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的父亲与母亲，出生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彼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先后与英、日、德、俄、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把中华民族推入了苦难深渊。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组织、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相反，军阀割据、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我的父亲与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之年来到了人世。国家蒙受灾难，是大悲剧，那么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一般百姓，自然难逃悲剧之厄运。他们在旧中国大半生的苦难，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不仅仅是衣不敝体、食不饱肚的痛苦与挣扎，更重要的是时时都在兵荒马乱的侵扰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由此可见他们人生历程的坎坷与艰难。
父亲与母亲的一生，大半辈子在旧社会生活，小半辈子在新社会生活。他们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识，虽然在理论上说不出啥道道，但在实际上却很有感悟。他们常说：“新社会安居乐业有奔头，旧社会提心吊胆没活头。”话虽简单，却是不同社会制度下两种心态的写照。
父亲与母亲一生务农，目不识丁，是普通又普通的平民，平凡又平凡的百姓。他们从来与权力无缘，哪怕是比芝麻粒还小的官也没沾上边。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权力面前的弱势群体，因此只能受制于人，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他们老实本分，勤劳善良，忍耐宽容，坚忍不拔，像石头缝中长出的草，挣扎着伸出头来，追逐着阳光；又像是溺水者，拼命在水中扑腾，时而呛上几口水，浮出水面；时而又被浊浪卷入水底，不见影子，就这样时沉时浮，只要一息尚存，便挣扎着，喘息着。他们的一生活得很苦很累，但却不知疲倦；他们活得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宁可穷得揭不开锅，也不去干那些扎手的事儿。诚所谓良民、顺民。他们的一生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在宁夏川这片黄土地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像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一样，赤裸裸地来到世上，又穿着老布衣、老布裤、老布鞋离开人间；像秋后的庄稼一样，被割掉一茬又一茬，最后遵循物质不灭定律，化为灰烬。不是吗？我的祖辈们的坟墓就是在合作化初期的平田整地中，统统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而他们的尸骨也成了庄稼地里的肥料，为社会发展作出了最后的奉献。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正是像我的父亲与母亲那样的普通又普通、平凡又平凡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作为一个人，他们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尽到了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任何社会里，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群体，都是大多数，都是受制于人的劳力者，是权力宝座下的最雄厚、最底层的基石。他们用默默的耕耘，铺就了漫漫人生路；他们用带茧的双手，垒砌了生命的金字塔；他们用真诚和质朴，塑造了纯净的灵魂；他们用宽忍与和谐，编织了最美的诗画；他们用聪明和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用父爱和母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虽然他们一辈又一辈地把生命归于净土，但是人类却因此而延续，历史却因此而发展。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参观诸多烈士陵园时的情景：在那墓碑林立的陵园中，有些墓碑上刻着烈士的名字，而有些墓碑是什么也没有的无字碑。这些烈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了，甚至当他们被死神夺走生命的那一刻，什么感知也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可是，正是他们，用灵与肉筑就了中华民族的长城；正是他们，用尸与骨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能说他们不伟大吗？
