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自1929年开始，到1933年春，已使美国的经济下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人们对未来、对美国社会丧失了希望和信心。胡佛政府一再预言危机即将过去，而现实是危机一步步加深。
胡佛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一贯反对行政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危机日益加深的压力下也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了。他照搬繁荣时期所谓“自上而下”的老套套，采取优先资助大公司、大银行、大农场主，紧急援救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富豪等措施来对付危机。结果，在生产过剩、产销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救活的大企业不多，而破产的小企业和小土地所有者却大量增加，排队等候慈善机关发放面包的失业者队伍越来越长。
政治上的动荡也加剧了，1929～1932年，大约共发生2700次罢工。胡佛政府对于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采取简单镇压的办法，特别是镇压20多万退伍老兵向华盛顿的“饥饿进军”，更使政府名声扫地。人们把一切破旧的东西，一律冠以“胡佛”这个别号。这时美国的法西斯组织乘机大肆活动，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于是社会动荡不安加剧。
政治领域内的危机也在日益加剧。1933年这一年就有117万工人罢工，在全美国都能听到饥民们示威游行的脚步声。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高的市府大楼。芝加哥市有5000名忍无可忍的教师闯进了市区银行。俄亥俄州的失业者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喊出了“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
经济大危机的又一政治后果是法西斯思潮的兴起。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率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法西斯团体。它们残杀进步工人、农民和黑人，给经济萧条的美国带来进一步的混乱。
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图为他与选民亲切握手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美国开始了第32届总统竞选活动。共和党仍推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从1932年7月2日始，罗斯福公开以“新政”作为竞选纲领，指责胡佛“粗暴的个人主义政策”，抨击金融巨头，表示要为“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谋求好处。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表示要用国家行政和经济力量，整顿经济混乱状况，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消费资金，克服经济危机。在全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罗斯福的纲领得到广泛的支持，加上他本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终于在竞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宣誓就职，他开始施用“新政”医治病情严重的美国资本主义。
1933年3月5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囤积黄金，违者重罚，由此拉开了“新政”的序幕。“新政”分为两个阶段：1933～1934年是第一阶段，重点在复兴救济；1935～1939年是第二阶段，重点在改革，即全面地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罗斯福在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方面，提出了有名的三R计划，即Rec0very（复兴）、Relief（救济）、Ref0rm（改革），对经济、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新政”从整顿财政金融入手。3月6日，罗斯福就职的第二天，就援引战时法令，下令银行“休假”，以刹住挤兑引起的倒闭风潮。3月9日，发布《银行紧急法令》，对所有银行进行逐个审查，淘汰了一部分经营不善和实力薄弱的中小银行，对大银行提供了35亿美元的巨额货款，以加强银行的经营能力。经过整顿，全国3/4的银行和交易所恢复营业，股票价格上涨，金融恐慌基本结束。为了整顿货币流通和防止黄金大量外流，罗斯福宣布禁止黄金出口，颁布《放弃金本位法令》，实行美元贬值，以加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改善美国的对外经济地位。
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兴办公共事业的举措，建立了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总共雇用了275万失业青年从事造林和水土保持等工作。5月12日，联邦紧急救济署成立。到1935年底，该署共拨款30多亿美元，帮助各州、市进行直接救济或以工代赈。6月25日，政府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该局在许多大型军事和民用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33年至1939年，美国70%的新校舍、65%的法院、市政厅和污物处理工厂、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都是它们帮助建成的。1935年8月14日，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险法》，规定实行老年和失业保险。
1933年5月12日，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并成立农业调整局，以控制基本农产品产量和生猪饲养头数，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到1935年，农业总收入比1932年增加50%以上。1933年6月6日，国会通过了《全国产业复兴法》，给垄断组织以各种优惠。罗斯福赞扬此法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最具深远意义的立法”。此外，政府还于1935～1938年间，先后通过了《联邦动力法》、《机动运载工具法》、《运输法》、《商船法》和《民用航空法》等法令，对动力、运输、商船和民用航空等部门的经营管理做了规定。
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在1935年6月16日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中加上了第7条第1款，即确定劳工的组织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取缔童工，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7月5日，国会又通过了《劳工关系法》，不仅重申了全国工业复兴中的劳资关系条款，又宣布资本家组织的工会不合法，从而保证了雇员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8年6月25日，罗斯福政府又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每小时40美分，最高工时每周40小时，加班工资加倍，禁止雇用童工的企业进行州际贸易等。
从1933年3月初罗斯福上台，到1939年共6年的新政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总共颁发了700多个法令，这些法令几乎涉及到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统计，在罗斯福新政任内所讲座的有关美国生活、社会和各种问题，比以前历届美国总统讲座的有关问题加在一起还要多。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从而使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作用，为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后盾。
1934年2月，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奈伊提出了一项调查军火工业的决议案。4月，这项提案被国会通过，组成了一个以奈伊为主席的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其成员多持孤立主义观点。该委员会经过广泛调查，提出了数千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露军火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订货中嫌得巨额利润。金融集团不仅直接贷款给协约国，还资助它们的军火工业，从而获得大量利润。报告的结论认为，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就是这些军火商、银行家搞的鬼。报告的重要部分被报界披露后，引起舆论大哗。虽然报告中的说法过于片面，但却起到了煽动的作用，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和反对战争的情绪。一时间，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普遍的和平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罗斯福竞选获胜担任美国总统后，在大刀阔斧实施“新政”、改造美国行将崩溃的经济的同时，面对孤立主义的阻力，尽其所能推行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但是，由于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致使孤立主义势力膨胀，他的要使美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首先是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流产，随后是罗斯福加入国际法庭的提议被否决。罗斯福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决定以内政为主走孤立主义外交之路。
1935年初，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加深和经济恐慌的缓解，以及奈伊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引人注目的调查活动。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倾向于持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防止卷入欧洲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向标榜的航海自由。2月，意大利发出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叫嚣。3月，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其军备的条款，日本这时则在加紧蚕食中国的华北。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国会从3月就开始讲座各种不同的中立法案。多数人主张制定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冻结货款和限制贸易的彻底中立法；主张集体安全体系的人则想制定一项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经过3个月的辩论、争执，美国国会终于于8月24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了《中立法》。8月31日，罗斯福总统勉强签署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完全反映了孤立主义者的主张，它规定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军需品名单和宣布实行禁运时间；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军火，旨在防止通过贸易渠道卷入战争或纠纷之中；法案还规定，如有必要，总统可宣布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美国公民。此外，确保对武器出口的控制，还建立了军火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
1936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的修正案，将《中立法》有效期延至1937年5月，增加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和对新加入战争的国家实施《中立法》的条款。另外，还授权总统决定外国的战争状态是否存在和是否实施《中立法》。
在新《中立法》下，美国战略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往意大利。
1936年5月，阿比西尼亚沦亡后，美国撤销了“道义禁运”，宣布对意大利的占领不予承认。
8月6日，西班牙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购买少量机枪弹药的请求，被美国政府婉言拒绝。
8月1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
9月30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呼吁民主国家制止德意的武装干涉，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美国政府仍坚持同英法同步行动，奉行“不干涉”政策。
1936年11月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便急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对西班牙冲突双方实行禁运。
1937年1月6日，国会几乎以全票通过了专门对西班牙的联合决议案，宣布禁止向西班牙交战双方供应武器。
5月1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第3个《中立法》，将禁运军火扩大到内战国家，并提出“现款自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