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0月，高尔基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在这里，高尔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作为俄国的著名作家，在20世纪以来，高尔基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当高尔基到达那不勒斯的第一天晚上，他在去剧场看戏时，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尽管他到达剧场的时候，序曲已经开始，但他还是受到了注意。音乐立即停止，大厅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员们从幕后走了出来，观众也都纷纷起立，向高尔基欢呼：
“高尔基万岁！”
“俄国革命万岁！”
“打倒沙皇！”
与此同时，乐队演奏改为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的赞歌马赛曲，表示对高尔基的光临的欢迎，剧院经理献上了鲜花，整个剧院都在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三天以后，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为高尔基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高尔基非常感动，他在大会上致词：
意大利同志们！
虽然我不懂你们的语言，你们也不懂我的话，但我了解你们的夙愿和希望，你们也同样了解我的夙愿和希望。这一伟大而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我们友谊的保证。
你们的欢迎在我看来，并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我的祖国的欢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不配享受这样的荣誉。我把你们的欢迎看成是对正在争取自身解放的俄国和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欢迎。
一周的那不勒斯生活，高尔基是幸福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以发表文章、写信、打电报表示自己的喜悦。
高尔基，就像几十年前初到意大利的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一样，把意大利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
意大利是欧洲大陆一个最美丽的国家。假如我不是一个俄国人，那么我宁愿做一个意大利人。
高尔基一心渴望参加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美丽的那不勒斯城市，选择了幽静的喀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
11月，他完成了《母亲》第二部的创作。这后一部的故事讲述的是巴威尔在游行被抓后，他母亲的革命和对巴威尔的审判。
随后，高尔基迎来了他一生的重要时刻，那就是与伟人列宁的交往。
1907年4月，正在意大利旅行的高尔基接到了俄国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在4月30日到5月16日，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休息的时候，高尔基总是在教堂的院子里同一群布尔什维克工人谈话，询问他们以及工厂里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一个秃顶、矮胖，身材结实，讲话时喜欢咬着带喉音的“阿”字的人走到了高尔基的跟前。他握着高尔基的手，用他那特别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看着高尔基，热情地说：“欢迎你啊！高尔基同志。”这个人就是列宁。
虽然这已经是高尔基第二次见到列宁了，但由于上次他正在生病，没有与这位伟大的人详谈，所以这一次的交往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列宁对高尔基特别关心，他考虑到高尔基身体不好，便设法尽可能让他住得舒适些，安排他在伦敦市内的一家大旅馆居住。
后来，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列宁》里，专门描写了在这次会议中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见面的情景，当他与普列汉诺夫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当我被“引见”给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像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很敬仰您的才能……”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
当高尔基列宁见面的时候，他这样描写：
列宁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的惊人的眼睛，立即就谈到了《母亲》这本书。
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能赶写出来就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
最后他评价《母亲》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唯一的，然而对我却是极其珍贵的赞语。
接着，高尔基又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对比，普列汉诺夫留给他的印象是：
他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纽扣，像一个新教牧师。他坚信他的意见是不可辩驳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空气里播出流利又漂亮的语句。
而列宁留给高尔基的印象却是：
列宁匆匆登上了讲台，用喉声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整个形象——简直就像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似的天生不可少。
此外，高尔基还对比了工人们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评价。一个工人说，列宁最显著的特点，是“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另一个工人则说：“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是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在回忆录里，高尔基还说出了自己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对列宁有了一定的了解，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无产阶级唯一的伟大革命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不久，在巴黎一个学生住的公寓里，高尔基又拜见了列宁。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妮为他们一个递过一杯茶，走出了房间。
高尔基是来和列宁讨论组织一个新的出版机构的事的。因为当时的《知识》出版社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查封。
高尔基说：“这个机构要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文化人包容进去。最好是由伏洛夫斯基来负责国外的编辑工作。由达伊斯尼茨基负责组织工作，我们应当出一套关于西方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丛书，还可以有一些历史文明的书籍。这样可以供工人们学习……”
高尔基的话还没有说话，就被列宁打断了，他说：
“高尔基同志，我们必须估计到检查制度的限制和组织工作的困难。同志们的大多数都在为党的实际工作所拘束，他们没有时间来写。一本厚厚的书只有知识分子来读。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和小册子。我们要将报纸和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去。等到时机好转后，再设法成立出版机构。你以为如何？”
列宁停了停，接着又说：“1905年成立的俄国国会杜玛是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党，他们耻于为十月党人，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右倾的路……战争已经迫近，可能不只一次，是一连串的战争……”
他站了起来，作出他的特有的姿态。他的拇指放在大背心的腋下，在小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明亮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说：
“战争正在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腐烂的发酵的程度，我们即将见到整个欧洲的战争。无产阶级很难避免这场大屠杀，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呢？整个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他停住脚步，用鞋底摩擦着地板，忧郁地说：“无产阶级当然会大受苦难，它的命运暂时只有这样，但是它的敌人将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高尔基的面前，好像很惊异似的，用了很大力气，然而并不大声地说：
“你想一想，吃饱了的人硬要赶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
列宁有些激动，他坐下来，擦着额头上的汗，喝了几口茶，向高尔基询问在美国的情况。
高尔基说：“很艰难。社会革命党人知道了我旅行的目的。恰可夫斯基和特洛夫斯基在我还在芬兰的时候便来看我。他们提议捐款的征集不应为布尔什维克，而应为‘整个革命’。我拒绝了。于是他们派了勃莱希可夫斯卡娅到美国去，这样各自为政。显然，勃莱希可夫斯卡娅早为人所知，她的美国朋友曾广泛地宣传过她。沙皇政府的大使馆准备了一个话柄中伤我，致使我不得不从旅馆里搬出来，住进乡下一个朋友的家里，美国的同志们对在多次集会上捐得的款项处理得也颇‘随便’。整个地说来，我捐得的钱很少，美国之行简直是一个失败……”
高尔基简略地叙述着他在美国的遭遇，逗得列宁哈哈大笑。从列宁的笑声中，高尔基对列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对于巨大的社会悲剧的必然性看得如此清楚和感觉得如此深刻，同资本主义世界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人，居然在困难面前会大笑，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高尔基觉得，只有具有伟大、坚强而健康的心灵的人才能这样笑。
列宁笑着说：“啊！高尔基同志，简直没有想到，你还是一个幽默家……”
接着，他停止了笑，用柔和的语调严肃地说：“你能够用幽默去对付失败，这倒不错。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我喜欢幽默，但不善于幽默。生活中可笑的东西大概不比可悲的东西少，的确不少。”
两个人约定第二天再继续详谈，然而在当天晚上，高尔基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第二天，他不得不离开巴黎重新返回意大利的喀普里岛治疗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