毛泽东同志曾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话语，折射出一代伟人平民意识的光芒，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与思辨。
我的父亲与母亲正像古典小说、武侠小说中那些“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在舞枪弄棒时所乐于称道的“无名之辈”，但在我的眼里，在我的心中，“无名”胜“有名”，在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诚实善良、正直做人的人格魅力，值得我学习和敬仰。他们给了我生命，我的骨子里流淌着他们的血，身上有着他们的遗传基因，心里装着他们热爱黄土地的情怀。我深信他们生来也不是甘愿受穷的，只是命运注定他们在旧中国那个鬼蜮横行的年代里必然多灾多难。父母含辛茹苦、克勤克俭，就像小鸟度食一样把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一口一口喂大，是多么不容易。遗憾的是，正当他们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活人的时候，正当我本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本应好好孝敬他们二老，然而他们一个急匆匆地走了，一个在病魔折磨中走了。每当想起这些事，让我深感愧疚不已。我觉得对不住二位老人。为了慰平我心灵的愧疚，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2007年清明节前，我与兄长姐妹在贺兰山下二老的墓前，重新为父亲与母亲立了一块合葬墓碑，正面刻有他们的名字和生卒时间，背面刻有我为二老写的两首悼诗：
悼父亲：躬耕一生苦熬煎，黄土坷垃脚下绊，
栉风沐雨剜光阴，正气长存天地间。
悼母亲：乱世之年度银川，油灯相伴补衣衫，
勤劳克俭为儿女，心中永装慈母颜。
然而，这孤坟、这墓碑、这名字、这悼诗只有太阳、月亮、星星才会看到它们，只有风声、雪花、雨点才会听到它们。父亲与母亲安静地躺在那里，只有贺兰山相伴，直到永远。
此次出版这套《黄土谣》丛书，借此机会，追述一下我父亲与母亲的经历和为人，以对二老给予祭奠、纪念、缅怀、彰扬，也算是尽一点儿孝心吧。人生苦短。二位老人在头发花白的时候走了，转眼间我的头发也花白了。当此之时，能够把对二老的这些记忆的“碎片”写进书里，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对我自不必说，人到暮年，了却心愿，对自己毕生所从事的音乐文学及音乐创作画上一个句号，也算是“功德圆满”。以后的事，谁知道呢？岁月不饶人！
我的父亲
1.以柔克刚，中庸顺民
父亲张顺，生于1904年，卒于1974年12月16日，享年70岁。宁夏银川市良田乡盈南村人，汉族。自幼家境贫寒，无力读书，没有文化，一生务农，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他出生之后，一直在当地生活，有两间土房，和叔叔家同院居住。还有四五亩薄田，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扛活。
父亲一生为人厚道、淳朴老实，吃苦耐劳、富有韧性，干什么都很务实，不慕虚荣，在做人处世中，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以柔克刚”，近乎中庸，所以与村里乡邻相处甚好，很少与别人反目吵架，因此也落得相安无事。别看父亲这么一句“以柔克刚”，竟然成了我一生做人处世的座右铭。
由于家境不好，父亲一生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能忍且忍，能让且让，本着“吃亏人常在世”的原则，舍得吃亏，对于管他的头头脑脑，也是逆来顺受，是为顺民。无论是旧社会的保、甲长管他，还是新社会的队干部管他，都唯命是从，视为天职。从土地改革分田单干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他都“与时俱进”。在生产队里，队长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在他的心目中，队长就是党，党就是队长。
