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1987～1988年，价格双轨制和经济双轨运行的特征和矛盾日益明显，反市场化的倾向日益强烈。解决以收入分配均平化为重要特点的深层障碍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本文以市场化、特别是以1年前提出的收入分配市场化为潜在主线，分析了深层障碍的形成机理，明确提出了克服这一深层障碍的政策主张。本文发表后，获得《中国经济问题》杂志“征文”奖，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月刊《新华文摘》(1988年第8期)予以全文转载，“深层障碍”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文中独到的观点和分析思路在我后来的调研与创作中又有新的发挥。
“原文编者按”作者说：改革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的阻力来自何处？表层现象的焦点是价格，深层障碍却是收入均平分配与市场化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激发出来的巨大逆向能量。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趋向越来越好的态势。但是，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也不容忽视。表现比较突出的是：①在经济效益状况不够理想，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增长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继续盲目增长，消费基金出现连续数年的膨胀。②在消费需求的超前增长中，集团性消费的增幅后来居上，绝对额直线上升。③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超发行、物价总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水平的上涨势头过猛，工资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往复推动日益公开化。④由通货膨胀和超分配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强制再分配，激化了各种经济利益矛盾，也使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要求得到补偿的呼声日高。这些情况表明，经过初战阶段，改革与导源于旧体制的深层障碍发生了正面冲突。恰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改革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的阻力来自何处？表层现象的焦点是价格，深层障碍却是收入均平分配与市场化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激发出来的巨大逆向能量。
一、均平至上的目标取向是传统
经济体制的重要成因作为改革的对象，传统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得到确立和不断强化，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外，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不清，不顾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条件约束，片面追求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升级改造，不断强化向更高阶段的超越过渡。由于主观设想与客观现实许可度之间的反差过大，这种目标的实际经济含义始终没有超出低水平均平分配的范围；受制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理想目标事实上成了尽可能均平分配的目标，并且事实上把均平分配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均平程度被当作公有制升级改造程度的主要标志。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后果都恰好以强化均平目标的地位为限。而这种小生产者的均平思想在我国素有传统。历史上，贫苦农民为摆脱封建政治压迫和超经济剥削，无不幻想“均贫富、等贵贱”的“太平天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直是农民革命政治纲领的核心。这种文化遗产同后来传入我国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互相渗透。各种各样的均平思想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构成了均平至上目标偏好的深刻思想基础。
均平目标至上的社会经济能量不可低估。强烈的均平意识使我国在否定旧剥削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不适当地确立了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取向和价值判断。经过多年的维护和宣扬，均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通过政策的、体制的途径，均平意识已经造就和培育起它的物质承担者，物化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作各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
均平目标偏好事实上否定了劳动者多劳多得的基本权利，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应得收入的行为合法化、凝固化。它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到处滋生起怠惰之风，而且导致了经济体制的集中化和行政等级化。
这是因为，均平偏好排斥竞争、风险和收入差别，保护落后，牺牲效率，使既得利益凝固化。因而，它与效率目标至上、拉开收入差别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是难以相容的。而在市场机制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可能构成为内生机制的场合，经济运行也就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自组织功能。那么，当均平分配目标无从自行实现时，由谁来主持“公平的分配”呢？只能是层层隶属的各级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主持者又只能采用行政手段和计划指令来调节。一方面，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均平目标，围绕均平目标运转成了政府机构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包揽一切的经济要求使政府机构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金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统配，劳动就业统一安置，劳动工资统一标准，都是均平目标偏好的必然结果和实现手段。层层隶属衍生层层依附，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化、行政等级化是均平目标偏好确立之后合乎逻辑的惟一选择。
