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主简介”
咸丰帝（公元1831—1861），姓爱新觉罗，名奕。庙号文宗。道光帝（旻宁）第四子，生母孝全成皇后。1850年（道光三十年）二月即位。是年，湖南新宁地方爆发李沅发起义。次年一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从此，咸丰帝“遂无一日之安”。三月，他任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至湖南防堵，旋命入广西接办军务。而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湖北，进而攻克武昌、九江、安庆、南京、扬州，并出师北伐。由于他破例地令曾国藩等汉族官绅举办团练，并担负镇压太平军的指挥职责，始能最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6年9月起，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曾一度主战，但因兵败、大沽炮台失守等，他先后派大臣同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61年9月，病死于热河行宫，时年三十一岁，其皇长子载淳年仅五岁。
咸丰帝死得较早，在位时间不长，所颁布的皇家家训极为有限。但他所述的帝王之孝，应像周武王、周公那样，继承前辈遗志，祖述先人之事较为典型。
为孝应效法武王、周公
“原文”
咸丰十年二月丁酉，上御文华殿。直讲官肃顺、许乃普讲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讲毕，上宣御论曰：“孝也者，先王所为至德要道也。圣人之孝与常咸丰帝人异，天子之孝与庶人异。尽伦尽制，皆孝中之志与事，即皆前人之志与事也。《中庸》论武、周之达孝，而申之以善继志、善述事，诚以孝道至大。人子之心，在善窥乎天理人情之所同，因时起义，以求满其孝之本量而已。前人所有之志与事，固当敬承而勿替，即前人所未遑制作者，但使所志、所事，协天理，顺人情，清实录正不必前人所己为，而要皆前人所欲为。特时位不同，故前人未及为之，而有待于后人。是以论其迹，则今昔异宜，推其本则后先同揆也。武、周为人伦之至，故能善继善述，使孝之量充满而无遗，《经》所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其武、周达孝之谓乎！”
—节录自《清实录·文宗实录》
“译文”
咸丰十年（1860）二月丁酉日，咸丰皇帝亲到文华殿。直讲官肃顺、许乃普给他讲解《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一段。讲解完毕，咸丰皇帝便宣达他的论述：“孝这个东西，是前代先王视为最根本、最高级的道德标准和最主要的道理。圣人和一般人的孝道有所不同，天子的孝道与平民百姓的孝道也不一样。但是，力求做到伦常、礼制，这些都是孝道中的内容和事情，这也是前人所曾想做并已做过的事。
《中庸》论述周武王、周公具有天下最大的孝道时，曾阐述为很好地继承先人之志，好好地记述先人的事迹，这才是至大至上、真正的孝道！为人之子，其心思要善于深刻理解，天理和人情有共同之处，要根据不同的时代，去考虑以什么样的内容去充实当时的孝道，使之具有孝道本来具有的内涵。前人所有的志向和事迹，固然应当虔诚地继承下来而不可废弃，但前人所未曾来得及做到的，只要是所想、所做合乎天理，顺乎人情，那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所已做过的，而要紧的还在于去做前人想做而未曾做到的事。因为时间、地位不同，所以前人还未来得及做的，等待后人去完成它。由此而论，为孝之事迹，现在和过去不尽相同，但采其根本则后人、前人都遵循着同样的准则。周武王、周公是遵循人伦关系的最高典范，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做到继承前人之志，很好地记述前辈之业绩，从而使孝道的内涵充满而无所遗漏。经书上所说的通达于神明，光照于四海的人和事，大概就是指周武王、周公的孝道吧！”
“评析”
篇中指出为孝之道，因时、因人而有异。帝王之孝与庶民之孝就不尽相同。帝王之孝应该像周武王、周公那样，侧重于继承前辈遗志，祖述先人之事。只要做到这一点，才是最高级的孝道。言辞之中流露出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但为孝之道，取其大者，确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