2.精明干练顶梁柱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人处世常常“以柔克刚”，息事宁人，但也不乏“柔中带刚”，办事精明干练、干净利索，家里家外的大事，多由他出面处理，比如应夫当差、开渠挖沟、交租交粮、会亲访友等，堪称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生性聪慧、刚强，学啥很快，干啥像啥，庄稼地里磨耙滚打、提耧下种、砌墙盖房、打麦扬场，样样在行。特别是春天播种，当地村民都请他当“摇耧把式”。他播下的种，沟是沟，行是行，很均匀。苗儿破土之后长得绿油油，齐刷刷。所以周围的人每当春播之时，都“高薪”聘请他，让他摇耧播种。父亲一生以助人为乐，常常给人帮忙，比如东家的房子坏了，西家的井里不出水了，左邻需要挖土坯盖房，右邻需要套牛车交粮，他都自告奋勇，身先士卒。总之，村里乡亲谁家有困难，就会在那里找到他。
3.只言片语“露”家世
关于父亲的家世，无史记载，无据可考，所以我知之甚少，只是父亲在偶然的只言片语中谈到：我家上溯至前五代是地地道道的宁夏人，或者就是银川人、银川郊区人。父亲的太爷爷、爷爷辈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境很好，很富有，至于“名”在哪里，“望”在何处，富贵到啥程度，不得而知，一则父亲、爷爷辈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把前辈们的身世记载下来；二则，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人们大都以穷为荣，谁还敢把这本来就不沾边的事讲出来，给自己脸上抹黑找麻烦，万一上面刨根问底，上查祖宗八代，岂不惹火烧身？
及至到了父亲的父辈，由于兄弟三人统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家道迅即败落，成为当地破衣褴衫、食不饱腹的穷光蛋。冬天冷了，靠着南墙晒太阳；夏天热了，躺在树下乘阴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无任何进取之心，最后，大都在50左右的天命之年，郁闷地离开了人世。到父亲时，家里没有任何积蓄，一贫如洗，仅靠几亩薄田度日。
对于祖宗们的家事，我只能根据以下两点进行推断：一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家屋子里有一张八仙桌，上面供奉着许多灵牌，至于灵牌上的名讳、生卒年月，既无人问津，也无人考究，我也无任何记忆。这些灵牌在当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中统统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二是那些年每逢清明节前，父亲、母亲总要买些烧纸和纸钱，做点供品、炒点好菜，到祖宗们的坟头去添土，进行扫墓祭奠，期间我们兄弟姐妹总是跟在父母身后转圈圈，走好几处墓地。这些墓地的墓群有大有小，多少不一，至于坟中埋的是哪辈祖宗，是何许人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管挨着坟头添土、烧纸、烧纸钱、祭祀供品，磕头祭拜。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家族在当地来说，起码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4.偶然姻缘
说起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很具偶然性和戏剧性。那是在1929年，时逢甘肃民庆天遭大旱，百姓已无法在那里生存，于是我的外公、外婆被逼无奈，便带着母亲、姨妈和小舅，东走北上，一路逃难，直奔银川而来。就在那年入冬，有一天，一家五口走到黄河边，望着滔滔黄河水，苦于无法过河，愁肠百转。这河过不去，哪能到得了银川？他们便向当地人打听，问有啥法子可以过河。当地人告诉说，骆驼会浮水，可租骆驼驮着人过河，并说前面那些过河的人，都用这办法。于是，外公便也租了骆驼，驮着一家五口人下水过河。谁知，到了对岸不远处，有一片河滩，骆驼的四蹄陷入泥沙中，怎么拔也拔不出来，一家人半截身子浸泡在水里，冻得直打颤，急得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放悲声哭了起来，幸好他们的哭声惊动了对岸的一位老船公。老船公见景，急忙划了一只小船，赶了过来，把他们拉到岸上的窝棚里，放了一堆火，让他们烤衣烤裤烤鞋袜，这才算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大难。
过了黄河之后，外公一家终于逃至银川，路过盈南村牛家夹道，碰上我的父亲问路，这就搭上了话，接上了茬。父亲见他们一家人很可怜，便答应把他们收留下来，把住房旁边的草棚子收拾了一下，安顿外公一家人住了下来。他们在银川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外公、外婆看着父亲勤劳善良，加上感恩之心，就决意把母亲许配给父亲。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与母亲结下了百年之好，一根命运之绳把他俩拴在一起，过了一辈子。在他们相濡以沫的日子里，相继生下二男五女。张生荣（男）、张玉梅、张梅兰、张弛（男）、张凤兰、张玉兰、张雪青，这就有了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人。而这个家，一直是由父亲与母亲用头顶着，用身子骨撑着。