如果以为传统体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果真保住了收入分配的公平，那就错了。收入均平分配仅仅是目标选择，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一回事。
从执行的结果看，在生产力水平，经济效率和可供分配的财富都很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各级政府从来就“包揽不了一切”，根本没有能力为每个劳动者提供相同的、均平的就业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且不说工农、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即使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被行政化体制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这些企业，有预算内与预算外，中央直属与地方所属，重点的与一般的，局级、处级与科级的等等一系列行政化区别。身处不同等级、种类的企业职工(含行政化的企业领导干部)被划入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通过比较收益，特别是比较无法直接用货币来评价的各种福利待遇，都可以获得准确的自我感受和彼此的认同感。有了等级，就有了行政界限和要素流动的屏障，同时，也诱发了劳动者改变社会地位、提高实际收入的非经济手段。可见，在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的“两个大锅饭”中包含着、凝固着由行政化和等级制造就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各种既得利益；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大一统的背后，是由非经济原因引起的实际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差别。经济差别始终存在，也并无趋于消失之势，只是被行政化、等级制扭曲了，改变了存在形式，而且是出现在不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形式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制不仅造成了有目共睹的低效率，而且造成了扭曲、僵化状态下的不平等。这是对追求均平目标偏好的极大讽刺，也是对超越生产力构造行政化体制模式的一种惩罚。
二、改革的深层障碍是均平化分配与
市场化分配的深刻矛盾针对旧体制的弊端，在前期改革中以放权让利为核心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分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放权让利的同时也没能及时促进目标偏好和分配机制的转变，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两种新情况。
1.传统分配体制经过放权让利松动以后，收入分配开始在浅层次和边际意义上出现了市场机制发生调节作用的“小气候”。但是，凡有市场机制起作用之处，都在目标偏好与运行方式上与原有格局发生了外在性冲突。主要表现是：①同一行为主体(企业及其职工)用双重手段追求双重目标。既要求行政化的均平分配继续保护其既得利益，又试图从市场化分配中得到不受行政干预的丰厚收入，在大锅饭之外“另开小灶”。②利用创收机会不均等，市场分配和行政分配都暂时没能覆盖的空隙，少数人获取畸高的经济收入。
2.更为重要的是，在没能同时促进目标转换和机制转换的场合，单方面放权让利，使过去由传统体制造就的多元化的集团权益公开化了。由企业、行业、阶层等多种组合形成的集团权益在传统体制松动以后，原有的依附关系开始解体，但追求收入均等的观念意识、目标偏好、创收手段没有改变。自主权与均平目标直接挂上了钩，在要求公平分配的旗帜下对国民收入展开了最大限度的“(市)场外拼抢”，收入分配失去了规范，导致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趋向。
(1)企业内部工资与利润之间失去制衡机制。企业本应具有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蜕变为企业职工收入最大化目标，导致收入分配中的大量泄漏和消费基金膨胀，企业行为短期化、积累后劲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膨胀仍旧是按照人人有份的均平化方式进行的。
(2)企业外部始终没能建立市场化的竞争压力。因为均平目标导向在新形势下总是诱使企业、职工向高收入标准看齐，而拒不接受市场机制对其应得收入所作出的评价。负盈不负亏，真负盈假负亏，得到的不能比别人少，失去的不能比别人多，已经成为现行企业职工的行为准则。
(3)宏观调控主体(政府)成了众矢之的。面对由企业、行业、阶层形成的权益集团之间无规则的自主较量，各级政府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必须出面协调。然而，这种行政协调已不同于旧体制下令行禁止的情况，干预效应被大大打了折扣。于是，为了摆平难以摆平的利益关系，各级政府纷纷陷入与权益集团无休止的场外谈判。“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分配刚性使政府补贴的包袱越背越重。而顾此失彼的场外谈判使各种利益矛盾很自然地沿着宏观直接干预所提供的纵向渠道，高度集中化、尖锐化，形成一系列微观矛盾的放大效应。
另外，在现有的生产资料财产关系条件下，企业和职工并不把生产资料财产的增殖、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构成的提高看作是自己的事，而是推给政府。企业和职工对生产资料财产的关心远不如对消费品分配权的关心，因为消费品最终是要通过工资性支出量化到每个职工的手中。这样，就出现了企业及其职工追求消费目标与各级政府追求积累目标的对立。两种追求互不相让，只能导致消费、投资双膨胀。可见，当均平目标偏好与多元化的集团权益携手并进，追逐消费品最大分配份额时，就构成了新形势下的反市场化倾向，收入攀比，消费、投资膨胀是这种倾向的必然结果。
至此，可以得到的进一步的看法是：
(1)凡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能在短期内建立起高度集权型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下所以很少有市场机制的生存空间，而改变这种体制之所以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一个根本原因是均平目标偏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迟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而，市场机制作为一种收入分配差别化、动态化的调节机制，很少有成为经济运行内生机制的社会经济环境，长期处于引而不入或边际徘徊状态。
