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完善的赋税制度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速了“均田制”的崩溃。
租庸调制的出现表现了其进步性。并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使得农民生产时间有了比较的保证，同时赋役负担的相对减轻，使得许多荒地开垦出来，国家的赋税收入有了基本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
唐代初年，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唐太宗等君臣们经常以历史兴衰作为借鉴，注重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改革措施。其赋税方面主要有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等。
唐代均田制明确规定，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授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残疾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
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授永业田20亩，户分田30亩。工商业者、官户授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30亩，尼姑、女冠给田20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授田。
唐代均田制还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永业田100顷递降至5顷。职事官从一品至八九品，授永业田60顷递降至两顷。散官五品以上授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授永业田30顷递降至6顷。
此外，各级官僚和政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乡和卖充住宅、抵店的，并准许卖地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唐代在均田的基础上，制订了租庸调制。规定田有租，户有调，身有庸，外有杂役。
租制规定：每丁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租粟两石。此外对岭南等特殊地区实行轻税政策，岭南诸州纳米，上户纳米1.2石，次户8斗，下户6斗。
调制中的“调”调是户税，即户为征收对象与征收单位，以丁立户，以实物缴纳，也可以货币缴纳银14两。
调制规定：每丁每年纳绢或绫两丈，绵2两；不产绢绵的地方，交纳布2.5丈和麻2斤。
庸制规定：每丁每年需要为政府无偿地服徭役20天，闰年加两天；不服劳役的人，要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合绢3尺，谓之庸。
庸是应服役者而不去服役的一种折纳，不是一般的赋税，而是以交纳实物来代替劳役，故具有免役金的性质。如果国家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唐代除正役之外还有杂役。唐代基本的徭役负担，每年一丁相当于30天至50天。对于遭受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又有减免租庸调的规定。灾情在4成以上，免租；灾情在6成以上，免租调；灾情在7成以上，课役全免调的规定。唐代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时规定，经唐太宗整顿，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至唐玄宗开元年，一直未变。在这段日子里，经济逐步发展，户口也逐年增加，国家财政也有了结余，国库也充实起来，出现了唐初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租庸调制以外的杂税，主要则为“两税法”。780年，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建议实行两税法，为唐德宗所采纳。
“两税法”规定：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
实施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和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共3等9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779年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
“两税法”的征税原则是量出制入，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
“两税法”的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政府缴纳赋税。
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
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政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