5.两次迁居
从我记事起，父亲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为躲避马鸿逵抓兵，将家临时迁居贺兰县金积桥村。谁知在迁居后不久，我的哥哥还是未能幸免兵灾之苦，仍被抓了兵。父亲在金积桥主要以给人打工扛活为生，其间，也还陆续置有几亩薄田，住有两间自盖的土房，土炕草席、油灯相伴、家徒四壁，墙上常常爬满臭虫。记得1949年，国民党、马鸿逵兵败如山倒，当时流通的金圆券，竟成了废纸，贴满我家爬满臭虫的墙，还有装米装面的柳条缸。当时我不懂事，只是觉得墙上花花绿绿的有了光泽，比先前好看。也就是在这一年，宁夏解放前夕，父亲毅然决然把全家人又迁回了原居银川市郊区盈南村，因为那里还住着外公、外婆和小舅，住着我叔叔一家人。
6.开荒种地，全家出力
1949年冬天，宁夏搞土地改革，依稀记得，我家又分了一头骡子，还有两只大木箱，据说分的是王家大院的财产。分到这些财产时，我家还有两间土房，六七亩地，一头驴。所以，定了个中农成分。在1950年到1955年间，我家和普天下农民一样，都是个体单干。那时，在记忆中，我家周围到处是湖，东边有宝家湖、王家湖，南边有小南湖，北边有大碱湖。随着三一支沟、四二干沟的修建，这些湖水都随着排水沟流走了，许多湖泊湿地浮出了水面，全家人在父亲、哥哥的带领下，一起出动，抢占先机，寻找有利地势去开荒。妈妈不要命，热情高涨，也加入了全家开荒行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整天叨叨父亲、哥哥和我。在她的督催下，全家齐上阵，拼命开荒地，日子越过越红火。这时，我家的地越来越多，到1955年合作化时期，估计至少已有30多亩地，南至小南湖（砖渠村附近），东至宝家湖（六盘山高级中学东南），北至大碱湖（森林公园附近），都有我家的地。如果不是田归大集体，没准过上三年五载，也成了新的富农地主。
7.“买炭翁”
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取暖，父亲几乎每年入冬之后，都得赶着毛驴或套着老牛车，到贺兰山汝箕沟买炭，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四天时间。现在到汝箕沟，七八十公里的路，汽车半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那时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父亲出发前，必须穿上老羊皮衣，穿上棉鞋或者毡靴，带足干粮和水，毛驴驮炭，牛车拉煤，慢慢腾腾，摇摇晃晃，可真熬时间。摇到山上，买上煤再摇了回来，人要冻成冰棍，瘦上一围。有一次，我见父亲拉炭回来时，胡子上都结满了冰，鞋上也都是冰块，冻得上下牙直打架。这不禁使我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名诗：“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父亲虽不是卖炭翁，可也算得是“买炭翁”。
8.父亲种西瓜
为了让我上学，父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每年从春天到秋天，都雇个放牛娃，给我家放牛、放驴。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上新鲜瓜果蔬菜，父亲每年总要安排上那么一两片地种西瓜、香瓜、小瓜、茄子、辣椒、梅豆、土豆、蚕豆等。父亲种西瓜很在行，从点瓜籽入土，到瓜秧抽条打杈，都很用心尽力，所以种出的瓜个头大、瓤口好，吃起来又甜又爽口，深得村邻赞扬。每当瓜熟蒂落的时候，早晨上学，除了书包外，我总是抱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西瓜到学校去，以便中午放学不回家，和同学们在一起吃“伙伙饭”。你吃我的馍馍，我吃你的锅巴，他吃别人的饼子，大家换着吃，倒也很新鲜，很热闹，很有趣。
9.父亲一绝卤猪肉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做饭，当甩手掌柜的，等着吃现成，做饭炒菜从来都是母亲的事儿。为此，母亲经常是上顿吃了做下顿，围着锅灶转。这也许是几千年的村规乡俗吧。但遇到母亲不在家时，父亲被“逼上了梁山”，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否则，家里的一群“小燕子”就会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父亲一动手，做出来的饭菜很香，我们兄弟姊妹吃起来觉得有滋有味，特别爱吃。
别看父亲不常做饭，但卤猪肉却是一绝。那些年，差不多每年家里都要喂养一两头猪，每到腊月天，就宰上一头。一头猪对于一家人，肯定是几天吃不完的，再说一年四季肚里没油水，还不得细水长流？这一来，父亲就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杀猪后不几天，妈妈就催着父亲卤猪肉。因为放得久了，肉便不新鲜。父亲不知是从哪里学得这绝活，卤猪肉很是在行。他把肉放在猪油里煎炼，涂抹上白酒和卤汁，肉皮焦黄焦黄的，又好看、又好吃。然后，把这些猪肉密封在放有猪油的坛坛罐罐里，直放到第二年六、七月份，吃起来仍然很新鲜。
