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修业——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靠得住。进德，就是恪守孝悌仁义；修业，就是写诗词文章、写字。这两件事可以由自己作主，得到一尺这个一尺就是我的，得到一寸这个一寸也是我的，今天进了一分德就像积贮了一升谷一样，明天修了一份业又像积存一文钱一样。德和业一起增加，家中的财产也就越来越多。至于功名富贵，这都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一点都不能作主。
原文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之罪。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很想尽孝道，但是因为在外做官，无法天天在父母和祖父母面前侍奉。如果我能教各位弟弟在德行和学业上长进一分，则我的孝敬就有一分；如果能教各位弟弟长进十分，则我的孝敬就有十分；如果完全不能教弟弟们成名，那么我就是大不孝了……只希望诸位弟弟发奋立志，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争取在品德和学业上有所成就，以便弥补我的不孝之罪。
原文
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承祖宗的遗泽、祖父的教训，有幸得到功名，在家内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在外边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可谓万事顺遂，别无所求啦。我唯一的希望就在各位弟弟能够自强自立，齐心协力，如果真的这样，何愁美名不远扬？何愁家运不兴旺？我想给你们另外立一个课程，多讲一些规条，让你们遵照执行，又担心你们司空见惯后会产生厌烦心理；我想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又觉得这不是大哥的督责之道。因此，我往年常给你们规定课程，近来则只教导你们要有恒心。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你们每个月的功课都详细地告诉我，这样我心里就欣慰了。
“评析”
在信文中，曾国藩很是形象地阐述了“进德”的可贵。为人处世，修身养性，乃至成功立业莫不以德为旗帜，为人之价值的衡量标准。德高则威盛，威盛而以服众。德给于人的是形象、是声望。曾国藩在“德业”的进修上，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他一贯重视伦理道德修养，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是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有鉴于此，他便身体力行，以期以自己的道德言行改变风气。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八德”。
“勤”居“八德”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文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其次为“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骄奢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塞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继次为“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继次为“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复次为“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至次为“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言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道德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体现在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可以说，传统封建道德这两方面同时复杂地体现在曾氏身上。一方面，由于曾国藩对封建礼治的狂热追求，使他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具有舍身卫道的精神与咬牙励志的顽强毅力；另一方面，由于曾国藩对封建道德的执着虔诚、重视身心修养、讲求自我控制与意志锻炼，使之与晚清贪禄保位、卑污昏浊的上层权贵相比较，具有一些不同的精神素质。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沉湎“水陆珍馔”、“玉盘金杯”的宫廷生活时，曾国藩却以“战战兢兢，死而后已”，“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为心中的最高律令，未遑寝息地运筹帷幄，苦心经营，全力以赴地争取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的胜利。