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质”、“当”、“质当”等词语，均含有人质的意思。在最初的时候，“质”更多的是用在政治领域，如把与自己有重要关系的人留给他人做人质，作为一个重大承诺增加信用。后来发展至与典当有关。
在古代，由于作为充当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货币需求越来越大，于是，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当铺”这一行业。
当铺在南北朝时期叫质库、质肆、质舍，在宋代叫质库、解库、长生库、典库、典铺、印子库，元代叫解典库、解典铺，明清时期叫当铺、典当、质典。
当铺是收取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金融机构。从千百年来我国当铺名称演变沿革的基本轮廓可以看出，虽然当铺的名称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个行业的经营性质从古至今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可以统称为“当铺”，属于典当行业。
在我国，当铺的经营历史十分古老。从两汉时期开始，由于私人以物为质行为已相当普遍，“以物质钱”的典当行为便正式萌芽。
范晔所著《后汉书·刘虞传》记载：东汉末年，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刘虞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给外族，却被公孙劫掠。
这是历史上最早把典当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加以记载。它表明我国典当行为最迟在汉朝就已出现，距今有1800多年，当时就有了典当萌芽。
个人的典当行为出现于西汉景帝时期，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偕妻子卓文君流落到四川成都，因为两个人生活上很贫穷，司马相如就把自己贵重的皮衣送到当铺典当了，换了钱用于过日子。
两晋时期，典当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晋书·桓冲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军事将领桓冲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兄弟年少，家里又穷。恰巧在这个时候母亲又生病了，需要吃羊肉治病，没有办法，只好将桓冲押给人家以换取买羊治病的钱。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人也是可以用来抵押的。
正式的典当出现在南北朝期间。据说有一个叫孙彬的人到寺庙当东西换钱，结果在赎回后发现，当初抵押的东西中多出了5两黄金，于是他送还了寺庙。
由此证明，我国的当铺业最早就是在南齐的寺院中产生的。
在当时，由于皇室和平民都笃信佛教，大量的财富流向寺院。在这种情况下，寺院把多余的钱财用于典当资本，供人典质物品，代替布施。
这种典押物品的方式，不仅方便了人民融资的需要，也使寺庙获得了不菲的收益。据史料记载，寺院从事典当业务后，寺庙的钱财通常是有增无减。
典当的好处刺激了寺庙从事典当的兴趣，于是，在南北朝时期，当铺作为一种业态在寺庙中诞生了。
典当在南北朝时期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首先，日益迫切的社会需求。由于历史进入了“五胡”入主中原的战乱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在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无数平民百姓胼手胝足，本来就难以维持温饱生活，倘遇到水、旱、震、蝗等灾害，更是雪上加霜。
不仅播种季节无钱购买种子、农具，而且连日常生活也都求借无门，社会生产力面临着日益衰败的严峻局面。因此，社会对资金的融通需求十分迫切。
其次，佛教的传入刺激了当铺行业的发展。佛教自东汉哀帝时期传入我国，并在洛阳建立第一个我国佛教寺院白马寺以后，至南北朝时，由于人们面对战乱频发仍造成的生离死别产生了强烈的避世求来生的愿望，再加上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佛教的炽热崇尚，两者不谋而合，迅速地推动了我国的佛教化。
由于南北朝的帝王不时有舍身事佛，不仅使佛寺的地位不断提高，而且也使佛寺的财富日益积聚。寺院经济空前发达，获得了大量财富。
正因为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具备了日益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佛寺为主开设带有慈善性质的典当业“质库”就成为历史的可能。
寺院香火鼎盛，财力日增，遂以一部分余资向平民发放钱款，既有慈善济贫之誉，又可坐收息利，客观上为典当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