10.打麦吆场歌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四五个年头里，那时农村还没有合作化，农民也都是个体单干。当然父亲也不例外。每逢农历六、七月间，总是事先选块平地，把地浇上水，待地快干时，用石磙套上牛，压硬压平，然后用平板锹铲去草秆、草根，扫去浮土垃圾，就成了光溜溜的场。麦子熟了，便开镰收割，用马莲绳或蒲草绳捆好，车拉人背，送到场上，堆成麦垛。剩下的便是选个最热的天气，把垛上的麦子拉下来，很均匀地摊在场上。然后，套上牛或驴拉的石磙，转着圈圈碾压麦穗脱粒，叫做打场。通常，父亲在前面赶一具，我在后面赶一具，为了解乏，他便拉着牛缰绳，吆起场歌，有时，我也跟着瞎哼哼。每年打场都是如此，久而久之，这些场歌调调，在我的脑海中有了印象和记忆，后来成为我创作歌曲时的音乐素材。
11.父亲急匆匆走了
1974年12月16日，天上飘着稀拉拉的雪花。早晨，家里来人告诉我，说“父亲完了”。我哪里会相信，因为头一天刚离开我家时，手里还提着我送给他的一瓶银川老白干呢。
尽管我不相信，父亲还是匆匆地走了。听我嫂子说，他老人家半夜里在炕上咳嗽了几声，就再也悄无声息了，还以为是他睡着了。
父亲走后的当天，我于悲痛中，为父亲写悼诗一首：
躬耕一生苦熬煎，黄土坷垃脚下绊。
栉风沐雨剜光阴，背着太阳田里干。
搬砖砌墙挑大梁，提耧下种为人先。
是非曲直有杆秤，正气长存天地间。
父亲走后的第三天，我们兄弟姊妹及亲朋好友，把他老人家安葬在贺兰山榆树沟的山坡上。记得当时曾有自治区歌舞团乐队的一些同志前去帮忙，冒着严冬的寒冷打坟坑，填坟土。在这里，我要向这些同志、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父亲的勤劳有股拼劲，父亲的吃苦有股韧性，父亲的心胸坦坦荡荡，父亲的做人堂堂正正，虽然走得急急匆匆，却给我留下了生命的永恒。
我的母亲
1.逃难至银川
我的母亲张秀英，生于1912年，卒于1985年2月10日晚8时25分（农历腊月二十一日），享年73岁，甘肃民勤人，汉族。1929年，适逢民庆连年天旱，衣食无着，逃难银川，时年17岁。时隔不久，遂与父亲成婚。住银川市郊区良田乡盈南村，现为森林公园对面，金凤区“湖畔嘉苑”处。
母亲一生克勤克俭，持家度日，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然而她的勤劳与善良，忍耐与宽容，对子女的疼爱，“抠”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扒”光阴的拼命劲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妈妈碾米磨面
在我出世不久，也就是三四岁的时候，那时我家住在贺兰县金积桥，妈妈三十五六岁，年轻力壮，虽不十分漂亮，但也五官端庄受人看。为了养家糊口，妈妈每月之内总要有二三次碾米磨面的营生必干。当时父亲给别人打工扛活，顾不上干家务活。为了这碾米磨面，妈妈常常起五更，睡半夜，做好准备工作。就说这磨面吧，先要把盛在囤子里的麦子舀到箩筐里，用湿抹布在箩筐里擦来擦去，除去麦粒上沾的灰尘和泥土，然后再晾干。晾干后上磨。磨是锻磨师傅用钢钎锻出的石头磨，上下两层。下层固定在底盘上，中间装一个圆形的木头桩。上层有漏麦粒的窟窿眼，还有穿绳撬棍的窟窿眼。磨面时，把棍撬在绳子上，或推或拉，磨就向前转。有钱人多用驴、骡、马拉磨，没钱人只好用人推。转上半个小时，便见妈妈大汗淋漓，头晕目眩。我那时还小，不懂事，高兴了就连蹦带跳地帮妈妈推上几圈，烦了，就一溜烟不见了。磨下来的带麸皮的面，再用箩筛过滤，把又白又细的面粉筛下来，优等面粉做面条吃，粗面蒸馒烙饼吃。有时我从外面耍回来，看见妈妈从头到脚满身皆白，简直成了“白毛仙姑”！我就在妈妈的身上左拍拍，右拍拍，上擦擦，下擦擦，帮妈妈恢复原样。
说起碾米，大体也是如此，只是程序稍稍简单了一些，不用干净水浸泡的抹布抹，但也要把夹杂在稻粒中的土坷垃、石头碴拣掉。用笨重的青石碾子碾上百十斤米，至少也得花上大半天时间。不论人推驴拉，都很费劲，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3.半夜起来捻臭虫
儿时，我们在金积桥村住着两间土房，土墙上是臭虫安家落户的好地方。据说臭虫特喜欢阴湿盐碱之气。我家离老湖滩不过百十米远，自然为阴湿之气笼罩。所以也就给臭虫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最佳生存环境。为了不让臭虫咬我们，妈妈常常半夜起来手持油灯，在炕上、墙上到处捻臭虫，尤其是每逢夏季，几乎夜夜如此。只见褐色的土墙上，到处是臭虫留下的痕迹，腥红斑斑，让人看起来毛骨悚然。那日月，臭虫是全家人生存的天敌，不消灭它，它就要咬你满身疙瘩，搅得你睡不成觉。妈妈把捻臭虫作为呵护子女的义务、事必躬亲，在那些年月，总是认真地去履行，去完成。
4.哭鼻子大合唱