(2)传统平均主义和行政等级制利益格局的继承性，多元化权益集团的攀比看齐，不过是在改革以来的新形势下再现了旧的心态，即社会财富的增长远不及财富的均平分配来得重要；只要可供分配的财富尽可能均平化，企业、行业、个人、阶层就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否则，便要产生内心的不安和愤懑。这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叶公好龙般的恐惧很值得深思。
(3)均平目标与集团权益挂钩不仅是双膨胀的深层原因，也是后续改革绕不过、抹不掉的深层障碍。目前的经济双轨运行为显示这种挂钩所具有的巨大逆向能量，提供了绝好的经济环境。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与改革都可能受到严重挫折。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虽有国情的不同、改革起点与起步时间的不同，但都相继在本文所说的深层障碍面前举步维艰，陷入了困境。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三、克服深层障碍的关键是完成目标
偏好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深层障碍，采取何种态度，事关后续改革目标模式和思路的基本选择。深化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但我们认为，中心一条是创造使市场机制成为经济运行内生机制的经济环境，根本改变在前期改革中市场机制引而不决、边际徘徊的状态。有了这一条，党的十三大所规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为此，后续改革中要正视改革的深层障碍，在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体系、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的同时，必须有意识地着力促成两个根本转变。
1.实行目标偏好的转变。具体说是均平至上的目标偏好必须坚决放弃，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效率至上的目标偏好。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至上目标是商品经济的目标，也是以拉开收入差别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效率至上，才可能有竞争、风险、自主选择和机会均等，才可能有市场机制的生存空间和作用环境。效率至上，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当收入均平与经济效率发生矛盾的场合，均平偏好必须让路。如果我们真心实意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不能惧怕与之俱来的收入分配的非均等化，就不能不重新估价市场机制的利弊。
迄今为止，市场机制虽然不是十分理想的机制，却是非常现实的机制，也是最富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机制，我们没有理由把这样的效率机制拒之门外。而要使之成为经济运行的内生机制，首先要摘去均平至上的“铁门闩”。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总量加速增长，也才能够在先富与后富的动态差别中保持雄厚的宏观调控实力和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放弃均平至上的目标偏好，不等于放弃均平目标本身，而只是使之不再是至高无上的。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目标单一化的愚蠢政策，相比之下，效率至上，兼顾其他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以，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理应成为我国发展与改革的长期国策。其中，对收入公平的兼顾方式也应与过去收入均等化政策有重大区别。它不再是把各种经济收入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个静止点上，而是合理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区间。区间的上限以规范化的累进所得税制度维持；区间的下限以规范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维持，区间之内按市场化原则运行。这种兼顾方式的变化，实质上是在人们最为敏感的收入分配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
2.实行广义价格的职能转变，目标偏好转变要与广义价格(商品价格、资金利率、劳动工资等等)的职能转变同步进行。
价格过去是围绕均平目标运转的，表现为行政干预的工具，并主要行使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价格水平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僵滞性。今后，价格的职能应当围绕经济效率目标运转，以动态的市场决定的价格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是价格本应具有的职能和形态。价格职能的这一转变，是重建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市场机制成为内生机制的重要标志。价格职能转变以后，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主要由规范化的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来调节，以实现兼顾社会公平的目标。随着目标偏好和价格职能的转变，劳动工资将与企业利润脱钩分流，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价格将与需求者价格互相制约，储蓄与投资、消费支出与消费物价将建立市场化的动态联系，经济运行将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
为促成以上两个根本转变，首先需要：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心理的转变，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方面对转变目标偏好提供重要保障。②以真正拉开收入差距为目标，调整宏观的收入分配政策，使先富与后富不具有主观随意性，确保那些最富于经济效率的个人、阶层和社会集团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先行富裕起来；对后富者的适当补偿要区别对待，不再一刀切。③放权让利不再以孤立、无规范进行，并且要以有利于转变机制为限。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