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一生从事绘画、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发掘、培养优秀的美术人才，为他们开辟道路，甘作人梯。
新中国诞生后，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为他实现美好心愿提供了广阔前景，真可谓如鱼得水。他身为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主席，事务繁忙，但他宁愿少作画，也要亲自讲课，甚至批改作业。
他的身影，活跃在美院讲坛上。他告诉学生们：“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艺术家，包括画家，首要的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人有人品，画有画品，而人无人格，则画也无画格。所以说，同学们有志于立画者，当首先应立人格。除了这些以外，便是坚实的绘画基础：这需要读书、行路、察民情、体万物、研究事物的奥妙细理。”
徐悲鸿在讲西洋画法的同时，仍竭力推崇民间艺术。他向同学们说：“不能忽视向民间艺人学习。对于出自历代民间艺人手笔的壁画、雕塑、金石镂刻、陶俑、瓷器、年画、剪纸等，都应认真学习。民间艺人在旧中国受尽歧视，如今恢复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地位，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艺术家。”
1951年春天，当徐悲鸿听到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他不顾高血压、肠胃病的折磨，毅然带着画夹来到工地现场，坚持和民工们生活在一起。
处于鲁南苏北交界的黄河支流，经常泛滥成灾，危害很大。为了根治这一大水患，使1500多万亩农田免受水灾，必须疏导沂河，引入沙河归海，另外开凿一条长达200公里的沂河灌溉良田，变水患为水利。
这是一项要动员近百万人民群众参与的极为艰巨的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中国山河的第一大工程。
徐悲鸿一来到工地，就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许多人久闻他的大名，纷纷来访。有人求画马，有人求画像，有人请他签名留念。徐悲鸿虽然很劳累，但总是有求必应，对于求画的，他总是痛快地满口答应，然后留下他们的名字，专门抽时间为他们作画。
在工地上写生很辛苦，常常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但为了把这些来自农村、勤劳朴实的民工形象收入画稿，血压有时高得惊人的徐悲鸿依旧只是顾着埋头作画。
陪着徐悲鸿来的美院青年教师梁玉龙经常劝他：“徐院长，您身体有病，不能和我们年轻人赛着干，您能来看看就再好不过了。”
徐悲鸿笑道：“现在，我不是什么院长，而是水利大军的十万分之一；在干活方面，我还是小学生呢！”
他提高嗓门说：“从前，我画过《愚公移山》画，而今天，当我看到眼前这些真正的愚公在移山造海时，觉得比传奇故事中说的愚公移山更感动人。一切有作为的艺术家都不应该失掉这个难得的创作机会。”
在一间透风漏雨的工棚里，徐悲鸿面前放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油灯，他在给妻子写信，描述自己受到感染的心情：
吾中国人民原有愚公移山之理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真的看到了。吾所身居其中的水利工地，论气魄，论场面，论其现实意义，都不是画面上的“愚公移山”所能比拟的，有如奇迹，令人难以想象。但非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能见到的！
吾热爱生活，热爱我们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到处热气腾腾，用龙腾虎跃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静文，请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吾的头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吾精神上的胜利完全可以战胜身体上的软弱。现在，吾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吾正在构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并为此抓紧时间写生。
徐悲鸿身背画夹，满身风尘，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整个工地。紧张的活动致使身体过分疲劳，他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工地，回到北京。
可是，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激励着他，第二天晚上便在画室里将油画布绷好，打算天亮后便开始创作大幅油画《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
这时，他感到头晕，身体有点不对劲。天快亮时，他觉得脑子里突然抽搐了几下，不知怎的，他连说话也困难了，四肢也不听使唤了。为了便于作画，他常一个人在画室里休息，现在画室里也只有他自己。他想喊妻子，可是舌头发硬，发不出声音。
每天徐悲鸿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但是今天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廖静文警觉了起来。她悄悄走进画室，走到丈夫床边，发现徐悲鸿眼睁睁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而且一动也不能动。她知道事情不妙，赶紧跑出画室，给中央医院挂了急诊电话。
一辆救护车，急速地驰过清晨寂静的街市，驶进中央人民医院。
医院马上行动起来，组成了以院长钟惠澜为首的医疗小组。经过紧张的诊断确定：徐悲鸿患的是脑出血。
周恩来得知徐悲鸿生病后，亲自指示院长钟惠澜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由院长钟惠澜任组长。医疗小组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徐悲鸿同志。
第二天，齐燕铭同志来到医院看望徐悲鸿，并将一束鲜花交给护士，说是周恩来送的。护士忙将鲜花插进花瓶，写了一张“周恩来赠”的字条，挂在花瓶口沿醒目的地方。
徐悲鸿慢慢睁开眼睛，凝视着那美丽的鲜花，嘴唇动了动，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鲜花上，眼眶里闪动着泪水。