在我童年记忆的碎片中，有一页是沾满眼泪的碎片。我家和叔叔家住对门，母亲爱哭鼻子，婶子也爱哭鼻子。她们的哭鼻子不像现今改革开放了的女人们那样，哭鼻子傻哭干号，像火车、汽车上的喇叭，只会直着叫、不会拐个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哭起鼻子来，那真叫学问。据说最初，她们还要跟长辈妇女投师学艺呢，每逢村上邻里有个丧嫁之举，母亲和婶子都是热心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赶去凑热闹。一帮老太婆凑在一起大放悲声，哭得老天都掉眼泪。她们此起彼伏的哭声，绝不像吹喇叭，而是有腔有调、委婉动听。当时没有录音机，要是能录下来，我想，那可真是大师级的悲剧音乐，用这哭鼻子大合唱来烘托悲剧气氛，那可是空前绝后了。那帮悲剧“女人”哭完一场之后，举办丧嫁的主人，感念她们酿造了这动人的悲剧气氛，便美美招待她们一顿美餐，以示谢忱。
我还常常听到母亲每逢心里不痛快之时，便捏着鼻子大放悲声，一边哭着，嘴里还不知编些啥词夹杂在里面唱着，我在一边偷偷听着，心里酸酸的，不由得抹眼泪。母亲的哭鼻子，在我看来的确是一绝。自打母亲辞世之后，再也听不到这悲天悯地歌唱般的哭鼻子了。
5.“咪咪子”二重奏
每逢阳春三月，冬去春来，大地返青。田野的草绿了，柳树杨树结上了像小枣一样的蛋蛋，挂上了花絮。母亲便折下一截柳条，做上几个“咪咪子”，随口吹了起来。吹得好听极了。对门的婶子也不示弱，也折上柳枝，做成“咪咪子”，吹了起来。她俩“一唱一和”，吹得声是声，调是调，板是板，眼是眼，真好像是“咪咪子”二重奏。她们吹得这“咪咪子”灵得很，有时竟能招来喜鹊叫、百灵唱、黄莺啼，鸟儿们在阳春三月的柳枝上跳来跳去，叫来叫去，像是要与土屋土窗飞出的“咪咪子”声音比赛似的。什么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我想其意境已让母亲、婶子吹得“咪咪子”，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逢农历五月，当青稞快要抽穗的时候，母亲、婶子也会采来青稞节做成“咪咪子”。那时又是一个吹“咪咪子”高潮。母亲和婶子又是一番呜啦哇啦的比赛。她俩用这种青稞“咪咪子”吹出来的调调更多、更委婉、更优美、更动听。更让人叫绝的是，她们一张嘴还可吹两支“咪咪子”。吹出来的调调，好像有和声的效果。她们一口气可吹上一半个小时。我那时还小，有时也学着她们做“咪咪子”吹，但吹出来的调调子与她俩相比，那可是天上地下，差得很远！别看母亲一个大字不识，吹起“咪咪子”来，却是很有灵性，能“绕梁三日有余音”哩！
6.吹“咪咪子”与吃“捻串子”
做青稞“咪咪子”的时候，正是青稞抽穗但又不完全成熟的时候。记得母亲那时一边忙里偷闲地吹“咪咪子”，一边把这半生不熟的青稞穗割上一些，放在大铁锅里炒。及至炒熟之后，青稞穗上的芒刺、青稞皮，大都脱落了。然后把它们再装在用驴毛、牛毛或麻线织成的口袋里，在地上摔拌，这样，青稞粒就与穗上的芒刺、外皮彻底脱落。母亲就把青稞粒放在石磨里磨，磨出来的“捻串子”，就像断断续续的细粉条一样，浇上胡麻油、撒上盐，再稍许放点儿醋，好吃极了。而且母亲还在一边吹着“咪咪子”，一边看着我们全家老小有滋有味地吃“捻串子”。此时此景，真有些农家乐融融的感觉，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自打合作化之后，我家的田归了大集体。集体的地上很少种青稞，即便是偶尔种上一些青稞，又不让割青，所以，母亲的“咪咪子”听不到了，母亲磨制调拌的“捻串子”也吃不到了。
7.没完没了的抬水
解放了，我家又从贺兰金积桥迁回盈南村，也就是现在的“湖畔嘉苑”那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从没有消闲的时候。一大早，妈妈便早早起来，准备好一只大木水桶，让我和她去到距家300多米处的一口水井去抬水。那是我六岁以后的事了。每当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妈妈便掀起我的被子，给我两巴掌，嘴里还说着：“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还不起来！”我赶快从睡梦中爬起来，急忙穿上衣服，跟着妈妈去抬水。抬水的时候，妈妈总是把水桶尽量靠近她那头，以便让我承担的重量轻一些。这种日复一日的抬水，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差不多到了小学毕业。因为此后我妹妹也都越来越大了，算是接了我肩上的班。那几年，没完没了的抬水，竟成了我每早必修的功课，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但是没办法，要吃饭就得抬水。
8.扒光阴，不消闲
母亲过日子，扒光阴，总有那么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除了家务劳动外，她还常到田间地头干活，没日没夜扒光阴，总也不消闲。可算得上里里外外一把手。每逢阳春三月，便带着我的姐姐妹妹去麦田薅草，为了不误农时，偶尔也雇几个短工帮忙。到了稻田薅草时，妈妈小脚穿个大雨鞋，亲自下稻田，和子女们一齐去薅草。在我们全家收割打场的时候，她总是把那咧开嘴巴的大白馒头、浓浓的酽茶送到田间、场上。有空的时候，便亲自下田割麦、割稻、抖场。为了给稻田施肥，妈妈还常常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带着我们去拔苦豆子。据说苦豆子撒在水稻田里，发酵以后，是上好的农家肥。妈妈一生就像那苦豆子一样，苦了自己，肥了庄稼。
