这事吧。过了那么多年了。当时我们都还是孩子。”
“好吧。那么我们就了结了。”他站起身离开了这个地方，剩下我坐在那里张大了嘴，从此我再没跟他打过交道。
给艾米尔判刑的法官老穆恩一天晚上被人袭击，当时他驾车经过他家房子后面的小巷。凶器是一把刀，动作干净利落，令人生畏。穆恩太太甚至没来得及叫出来。她在后座上，凶手没看见她。但她看清了凶手的样子，也没有晕过去……
警察赶到克林顿大街的那所房子，没有亮明身份便进入了房子。他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厨房里灯亮着，百叶窗被拉了下来。遏尼·斯卓贝尔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只穿着短裤。整整齐齐排列在左边大腿的内侧，在青紫的肉里，别着十四根安全别针。他正往里别第十五根。
警察试图逮捕他，双方展开好一场恶斗。终于，在两个警察的猛击之下，他被干脆利落地一枪击中前额，而在那时，只差一下，他就能打断第三个警察的脊背。这对他真是太糟了，他本可以让这最后一根别针也加入到腿上那一排中去，但只差这一点，便永远不能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