一些日子后，经钟惠澜的同意，在不超过5分钟，不得和病人说话的规定下，郭沫若同志一次次带着总理对徐悲鸿的问候来看望。
一天，周恩来亲自来看望徐悲鸿。徐悲鸿要起身，想说话，周恩来忙用手止住他，只是用目光打量他，竟也不说一句话，可徐悲鸿却从这目光中感受到巨大的温暖。
徐悲鸿的病渐渐好转，他已经可以讲话了。一天，他对妻子说：“静文，请你去住院处问问，我住院治病以来花了多少钱？回头告诉我。”
“悲鸿，你是公费医疗，花多少也都是由国家给报销，用不着我们负担。”妻子回答。
徐悲鸿忙解释说：“虽然是国家报销，但我要知道国家这次究竟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我对新中国没有多少贡献，可得到的照顾却是这样丰厚！病好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来弥补国家为我的花费。静文，要不是病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徐悲鸿即使两条命，也早上西天了。”
从此之后，每逢月初，廖静文必到医院财会科走一趟，把上个月的费用抄下来交给丈夫。徐悲鸿在抄录这些数字时，常常感慨地说：“静文，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你记得吗？当初我在重庆住院时，由于交不起住院费，不得不搬出了医院。”
10月初，徐悲鸿能下地走动了，他急着要求出院，被钟惠澜批评了一顿。
11月中旬，徐悲鸿又一次提出了出院要求。钟惠澜说：“出院，我们经请示，可以同意，但你需要疗养，到疗养院去吧，并且以后没有医生的同意，你不能继续工作，画画也不成。作为大夫，我们必须对你的健康负责。”
徐悲鸿却很激动地说道：“从1917年到现在，我每天几乎在为之尽菲薄之力，如果不让我去教学生，不去接待有求于我的客人，特别是青年人，不去作画写字，我活着只是为吃饭、睡觉，就是能活100岁，形同朽木，又有什么意思？我想，活50岁和100岁，并没有多大区别，问题在为祖国、为民族作出多少贡献。活着，总是该多尽力的，我怎能搁下粉笔和画笔啊！”
终于，在徐悲鸿的要求下，11月30日，他出院了。
1953年的五一过后，徐悲鸿能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走动了。周围的人都为他高兴，徐悲鸿想的却是下一步的行动。
一天，他要妻子搀扶他到美术学院去。廖静文告诉他医生说过不能让他出门的，更不能去学院。
徐悲鸿立即扔掉拐棍说：“听大夫的话，我出得了医院吗？我徐悲鸿是从泥巴里滚出来的，长的是装山芋的肚皮，没那么娇气！”廖静文拗不过他，只得依从。
天一亮，徐悲鸿像惯常上班前一样，起得很早，吃过早点，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妻子，一步步挪动，很费力地走着。走一段，歇一会儿，路程不远，却走了近两个小时，快9时，他跨进了熟悉的中央美术学院大门。
老传达工首先看到徐悲鸿，他忙跑上前搀扶，徐悲鸿来到绘画系的一个班里，正在做作业的学生们一下子围上来鼓掌欢迎。
徐悲鸿手扶讲台，亲切地说：“我今天是来检查教学的，同学们把最近两周的素描作业放在课桌右角，我要一一检查。”
他拄着拐棍，从一个课桌挪到另一个课桌，拿起一幅幅素描，看着看着，他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最后，他回到讲坛上，拐棍捣得地板嘚嘚响，严厉地说：“千篇一律，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丝生活气息都没有，一点艺术特色也看不到，令人丧气，我们的风格哪里去了啊？”
廖静文看他激动的样子，赶忙上前去搀扶，他用力把她推开。并且让学生将几个授课的老师都叫了过来。
徐悲鸿看了他们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形式主义是泥坑，现在这种教学法，也是泥坑！无论如何，是不能用形式主义来教授我们新中国的学生的！你们看看，他们的素描画成什么样子。”
回到家里后，徐悲鸿感到疲乏极了，他躺下，片刻又艰难地爬起来，开始翻箱倒柜，在自己收集收藏的数千张世界各国美术图片中，用心挑选合适的，然后动笔写说明，指出其风格和优点缺点。
他想好了，要把这些放在学院展览橱窗里，供学生学习和批判，以求有所受益。他一天天地忙碌着，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把图片和说明文放进了学院的展览橱窗。
这时，徐悲鸿才放心地说：“我们当老师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再见到自己的学生，都要问心无愧了。”
看着徐悲鸿忙碌的样子，廖静文总是劝他休息，但是徐悲鸿总是坚持工作，最后廖静文说如果他再不休息她就要给总理打电话了。徐悲鸿赶忙制止廖静文，这才去休息。
事实上，徐悲鸿自己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日渐不好，他嘴上回避说这些，心里却很明白，他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关心学院的教学工作，也抓紧时间整理自己一生收藏的艺术品。
一个夜晚，他郑重其事地把廖静文叫到自己画室，指着自己抄写的艺术收藏品部分目录，叮嘱道：“静文，要是一旦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些收藏品献给国家，让它继续为祖国培养人才服务。这本是我当初收藏时的目的，用心你也是知道的……”
廖静文一时说不出话来，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劝徐悲鸿不要胡思乱想，注意休息，好好养病，身体会好的。
在徐悲鸿身体虚弱的时候，他依旧在坚持努力作画。其中一幅《鲁迅和瞿秋白》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为了这幅画，徐悲鸿多次对妻子说：“鲁迅先生和瞿秋白的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虽然都不在人间了，但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作为画家，我若是不能通过绘画把他俩的形象和友谊留在人间，我就食不甘味！怎奈手足不争气，拖到何年何时啊！”
妻子劝他不要着急，待身体好点再继续画。他感慨地说：“瞿秋白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文化运动，有两年时间。在那期间，瞿秋白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多次住在鲁迅家中避难，他俩一起写文章打击敌人。共同的愿望，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瞿秋白不幸被捕，慷慨就义，牺牲时才36岁。”
说到这里，徐悲鸿无比感慨：“鲁迅对瞿秋白的死，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1936年10月，鲁迅在病逝前夕，为亡友瞿秋白编辑了遗著《海上述林》。”