9.妈妈浮肿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的生活景况也和全国其他一些省区的农户一样，跌入了低谷。国际上，反华势力甚嚣尘上，联合组成了反华大合唱；国内浮夸风愈演愈烈，欺上瞒下，谎报产量，加之天公不作美，气候出现异常现象。记得1960年的秋季，正当连片的玉米即将成熟的时候，一场持续了两个星期的绵绵阴雨，把到口的粮食泡汤了。这在我一生中再没遇到过。素以天下黄河富宁夏、年种年收而著称于世的塞上江南，在这个年头，也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那几年，大集体三顿三晌的稀糊糊喝得社员们实在抗不住，他们都在咬紧牙关度日，当然，我的母亲和父亲也不例外。集体的大锅饭吃不饱肚子，只好在家里另想办法开小灶，摘树叶、挖野菜、打沙蒿籽、拔沙葱，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母亲更是把这谋生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想方设法给我们改善伙食，为我们充饥，而她呢，总是看着我们一家老小吃，自己却骗着我们，说她吃饱了、吃好了，可到最后，就她一个人浮肿得最厉害。
10.妈妈的“抠”
我们有时也在背后抹眼泪，妈妈呀，你总是抠自己，不抠别人，看把你老人家抠成啥了？成了“肿胖子”。她不仅把嘴里的东西抠给我们吃，还抠出来偷偷送给外公、外婆吃。这种孝敬老人、抚爱子女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多么了不起啊！
人说儿孙满堂是福，其实娃娃多了是害。为了供养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她总是节衣缩食，抠自己，把抠出来的钱偷偷交给我们作学费，买书、买本子。凡属学习用品，妈妈从来不抠，不让我们为难。1964年9月，我考上了宁夏大学中文系，每到周末，妈妈总是望眼欲穿地盼着我回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把抠下来的一毛、两毛、三毛……悄悄积攒下来，藏在墙角里，炕洞里，衣角里，藏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等到我们需要时，她就悄悄拿了出来，悄悄地交给我们。没有母亲的抠自己，哪会有我们的今天。
11.蒜拌面和酸苦苦菜
妈妈一生在家里主要操持家务，做饭是她首当其冲的任务。所做的饭大都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好称道的。但唯有她老人家做的蒜拌面和酸苦苦菜，在我看来，堪称是绝活。
从1961年到1968年期间，我一直住校，所以除例行的寒暑假外，大都是每周星期天回一次家。回家后，妈妈总是用父亲和她亲手制成的卤猪肉切好后，炒成香酥酥的卤子，倒在一大碗揪面上，浇上用熟胡麻油、醋、盐等调好的蒜汁，吃起来有滋有味，好香好香！为了我喜欢吃的蒜拌面，妈妈每年总是不辞辛苦地喂上一两头猪，到了春节前就把它宰了，制成卤猪肉。
妈妈的另一绝活便是酸苦苦菜。每年开春以后，她便去挖些苦苦菜和辣辣缨掺在一起，用开水烫一下，放进坛子里，然后用煮大米的米汤把苦苦菜酸了起来，等过四五天后，这苦苦菜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味道异样，让人百吃不厌。家里常常把它作为米饭、黏粥的下饭菜。我们现在有时到一些高档饭馆里，也常常会点到苦苦菜，然而吃起来如同嚼柴，实在不爽口，而这却成为饭馆为消费者洗肠子、刮脂肪的一道凉菜。其实，比起妈妈做的苦苦菜，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自打母亲辞世之后，再也吃不到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特色小吃”了，然而那香味、那爽劲，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成为我人生味觉中最难以忘怀的亮丽风景。
12.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约在60年代初，当时记得《宁夏日报》载文，倡导农民开小片荒，利用田边地角，种瓜种豆，见缝插针，无形当中给了农民一点小小的自由。我母亲便又督促全家人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开了一些小片荒，种上麦子、蚕豆、姜豆、面瓜、茭瓜等。当时的这一政策，确也调动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对于缓解农民吃粮吃菜紧缺的矛盾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时隔不久，社会上刮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于是队里便借此大做文章，在农民身上“动刀子、捉虱子”。记得那年夏天，我家小片荒、田边地角的麦子抽穗齐刷刷，蚕豆也结得嘀里嘟噜的，收获在望。没想到一天中午，生产队的队长带着一帮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那些自留地、小片荒的“资本主义的苗”给砍倒了。那时，我正在银川一中上高中，回家后，看到此情此景，心想，再过个十天半月的，这些青苗成熟了，到那时生产队收割了，归于集体也好，哪怕是集体喂牲口也好，何必大动干戈，伤天害理，把它们活生生地“杀了头”，糟蹋了呢？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妈妈看着全家人辛辛苦苦种的苗，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不禁对着苍天大放悲声，哭了好一阵子。割“资本主义尾巴”，竟然割得让人失去理智，连一点儿人情味儿、人性味儿都没有。真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13.盘鬏头被“革了命”
1966年7月初，那时我刚从中卫柔远公社搞了三个月的社教运动回到家，一进门见到妈妈大吃一惊。原来妈妈往日那我们早已看惯的盘鬏头，被“造了反”“革了命”，当做“四旧”给破了。往日的盘鬏头成了短剪发，往日的小裹脚穿上了大宽鞋。再一看父亲，一直留的山羊胡，被刮得光溜溜，变成了“老小伙”。当时父亲已年近60了，再说，多少年来都留胡子，猛然一刮光，觉得别别扭扭不习惯。不禁使我想起了满清入关后，逼着汉人留辫子的情景。看到这些，觉得很好笑。据说，当时队里来了红卫兵，破“四旧”首先从胡子和盘鬏头上开刀，于是队里一批老爷子的胡子被“革了命”，老太太的头发被“破了旧”，一律成了“革命头”。
14.在病魔折磨的日子里
1980年初冬的一个夜里，母亲当时住在我歌舞团的家里，突然中风，患脑血栓而半身偏瘫。那时我经常送她老人家到医院看病。有时不能行走，需要背着或搀扶。为此，我曾多次搀扶着老人家到女厕所去大小便。后来，由于母亲腿脚行走不便，非要闹着回老家睡热炕。于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乡下，由兄嫂姐妹照顾。每逢周六、周天，我便回老家探视，给她买些吃的，送些穿的，帮她梳头，整理床铺，但最主要的是为她老人家烧热炕，因为她的麻木之腿特别需要温暖。
在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母亲住在乡下“熬病”时，我的嫂子确实费了很大心，出了很大力。嫂子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心底很善良。但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灾难却十分不公正地落在了她的身上。就在母亲逝世的前一个月，有一天，她在路过家门口不远的铁路时，不料被火车碰撞，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人常说，善有善报，不知善良的嫂子，她的善报在哪里？
在病魔折磨的5年日子里，妈妈很坚强，常常拄着拐杖，忍着疼痛，来回走动；还常常用能够活动的右手，挣扎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以尽量减轻子女们的负担。还把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看望她时，送去的糕点、饼干、糖果、饮料之类的东西悄悄地“抠”着藏了起来，待小孙孙们到乡下玩耍时，又悄悄地送给他们。她的心里总是想着儿女们、孙孙们，唯独没有她自己。
15.妈妈平静地走了
1985年2月10日晚8时25分，经过长达5年病魔折磨的妈妈，耗尽了人生最后的一丝丝气力，终于远离了死亡的恐怖，平静地走了。在妈妈咽气的时候，我正守护在她老人家身边。她似乎已清醒地料到，那个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就要到来，再三目视我，示意我离她远一点儿。妈妈生前常对我说，人死之前，会有一口浊气伤人。妈妈在临咽气的时刻，还那样不顾一切疼爱我，呵护我，深怕呼出的气伤了我。
妈妈咽气后，我万分悲痛。当晚，我在悲痛之余，为母亲赋诗一首，贴于家中墙上。诗曰：
乱世之年度银川，遥路跋涉弥始艰。
滴血渗入儿女心，养育大恩重如山。
鸟翔远林恋故枝，母子之情焉割断？
未尽孝道身先去，何日再见慈母颜？
母亲逝世的第二天，按照乡俗，我们兄弟姐妹在家院设了灵堂，正中悬挂着慈母像，周围摆满了祭奠花圈，请了两名吹鼓手，悲悲切切地吹了三天。与此同时，我又买了个新录音机，把吹鼓手吹下的调调录了下来，用两只大音箱扩放开去。吹鼓手停了，再用音箱放，方圆一二里路之内都能听得见。还请了银川北塔主持高僧清静法师，率领一帮弟子，为母亲亡灵超度了三天，腊月二十八日，把母亲的灵柩送往贺兰山榆树沟，与父亲灵柩合葬。
妈妈，苦命的妈妈，如今你已长眠地下，
再也不见往日的慈眉笑颜，青丝白发；
妈妈，坚强的妈妈，如今你已经走了，
抛下我们，留下了久久的思念，长长的牵挂。
永别了，妈妈。
安息吧，妈妈。
张弛
200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