第二天晚上，徐悲鸿在灯下看着《海上述林》。廖静文把熬好的汤药端到他面前，催他快喝。他忙随手拿块镇纸压在书页上，两口喝完药水，一抹嘴唇，信心十足地说：“在我生前，一定要完成《鲁迅和瞿秋白》这幅表现珍贵友谊的画卷，这是我这个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事实上，徐悲鸿早为这事煞费苦心了。为了画好这幅油画，他访问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和胞弟周建人等。对于鲁迅和瞿秋白的衣着、身材、性格、生活习惯，以及两人在一起时的习惯动作、表情等，都分别作了详细的记录。
他于1951年4月下旬动笔作画，先后创作画稿达20张，仅头像就有10余张。最初的画稿，鲁迅坐着瞿秋白则站着。他在往画布上勾绘定稿时，把瞿秋白也画成坐着的了，有人问为何要作如此改动呢？
他解释说：“一开始打稿时，由于只是考虑到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所以画瞿秋白站着，后来再深入一想，那样考虑是片面的，鲁迅先生如果健在，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俩是战友，特别在思想方面，鲁迅受到瞿秋白的影响不算小，鲁迅本人也是很尊重瞿秋白的。”
到7月中旬，徐悲鸿便用炭笔把画稿勾到长1.49米，宽1.26米的油画布上。遗憾的是，徐悲鸿因突然患脑出血住进医院，这幅油画稿和其他未定稿的画幅一样，被耽搁了下来。现在这幅创作成了徐悲鸿思虑的一大问题。
徐悲鸿大病初愈，画大幅油画的气力不够，但他并没有因此放下画笔，在关心教学之余，他大画奔马。仿佛是他生活道路上最激烈的奔驰，生命最后时刻的冲刺！
徐悲鸿还从他画的《奔马》图中，先后挑选了6幅自己看了认为满意的，送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一幅《奔马》画上写着这样的题词：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满腔热情地写道：
5个月前，我就开始为你们画马，由于气力不够，不能使人满意；现在寄上我最近画的一幅奔马，自认为很不够好，但又怕你们久待，以后当陆续再画，挑挑好的寄给你们。
我再一次向你们说，我以能为你们服务而感到光荣。
徐悲鸿热爱战士，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全部倾注在笔端，特意为毛泽东精心画了一幅《奔马》图，并在上面题写诗句：
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寓意苦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下终于得到新生，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祖国前途无限光明。他还着意挥笔写了“祝毛泽东60岁寿：言论文章放之四海皆准，功勋伟业长与日月同光”的条幅，准备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亲手奉送给毛泽东。
1953年9月23日，徐悲鸿从早到晚开了一天会，听的是重要报告，报告人是周恩来。晚上，他参加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退到休息室，因脑溢血复发，晕倒在沙发上，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徐悲鸿一生节衣缩食收藏了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他去世后，按照他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收藏品，以及他的作品12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4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匾额。
徐悲鸿是中国杰出的画家，是中国美术史上造诣相当高的一位大师。他虽然只有58岁的人生，但他的业绩却名垂千古。
徐悲鸿的一生慷慨正义，为人忠厚，对事业执着追求，对祖国无限热爱。徐悲鸿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具有开拓性的杰出画家，也是一位为中国美术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美术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无论是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还是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徐悲鸿不畏反动派的诱逼，不为金钱所动，坚决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
在艺术教育事业中，他对培植人才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始终把培养后一代的任务放在首位。他发掘、培养了一批画家，对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一向慷慨解囊，我国当代许多著名画家都曾受到过他的培养和帮助。
徐悲鸿为我国的美术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悲鸿当年曾在一赠友人的条幅中写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也正是对他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
徐悲鸿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爱国爱民的一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写有“危亡之际”“痛感民族之不振”“忧心如焚”等词，发出他愤世嫉俗的慨叹。有不少作品的思想内容，相当深刻地表现出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感情。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杰出作品，为中国画的改革、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3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徐悲鸿先生对我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我国美术界设立了全国书画院系统最高美术奖项“徐悲鸿美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